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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年来,他见证了艾滋病的历史,成为黑暗中的一道光

又是何大一,率先揭开了这些药物失效的原因——HIV病毒在人体内繁殖扩张领地时总是改头换面,结构和功能不断发生变化,而所有药物都是针对其变异前的特性,对新病毒无法产生作用。
2018-08-05 11:15 · 微信公众号:华商韬略  王中美   
   

  1996年,美国《时代》周刊将华人何大一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并给予这样的评价:

  “有人制造新闻,有人创造历史,而当后世撰写这个时代的历史时,会把人类在对抗艾滋病之战中扭转乾坤的人,视作真正的英雄”。

  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登载了5位男同性恋者离奇的病例。

  第二年,这种怪病被命名为:艾滋病。

  那5位病患的病例报告,也成了世界上*次对艾滋病的权威记载。

  这5份病例中的4例,都有何大一的“贡献”。

  当时,何大一才29岁,还只是洛杉矶一家医学中心的见习医生。

  事情的发端是,他接待了一位因呼吸困难前来就诊的男同性恋病人。经过一系列检查后,何大一非常震惊——病人肺部发现卡氏肺囊虫(多见于免疫低下的儿童),脑部发现弓形虫(可使免疫力下降),肠道中出现大量巨细胞病毒(通常有免疫缺陷时出现)。

  这说明病人的免疫系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坏。

  作为医学博士后,他知道这种病例在医学史上并无记载。

  疑惑中,何大一按以往经验使用药物,但这位年轻人却不见好转,并很快陷入病危。

  此后的一段时间,类似的病人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何大一面前:原本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短短半年内虚弱、失明、腹泻、皮肤溃烂……在痛苦中死去。

  何大一意识到,医学界很有可能要迎来一场新的挑战——就在上一年,世界卫生组织刚刚宣布人类彻底战胜了千年之久的天花。

  医学上每一种新发现的未知疾病,都可能伴随着传染、致命的危险。艾滋病在感染初期,每个病毒一天内可以繁殖1亿6千万个新病毒,它们夜以继日地破坏免疫细胞。

  有医生会本能地远离危险,何大一的同事们也曾劝他远离这些“边缘人”。

  “也很害怕。但我天天问自己:这是什么病?从哪里来的?我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原本实习结束应回到麻省总医院研究疱疹病毒的何大一,选择留了下来。

  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一留,就是一生。

  不是每个人都有幸成为重大历史的见证者。

  何大一的“幸运”来自于他7年前的一次选择。

  祖籍江西的何大一在台湾出生,12岁随父母移民美国。1974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完成物理专业后,他出人意料地转行到医学领域。这不仅因为生物科学的日渐兴起引发了他的兴趣,更因为他想从幕后走到前台,做雪中送炭之人:

  “物理是个基础科学,而医学更实用。”

  在同学们的一片惊诧中,何大一考进了世界*医学院——哈佛医学院。后来有人评述,从此,硅谷少了一颗新星,医学界多了一个真正的天使。

  固执地留在洛杉矶医学中心后,何大一几乎不分昼夜地开始了病例的全面研究,并很快得出*个结论——这种特殊疾病由病毒引起,这意味着该病不容易治愈,并存在传染的可能。

  两年后,法国和美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分离出导致艾滋病的HIV病毒。医学界因此乐观地以为,艾滋病会在两年内被治愈。

  遗憾的是,此后针对这一病毒所研发的近百种药物,全都在短期内失效。

  又是何大一,率先揭开了这些药物失效的原因——HIV病毒在人体内繁殖扩张领地时总是改头换面,结构和功能不断发生变化,而所有药物都是针对其变异前的特性,对新病毒无法产生作用。

  一时间,艾滋病成了世界上最恐怖的绝症——发病后两年内死亡,致死率99%,而且在3-10余年的无症状潜伏期,随时会通过性接触、血液或母婴传染。

  仅发现初始病例后的数年间,艾滋病就发展成全球性疫情,到1996年,全世界因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640万,成为“20世纪超级瘟疫”。

  医学界束手无策;病人们前仆后继地被各种并发症折磨而死;何大一则带着团队,争分夺秒地实验攻关。

  1996年,孜孜不倦15年后,重磅消息传来:

  何大一团队的混合疗法获得成功,即同时使用3—4种抗艾药物,每一种药物在艾滋病毒繁殖周期的不同环节,分别发挥作用,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控制住病情。

  这种疗法类似于鸡尾酒的混合调配,何大一便将其命名为鸡尾酒疗法。

  消息一经公布,整个医学界为之轰动。人类被艾滋阴影笼罩了10余年后,终于看到了最灿烂的曙光。

  临床中验证,经过几星期治疗后,10名病人中有7人明显好转,持久低热和皮肤溃疡消失,精力也充沛起来,有的病人血液中甚至查不出艾滋病毒的踪迹。3年后,接受鸡尾酒疗法的病人仍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在普遍使用鸡尾酒疗法的国家,艾滋病人的死亡率下降到20%;只要治疗及时,病人“寿命与平常人相差无几”。

  美国篮球巨星埃尔文·约翰逊,1991年感染HIV病毒。在鸡尾酒疗法的帮助下,至今27年过去,59岁的他依然像正常人一样出现在各类活动中,并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

  在一次表彰杰出亚裔的颁奖典礼上,约翰逊亲自为何大一颁奖,表达救命之恩。

  美国媒体报道称:“站在一个篮球明星身边,何大一显然有些矮小。然而在科学的领域中,他却是当之无愧的巨人。”

  1996年,美国《时代》周刊因为这一贡献,将何大一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并给予这样的评价:

