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季节没有春天，音乐有吗？
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算得上是娱乐圈的人。至少，是喜爱并关注娱乐的人。
除了娶名女人——女娲；发明创造“八卦”，结束人类“结绳纪事”的历史之外。他还是个优秀的音乐人：发明“瑟”、创作古曲《驾辨》。他惯常使用的乐器是一张有五十弦的琴，由于音调过于悲伤，黄帝将其琴断去一半，改为二十五弦。除了“伏羲”之外，尝百草的“神农”业余时间也是一位音乐人，创造了五弦琴……
我们祖先郑重的把“音乐”做为一种本领传给我们，传了五千年到了现如今，这天赋神授的东西作为一种产业却丝毫未见有兴旺之相。
“（中国）音乐产业一年的产值才两亿多，而且包括了音乐人除了演唱会外所有可能的获利渠道，比如唱片销量、网络下载、手机铃声业务，太少了，甚至不如一个餐饮品牌的产值。做音乐不如开饭馆，这就是我们的现状。而我们的近邻日本，2009年光唱片营业额就280亿人民币，著作权费用是140亿人民币，每年被记录的正版下载数是三亿六千万次。”有音乐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痛心疾首地说。
写这篇稿子前，笔者的妻子用了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在电脑上下载了谢天笑和汪峰的39首歌曲，没花一分钱。然后，找了一张一块一毛钱买的空白CD，将这些歌曲刻录下来。
做这些事时，没有人会感觉难堪或者羞愧，因为大家都这样。几亿人用这种“灰色”的方式，享受着音乐人呕心沥血、四处采风、艰难创作、死乞白赖求公司出版……甚至不惜嗑药自残求灵感、玩颓废、神经失常才鼓捣出来的“作品”。
目前谢天笑汪峰的正版CD价格是几十元。花一块一加一小时弄出来的“DIY唱片”，听起来，似乎并不比正版差。
网路上的下载，用自杀的歌手陈琳前夫沈永革的话说，只有极少部分能够返给音乐版权所有者：“中国移动目前是所谓在线商家里费用最高的，还是上市公司。在2009年的时候仅彩铃业务的盈利额就是200亿人民币。但音乐版权所有者的收益率不到1%。绝大多数音乐作品石沉大海，收不到钱。”
面对版权人的讨要，这些提供下载的商家总是能找到各种合理解释，比如某网站的理由就是：“我提供的只是一个搜索平台，网民搜索的结果跟我没有关系。”
那么，音乐产业到底怎么了？
当大家都对音乐产业的走向产生疑问时，目前中国唱片行业的格局，也正悄然经历着一次大范围的洗牌换牌。笔者的一位朋友，之前是国内某知名音乐公司的总经理，去年出来单干自立门户。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小姑娘，用了半小时时间，就说服某刚上市网站的总裁，拿到1000万的风投，创立了自己的厂牌。
和她创业差不多前后脚，另一家知名的跨国唱片公司，悄然易主。之前的老总不堪忍受沉重的经济压力，将公司大部分股权变卖给一家做手机游戏起家的公司。一位先前不是特别懂娱乐和唱片的手机游戏商，走马上任，成为坐拥多位艺人的“大娱乐家”……
一边是黯然离去，一边是雄心勃勃。
到底谁，对音乐产业走向的判断更准确些？
到底是那个浸淫唱片行业多年、经验丰富但最终忍痛割爱的前老总“高位抛盘”？还是那个靠无线增值发家，虽然“不懂”音乐但渠道畅通、擅长资本运作的现老总“借势抄底”？
和正在博弈中的房市一样，目前中国的唱片行业，最后的底牌或说*密码还没有掀开，鹿死谁手？或说谁将逐鹿中原？谁也说不好。
音乐札记之（1）
94年“新音乐的春天”不是传奇，是传销
说起内地的原创音乐，说起音乐的历史，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似乎更乐于提及1994年。每一次的“再回首”，我们似乎都不乐于深层次思考音乐颠沛流离之本源，反而大多选择用充满激情和感情的抒情文字，用意识流的手法，用造神的手段，和讲述1986年崔健首次的登场亮相一样，讲述1994年的魔岩，讲述那个“新音乐的春天。”
