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言网内斗始末：理念不合运营困难 创始人出走

　　2009年，《卫报》、《美国读者文摘》等海外媒体的版权代理，逐步成为译言一项比较稳定的收入。具体操作是，在译言上单独开设一个栏目，帮助《卫报》运营中文内容。据此，译言每个月可以从《卫报》拿到3万元的运营费用。

　　另一块业务则是给网易这样的国内媒体推送一些优质的海外译文，首发是在译言。“同时，网易也会推过来一些比较紧急的任务，要求限时翻译。”赵嘉敏说。但这块业务却是陈昊芝看不上眼的一个方向，“这些东西很难长期持续。本来是要惠及很多人，现在却变成一个劳务性质的公司，差距太大。而且稿费对个人而言还好，对企业来说很少靠稿费活着，这不是很高的溢价。因为百分之六七十都要给个人，没有多少能剩下给企业。”

　　分歧产生了。

　　到2009年年中，矛盾终于摆上台面，也逐渐聚焦到陈、赵两个人身上。陈昊芝说，“译言的流量下降、译文量下降、用户量下降，时政类文章增多，译言成了愤青聚集地。”他表示，70%的股东对译言的运营状况不满意，“互联网公司从指标上出现问题，就是意识出现问题了；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倒退的时候，其实就离死不远了。而且译言共有16个人，把2/3的人调去做外包，给潘石屹翻译一本书；做宗教网站，挣四万块，离互联网的理想越来越远。”

　　但赵嘉敏却坚持，实际上译言的状况正在变得越来越好，“两大项目每月有6万元左右的收入，到七八月份每个月的支出在8万元左右，这样净支出只有2万元。”

　　就在这个时候，赵嘉敏被要求做付费阅读，“有些内容限制权限，只有付费才能看到。”而赵认为条件不太成熟，所以给每位股东提了一个报告，罗列了包括版权风险在内等问题，“好像陈昊芝也给股东提了一个报告，后来听一个中间股东说，除了在付费阅读上，你们两人的方案没什么差别。”但是赵嘉敏的报告“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应”，回应他的是陈昊芝提出的一个让他无法接受的方案。

　　“当时我的方案是，公司出30万元，我带两三个人在公司内部组成一个团队，还是尝试做互联网方向的事情，比如用户贡献内容、审核、内容转售这一系列事情。赵嘉敏还是公司总经理，大的方向不变，不影响你的现状。”陈昊芝说。

　　赵嘉敏却不这么理解，他认为这是要把公司“一劈为二”，而且是“把一个蚂蚁一分为二”。他说，当时的分工是，“我带着人做社区和内容，陈昊芝去做商业和付费阅读的项目。”而他极力反对“分家”的另一个原因是，“译言之前有过这样的问题，运营权并不是很集中，不知道该听谁的。2009年股东会定了两个目标，还提出运营权集中，当时就集中到我的手上。所以我认为不能开倒车，应该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如果你坚持这样，我就把运营权交给你。”用陈昊芝的话说，“嘉敏怒了”。在这种情况下，赵嘉敏要求开董事会现场投票是否同意这个方案。

　　陈昊芝劝导赵嘉敏，“你要相信我，既然我能够提出这个方案，就一定能取得股东会的支持。”他觉得赵嘉敏没有想明白一件事，“既然当时我能让70%的股东支持你做总经理，我照样能让70%的股东支持现在的方案。”他认为赵把一个可以商量的事情变成了要求所有人投票的事情，“结果自然是他输了。”

　　这也是让赵嘉敏困惑不已的地方，美国的两个创始人之前反对商业化，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着急商业化，表示支持陈昊芝的想法。赵嘉敏后来反思，跟另外两个创始人的分歧，是距离产生的沟通障碍。插一句，张雷和赵嘉敏是大学同班同学。

　　尽管股东会上仍然确定赵嘉敏是总经理，但因为不能接受陈昊芝提出的方案，赵嘉敏主动交出运营权，去主管《卫报》项目、跟《连线》杂志的合作，还有一个海外版权的合作项目。“等半年的合作期快到的时候，嘉敏同志跟《卫报》说，‘我要自己单做，你把项目给我。’对方很意外地跟张雷说，你们内部出现问题了？”说完，陈昊芝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赵嘉敏没有证实这个事情，他抱怨道，“2009年10月份的时候陈昊芝找我谈话，外媒版权不要我碰了，其他事情也都不要我做了。指责我把译言运营得一团糟，至于怎么糟也说不出来。他要求运营《卫报》中文网站项目如果不提价3倍的话就不做了，就算这个项目提价3倍后也不让我做了。”赵嘉敏认为，这样一来自己没有了做事的空间，“很明显是在赶人了”。11月初，赵嘉敏离开译言。中旬，译言跟《卫报》的合作期满，没有续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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