  “有人制造新闻,有人创造历史,而当后世撰写这个时代的历史时,会把人类在对抗艾滋病之战中扭转乾坤的人,视作真正的英雄”。

  这是该周刊自1967年后的30年里,首次给予医学科学家的殊荣。何大一也成了继邓小平之后,第二位获得年度风云人物的华人。

  1981年至今,艾滋病感染者已累计有7000万人,其中一半相继死去,存活的病人中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鸡尾酒疗法。

  这种疗法被公认为当前治疗艾滋病的最有效手段,但它并不*。核心弊端是:患者需要长年服药,不可间断,药物的毒副作用也会给患者带来不同影响。

  在发达国家,艾滋病人可以在30余种药物中对症选药,副作用较少。但在医疗水平有限的国家,病人因服用仿制药或替代药而产生较为严重的副作用,“有的病人在服用的头几个星期,会做非常逼真的噩梦;有的病人面部和手臂的脂肪组织会流失”。

  鸡尾酒疗法也不是艾滋病的终结者,“它只能基本控制,却不能完全治愈艾滋病;它仍无法帮助那些病情过于严重的病人完全康复”。长期服药者也仍要面对抗药性问题。

  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它更无法从源头上预防艾滋病的蔓延。近10年来,全世界每年新增HIV感染者不低于180万,高峰时达230万,相当于中国一个地级市人口。

  人类与疾病斗争数千年的经验证明,对抗传染病的最有效方法是提前预防,即研究出疫苗,注射一针,终生免疫。

  这也是何大一自鸡尾酒疗法后一直努力的目标。

  但如前所述,HIV病毒相当狡猾,繁殖过程一旦变异,他们研究的疫苗就又晚了一步,而HIV病毒的变异效率高得惊人。

  于是有人说,人类想战胜HIV病毒,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就放弃努力吗?

  在何大一看来,努力虽未必能成,但不努力一定不会成,“一定要觉得实际上是有合理的成功机会”。

  他把机会赌在了抗体上。

  通常,抗体是在疫苗的刺激下由免疫系统主动产生。没有疫苗,直接向人体提供抗体被医学界认为也是一种可行的方式。此前,美国就有一种口服药上市,但作用时效太短,必须日服一粒。显然,这种技术还需要突破。

  目标一旦确定就全力以赴是何大一的一贯风格。此后10余年间,他带领团队把全部精力聚焦到了新一代抗体开发上。

  2014年3月,何大一赌赢了,他们成功研发出新型抗体——GSK 744LA。经过在比人类药物代谢更快的猿猴体内实验,只要打上一针这种新型抗体,可以3个月不被HIV感染。如果人体试验成功,就可作为疫苗出现之前的有效过渡。

  虽然真正实效还要看第三期人体试验结果,但这一成绩已在医学界再次掀起波澜。

  艾滋病治疗专家罗伯特·格兰特视何大一为艾滋病预防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他感慨:“在我所知道的艾滋病预防研究中,这是最令人兴奋的消息。”

  人类与艾滋病对抗37年来,何大一一直是黑暗中的那束希望之光:

  世界上*个发现HIV病毒频繁变异;

  世界上*个把HIV病毒从精液里分离出来,证明艾滋病主要由性行为传播;

  世界上*个证明唾液不会传染艾滋病;

  世界上*个推翻艾滋病毒在潜伏期不会传染的错误结论;

  世界上*个在人体中发现一种可以控制病毒的小分子蛋白。

  为什么创造历史的偏偏是何大一?

  何大一的母亲曾向媒体这样回忆小时候的他:“小学时考99分就不高兴,回来把书包一丢就把门关起来,等一下就听见他在房间里啪啪啪地打自己。”

  1964年,父亲将全家接到美国,陌生的环境、语言差异、种族之分,让何大一难以适应,“我那时读小学6年级,在学校读书还不错,但到了美国以后,连简单的英语都不会讲,ABC都不懂。”

  仅半年后,曾骂他笨蛋的同学开始重新打量这个东方黄种人——短短几个月,他已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

  也是从那时起,日渐成熟的何大一开始感受到亚洲人在美国人眼中的地位落差。他提醒自己:“想要被美国人看得起,想要得到公平,只有一种途径,那就是加倍努力,做得更好。”

  此后,无论学习还是工作,何大一总是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时间。自30岁起,他每天都工作14小时以上。

  何大一也不放过可以证明自己的每一个机会。

  1990年,美国洛克菲勒艾伦·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筹建,目标是成为世界上*的艾滋病研究中心,基金捐助者选中了37岁的何大一作为负责人。

  很多人认为这会毁了何大一。因为他要面对的是一切从零开始:筹集资金、雇佣人员、完善设施、决定科研任务……繁杂的事务会把一个科学家拖垮。

  挑战总是和机会并存,相比困难,何大一更关注机会,“人生中可能会有一些机会让你承担的更多。恰当的机会来到身边的时候,要抓住它。”

  至今,持怀疑态度的人也没能看到何大一的笑话。

  艾伦·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实现了它的世界*目标,来自全球的100多名科研精英,在何大一的指挥下,向艾滋病发起一次次宣战,并不断向世界报告激动人心的战果。

  如今,66岁的何大一已两鬓斑白,每周工作时间仍超过80小时,其余能挤出的时间他或者出现在学术会议现场,或者出现在艾滋病重灾区。

  仅中国云南,过去几年间他就来过21次。

  如果何大一偶尔出现在家人聚会上,则往往意味他那段时间几乎没有睡眠。

  光环在身的何大一,早已不再需要通过拼命来证明自己,但他依然不断自我勉励:

  “越是被认可,越意味着责任”,只要艾滋病没被彻底打败,疫苗没被研发成功,他就不会放过自己,“哪怕艾滋病永远无法根治,我仍会为之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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