和大家集体无意识的合法非法下载歌曲一个样，对于中国短暂的音乐产业史，大家同样是集体无意识的在误解与扭曲。
如果到了2046年，我们的孙辈还用搜索引擎搜索音乐史，那么一定会看到这段被阉割和扭曲的历史。窦唯、张楚、何勇这所谓的“三杰”在他们眼中，一定是遥远的、面容模糊的历史人物。和陈胜吴广也差不多。
其实94年“新音乐春天”的真相，并非如此。
那些传奇般的历史和踊跃的群众发言，其实更多拜赐于我国台湾省一个叫做“张培仁”的策划与文案工作者。94年那会儿，中国唱片工业整体的市场化水平太过简陋粗糙，大家基本上脑海里没有成体系的唱片制造流程，别说吃猪肉了，就是猪怎么跑都很少有人见过。所以，这个叫张培仁的高级企宣，在无意间，替大家渲染和吹嘘出“一个*的年代”。
张培仁的文字功底实在太好了，对他来说，估计也就是几包香烟两瓶啤酒的功夫，一个鼓舞了一代小青年的“音乐春天”就在北京城到来了。“突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唐天宝年间的诗人岑参和诺查丹玛斯一样，准确预言了此景象。
这段被很多同时代人铭记不忘，并时不常拿出来聊以自慰的音乐往事，其实不是传奇，更像是一次成功的传销——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啊，北京小西天一个照相馆的胖老板，拿一个狭小陈旧不堪60平米的小店，成功借助首都之地利、杂志编辑之人和、连锁加盟刚兴起之天时，就飞快的在全国吸引了300家加盟店，赚得大笔金钱。那会，不管是照相馆还是唱片界，“来自台湾”都是一个读起来特别带劲的词汇，何况有多年包装经验和职业素养，后有财团（母公司滚石）支持、前有大把摇滚青年可用的张培仁。
魔岩中国火当时不酷不IN，谁酷谁IN呢？
这种迅速到来的“盛景”让每一个理性者起疑，以至于多年以后，窦唯都在怀疑自己这个昔日的老板是不是台湾派来的特务，带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和居心，把他们哥仨推向神坛——然后撒手不管，看着他们失去重心掉下来。
也许是当时的国人太淳朴的缘故，所以，商业与艺术、包装与草根、真实性情与职业训练的矛盾或者“祸根”，就在“春天”刚开始一切乍暖还寒时种植下来。
魔岩的昙花一现，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这些理念上的冲突其实是所有矛盾的根源，当滚石老板看着内地传回的业绩报表皱眉时，魔岩的签约歌手也在腹诽他们的老板：“丫是不是以为我们土鳖啥都不懂啊，为什么骗我们签如此利益不对等的经纪合约？”
直到2008年，何勇还坐在鼓楼东大街一家餐厅里，向人打听张培仁的消息，想通过这个号称“挣三年钱就再杀回来”但最终一去不回的前老板向滚石唱片要点钱：“这么多年了唱片一直卖着，彩铃什么的，一分钱没给过。”
之前一年，何勇总共只有三场演出。
再前一年，窦唯烧了《新京报》编辑的车。
与此同时，张培仁也在台湾涉嫌吸毒。
好像谁过的都很苦闷。
2010年，北京似乎没有春天。可1994年，有人就能生造出一个春天。
现在想想，94年与其说是“新音乐的春天”，毋宁说是“渴望新鲜的春天”。
音乐札记之（2）
崔健和他的山寨版“伍德斯托克”梦想
促成这次音乐回望，因为刚刚在西安落幕的一场大型拼盘演出。
同一时刻，两场风格迥异、意义也完全不同的音乐类演出拼合在一起，相得益彰。
一个是诺基亚耗资千万，为推广一种手机音乐下载服务“乐随享”而推出的“天下玩乐令”。另一个，是有着几年传统，月初刚在北京海淀公园举行随后就移师西安的“草莓音乐节”。
一个由商家主导，一个由所谓的音乐精神主导。
音乐界在“商业和艺术”矛盾争鸣十来年后，低调的奇异的麻木的下意识的合兵一处胜利会师。虽然，大家没明说要同心同德集体干点啥。
这其实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信号，当然，这样的信号放在现在的音乐圈，并不会引起多少人的关注。就如同现在的中国足球，你在场上真摔假摔真打假打，很多人已经不在意了。
