倪光南往事回忆录

2018-06-14 09:12· 微信公众号:华商韬略  孔令娟 
   
“没做成事之前,可能都会被当成唐吉诃德。”倪光南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是一定可以的。”

  “为什么经历过失败、非议,还要坚持?”79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日前被媒体问道。

  “没去考虑这些事情,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去争取。1.0往往不太好用,那没人做就不去做了吗?也得做。1.0是一个过程,没有1.0哪有2.0?”

  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下海的科学家,倪光南大半生的心血都倾注在中国IT核心技术,尤其是芯片和操作系统上。全球化的市场浪潮里,他曾被定义为失败的一方,但如今再看陈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95年6月30日上午,联想集团六层会议室,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坐在第一排的两边。

  联想中层以上干部200多人都要参加会议,虽然他们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氛,但仍静待事情的发生,不敢妄议。

  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在随后的发言中声泪俱下,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则镇定自若,他说:“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大目标(科教兴国),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

  会议结束后,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地离开现场。十年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背道而驰。

  当年,中关村有“三个企业家找到三个科学家,成就三个知名企业”的经典故事:柳传志找到倪光南,开发联想式汉卡,成就了联想;张玉峰找到王选,开发方正激光照排系统,成就了方正;万润南找到了王辑志,开发四通打字机,成就了四通。

  在中科院计算所,与默默无闻的柳传志相比,倪光南是“明星科学家”。他参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并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

  《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中记述,柳传志1970年进计算所,老听人说倪光南聪明,记性特别好,于是假装对一个非常长的方程式不会,向倪光南请教,后者提笔就写了出来。倪光南1961年大学毕业,10年不用的方程式居然还能记得如此精确,这让柳传志钦佩不已。

  在70年代“五七干校”下放劳动时,两人在一班一个宿舍,倪光南发烧39度,照样坚持打场,不肯下来。这也给柳传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觉得倪光南和他一样,都是可以吃大苦的人。但最后横亘在他们面前恰恰就是各自的坚持。

  1984年,计算所发起成立了新技术发展公司,柳传志被选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这一年年末,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刚创办不久的公司被人骗了14万,而所里给的开办费一共才20万。冥思苦想后,三人模仿诸葛亮、周瑜、鲁肃,将各自的方案写在纸条上。三张纸条同时打开:“倪光南”“倪光南”,还是“倪光南”。

  倪光南心中也有一个科技产业兴国梦。1939年出生的他对“国弱被人欺”有着切肤之痛,“从小逃难的经历,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它让我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受人家的欺负。”

  1983年,倪光南毅然放弃了高薪留任加拿大工作的机会回国。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

  因此,当柳传志伸出橄榄枝后,倪光南没犹豫就接受了。他相信,柳传志能推广好他的科技成果。

  因为有一件事让他难忘:下放劳动时,一天晚上,柳传志讲《基度山恩仇记》电影,倪光南看过这部小说,但柳传志讲得绘声绘色,他依然听得津津有味。从此,他对柳传志的文学功底和表达能力佩服不已。

  倪光南接受邀请时提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研发上。

  倪光南将联想式汉卡技术带入公司,它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利润,并带动了包括微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最终联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

  倪光南亲自站柜台推销汉卡,了解用户需求。他还坐在负责接热线电话的工程师旁边,随时准备回答用户的提问。

  1988年,在联想汉卡站稳脚跟之后,倪光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微机上,他带领团队在香港研发成功了“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微机在国内推出。

  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分别于1988年和199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这十年,也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合作亲密无间的十年。截止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达到47.6亿元。

  不过当时汉卡已经江河日下,国外电脑品牌大举入侵中国市场,联想需要突破瓶颈,必须要寻找新的出路。

  此时,一个不害怕失败的科学家和一个需要谨慎行事的企业家发生了分歧。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从圆底到达圆顶,但却选择相反的路径进击。

  力主自主核心技术、想要抢占科技高点的倪光南要对标Intel,从设计入手作芯片。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资建立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的意向,中科院和电子工业部甚至承诺由联想牵头,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

  但在最后一刻,此前一直和倪光南步调一致的柳传志第一次说了“不”,他的理由是芯片项目投入和风险巨大,非联想的实力可支撑,倪光南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的路径是先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市场,再做技术开发。

  科学家比拼的是长板,优劣之分只在于能否取得成功,不在乎失败的次数;企业家还要顾及短板,因为一失足就可能成千古恨。

  也许二者结合才是从圆底到达圆顶的直径,但是两个都极度自信的人都不能说服对方,坚强固执又让他们更加水火不容,每次工作会议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倪光南还向中科院控告柳传志作风霸道、有严重的经济问题。

  1995年6月30日,中科院派出的工作组调查表示,没有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倪光南被解除职务,联想ASIC芯片和程控交换机等项目陆续中止。1996年一次会上,柳传志第一次把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变成了“贸工技”。

  媒体把“柳倪之争”称为“市场派”与“技术派”的一次决斗。在那个时代,不仅柳传志,联想其他董事和高层都在了他这边;不仅联想,彼时绝大多数企业家都选择了同样的方式去应对国际竞争;不仅企业家,是中科院这个政府单位选择了“联想路线”。

  中科院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所以,不仅倪光南,王辑志也被扫地出门,王选遭遇过“逼宫”。

  脱离了时代,用后世之明去要求前人是不公平的,中国的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在新时代背景下,尤其是“中兴事件”之后,新人还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日的联想和中国半导体产业又会如何?