要搁在思潮汹涌门派林立的当年，大唐芙蓉园是根本不可能在院子里同时搭起两块舞台的。还记得当年关于零点乐队是真摇滚还是伪摇滚的口水仗吗？那会儿，即使你有四个人，分班儿演主唱和乐手，即使旋律激越，即使穿皮夹克瘦腿裤，也不见得会被“摇滚主流”接纳为摇滚乐队。别说混圈了，连同一个舞台都不见得请你上。
而当年否定零点乐队的理由更是好笑，说他们唱片卖得太好，商业气息太浓，背离了摇滚精神。
真不知当年持此论调的人都是怎么想的，在他们的意识中，摇滚又该是什么精神呢？居无定所头发长时间不洗结成犀利哥那样的绺一天吃两馒头就点咸菜，用泡妞来发泄愤懑用砸吉他来表示不满，就是真摇滚了？
对于内地摇滚圈的种种怪现状，资深乐评人黄燎原曾有精准的评价，中国摇滚乐在中国的流行音乐里长期处于边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摇滚人过早贵族化，其实他们很多人还是很穷，但在精神上过早贵族化，使得他们有时候自甘和大众拉开距离，觉得他们就应该玩边缘音乐。这种倾向使得中国摇滚一直跟中国的前卫文化站在一条线上……
很长一段时间，音乐圈里很多人是羞于谈钱的，他们虽然敏锐而有才华，激情而不羁，但骨子里却抱持着一种古代士大夫们才有的迂腐与执拗，觉得钱会脏了他们的手，毁了他们毕生以求的音乐信念。
这种神奇的逻辑一度让摇滚人集体拧巴，他们的音乐才华本可以全亚洲*，但若非逼急了，很少有人会“放下身段”去写点唱点流行歌曲，“心甘情愿”接受商业化的包装。他们与现实社会抱持着审慎的距离，紧张的看着变化中的世界，口里念叨着“不是我不明白”归罪于“这世界变化快”。而且，即使啥都明白，碍于面儿碍于要演摇滚、演大师，所以也不会去做任何的改变。
比如崔健，做为“教父”级的英雄人物，这些年除了宣扬真唱运动外，其余时间就更多着力于实现一种虚妄的伍德斯托克梦想。
从贺兰山、丽江开始，人们总是陷入一种奇怪的悲悯气氛中：看！在雪山，在大漠，为了音乐和自由，依然能汇聚数万精兵！这些人每一次的啸聚，就给另一些人以希望，以为这困顿的一切都能改变。
但其实，被尊为“教父”的崔健，更多要做的，不是带着这数万铁杆四处颠沛流离，而是提出一套真正适合音乐发展的“政治方略与行动纲领”。只可惜，他很忙，也缺少这样的胸怀。在崔健错失了一些历史机遇后，接下来的各路诸侯，比如许巍、谢天笑，貌似给摇滚带来了一些新鲜的空气，貌似为商业和艺术的融合做了一些有益尝试，但毕竟，个体的力量，很难改变一个时代。
毕竟，“伍德斯托克”拯救不了任何人。
何况它被抄袭的那么“山寨”。
音乐札记之（3）
咪咕和迷糊的区别
如果说魔岩靠得是个人英雄，山寨版“伍德斯托克”靠得是理想主义，他们都没能拯救摇滚或说拯救中国音乐。
那么，谁来复兴，谁又来拯救？
有些人说，只能是商业资本。而且幻想，只有当商业资本大举进驻，音乐工业才能真正的发展——好吧，那我们来看看已经发生的“实例”：
中国移动——目前音乐行业*的买单和受益者。出于更大的商业目的或说野心，推出“咪咕”，企图实现对传统唱片行业的影响与控制，并最终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
仅一个刚刚落幕的“咪咕明星学院”选秀活动，就砸入了大笔资金，仅为冠军获得者提供的包装费，就高达500万。可这样的壮举，依然陷入一种不温不火，温水煮青蛙的状态。是人们已经像抛弃中国足球一样抛弃了音乐吗？似乎不是。
那导致音乐行业始终无法雄起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呢？
从这种角度看，诺基亚天下玩乐令的某些创意，其实就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比如，4月份开始，明星们的四处采风。
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二十多所城市，希望通过民间采风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对中国丰富的音乐形式产生兴趣，借而引起重视。在和网友充分互动之后，诺基亚做为饶有兴趣参加音乐改良的商家，安排众歌手与这些城市中*代表性的民间音乐，比如兰州鼓子，杭州的越剧，成都的古琴，北京的京剧，还有新疆的维吾尔族音乐，宁夏回族的花儿，云南彝（咦）族的山歌等等尝试交流与融合，而这些体现着中国多民族性的音乐也让那些习惯了跑场子的明星们感到非常新鲜和激动。
比如张震岳，他在新疆吐鲁番维吾尔族采风的时候说：“其实你们不需要安排翻译，我们之间只要有音乐我们就可以顺畅交流了。”这句话很有代表性，这些明星多次碰到方言不通的情况，但是他们都能通过音乐来而其乐融融……
可是，这些有想法的创意和有意思的探索，却总是要湮没在速食文化的大餐中。很少有媒体去深层次关注这些现象，并将这些现象通过自己的梳理告诉普罗大众。他们更多乐于把这些事看成是商家的事，是商家在买手机，而非商家在关注于音乐本身。
谁说搞彩铃、卖手机的，就不能参与到音乐行业的重塑与拯救了？当艺术家们缺乏政治头脑和行动纲领，缺乏整体有效的推进执行，难以对行业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时，那些搞彩铃卖手机做媒体的进来折腾又怎么了？
目前音乐行业问题的关键不是谁来搞，而是如何让音乐人不再麻木，让普罗大众如何更好的知晓与参与。
无论是咪咕变得迷糊，还是天下玩乐令人们以为只是在玩。这些尴尬的成因其实最多的来自音乐行业整体的旧有模式和惯性思维。
笔者亲历过一些唱片界的元老逐渐变成遗老的过程。
他们原来都是割据一方的诸侯，原来都是一些有雄心有实力也有想法的人，但，某些行业的惯性思维逐渐捆绑腐蚀着他们的手脚和头脑，某些行业内的习惯与所谓规则把很多原本有创意的事愣是污蔑成“离经叛道”。
他们一成不变的想法做法甚至于姿势让大众开始审美疲劳，认为音乐行业无非就是那几个形态那几种玩闹，就连很多音乐行业的人，也认为，这个行业所谓发展，也不过就是从年产值两亿变成年产值十亿而已。
我们总是习惯了被逼到无路可退才发出呐喊和反抗。
就像“出唱片”这个行为，由主流演变成“非主流”的过程。
以前，唱片公司很多的利润来源缘自为旗下歌手出唱片。可遭遇网络下载冲击时，很少有唱片公司在之前很久就敏感和预警，意识到这是必将改变他们生存命脉的事，大家只是习惯了抱怨与哀号，而很少有人清醒的有计划的接受并尝试介入这一“新病毒”当中，让“病毒”为其所用。
数年后，中移动在这方面的产值每年200个亿。
所有唱片公司加起来的产值是2个亿。
中国唱片业，其实还到不了“创新”这个水准，往往跟上节奏都很难。
现在，出唱片已经跟印海报一样，成为一种象征性的东西。大家已经明白靠买唱片根本挣不到任何钱，于是纷纷向失业者一般着急忙慌的四处出击寻觅生路，很少有业内人从危机开始前就思考：除了专注于生产水平外，产生价值的手段，可否再多一些？
音乐可产生价值的手段本就该是多元的，我们不能一直延续从伏羲神农开始的音乐习惯，伏羲之所以是伏羲，因为他除了懂开天辟地之外，还琢磨如何结网而渔。而神农的特质，是敢于尝试，是百草甚至于食毒药。与这些先人相比，我们这些后代的作为又在哪里？
版权，演出，专辑，已成唱片业传统收入的三大领域，而数字，无线领域的收入最近几年也已成为主流，目前的状态是，在现有和新生的几块领域，大家争执不休抢夺不止，很少有人去琢磨新的生产方式，音乐营销、娱乐营销、整合营销，其实也应该成为音乐产业起死回生的重要推动力。
作为音乐人，看到诺基亚中移动这些搞彩铃卖手机的进入这个行业，不应该将其视为对手和危机，也不要总去想“妥协”“堕落”这些哲学化的字眼，因为很多事，你不做、你不愿做、你想不到做，就没资格抱怨别人做。
诺基亚中移动这些商家给了音乐资源和资金，但是音乐给了他们什么呢？
如果不能更好地革命性的发动群众，不能真正的回报客户，也许音乐，真的将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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