  即使1999年被解聘,倪光南依然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

  很多人把倪光南看成是唐吉诃德,那他要搏斗的风车不止联想一个。

  倪光南刚被联想解聘,一个叫李德磊的人找上门来。后者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时与倪光南相识。“当时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说日立美国突然要停止外包给BBT(方舟科技前身)一切项目,然后问我该怎么办。”倪光南后来回忆。

  BBT是李德磊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他在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因此BBT承接日立芯片的外包业务。国内研发芯片领域一片空白之时,BBT却磨练了一支做CPU的技术队伍,中科院计算所博士刘强是主管研发的副总裁。

  这个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睛一亮,不谙世事的他以为看到了重启“中国芯”的希望,为李德磊找钱、找政府、找资源、找人,本人则未要一分一文一股。

  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尽管在技术上还不成熟,但作为第一款可以商品化的32位芯片,“方舟1号”一出生就备受瞩目。

  2001年7月,经过高级别的专家技术鉴定会,并由四部委联合召开了盛大的发布会,“方舟1号”被推上了技术神坛。此后,国家开始陆续投入资金支持方舟科技。

  为了配合内嵌方舟芯片的NC(互联网计算机)推广,北京市政府直接订购了几万台。他们还专门把各个行业领头人召集起来,“逼着”他们支持推广NC。

  国家层面,2002年10月实施的“缩小数字鸿沟—西部行动”,动员国务院众多部门、西部地方政府和科研单位,重点推广应用国产NC和内嵌的Linux软件产品。

  形势一片大好,但一个细节已经暴露出它的危机。倪光南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公司后,在“方舟一号”通过认证后不久就无奈退出。

  原因竟是李德磊把“宝”都压在政府采购上,拒绝为市场上的客户供货。而这些客户都是倪光南以个人信誉拉来的,他不得已离开了方舟。

  但在政府部门,方舟芯片同样遭遇了困境。因为服务器端被Wintel联盟把持,他们根本不支持Linux工具软件,这让用户叫苦不迭。另一方面,政府内推广也是困难重重。虽有大领导支持,但下边的人却想一步到位,“难得采购一次,还不赶紧买好的!”

  2003年年底,NC开始从政府采购中淡出,方舟芯片销售也大幅下滑。作为一个想着赚钱的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润自然就要退出。他开始宣扬芯片无市场论,同时放弃“方舟3号”的研发。

  伤心的刘强离职后,创建了北京君正集成电路公司。在《IT时代周刊》的调查中,许多方舟老员工称,倪光南和刘强都不过是李德磊用完即扔的棋子。

  “方舟3号”的夭折受到各方关注。李德磊表示“没钱研发是关键”,但方舟大厦却拔地而起,至今仍竖立在中关村软件园。

  倪光南为自己看错人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历经联想和方舟的挫折后,倪光南没有再加入一家公司,但一直致力于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

  在他看来,“中兴事件”的危机不仅在于供应链、核心技术上被对方钳制,更大的潜在风险在于网络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

  这些年,国内外血的教训不少。

  2010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遭到美国“震网”病毒攻击,1/5的离心机报废。只要目标计算机使用微软系统,“震网”无须通过互联网即可传播。

  2013年6月,斯诺登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要求谷歌、雅虎、微软、苹果等互联网公司的服务器直接接入NSA信息存储系统,监听、监控、监视全球,中国是重点对象。

  今年年初,Intel、AMD和ARM架构被发现,近20年发售的芯片存在“熔断””和“幽灵”两个安全漏洞,能够让黑客远程控制机器、盗取数据信息。它们几乎波及全球所有桌面系统、电脑、智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

  但刀不砍在身上,就不会感到肉疼。直到“中兴事件”,中国IT界才感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锥心之痛。“芯片事件给人的教育挺大,比我们讲一百遍都有用。”倪光南说。

  美国放宽了对中兴的制裁,也许一部人会抱有侥幸心理。但实际上,你家的钥匙还在人家手里。

  虽然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这些核心技术也过得很好,但中国是要崛起的大国,加上特殊国情,中美必然要在方方面面进行多番较量。

  “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术,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识产权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获得过,也就更不能设想美国会把这些技术“卖”给或“换”给中国。”

  所以20多年来,无论有多难,倪光南都坚持做自主研发。“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

  2013年,倪光南发起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希望统一标准,依靠应用商店模式构建一个软硬件生态系统。不过他也坦言,联盟的力量有限,“没资源,也没钱、没人、没权,没用,只能表达愿望,他更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重视和引导。”

  现在,从国家到企业终于都下决心要突破了。

  5月9日,年近耄耋的倪光南出席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并发表了《国之重器:自主知识产权才是核心竞争力》的主题演讲,国产软硬件已从“不可用”发展到“可用”,正在向“好用”推进。

  在《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往事》中,倪光南当年的助手梁宁写道: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唐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

  不过对于金钱和名利,倪光南从没放在心上的。他不谙世事,也不会为这些世事所累。

  当初联想的许多研发人员去了华为;方舟没了,但君正将国产CPU技术延续了下去。

  “没做成事之前,可能都会被当成唐吉诃德。”倪光南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是一定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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