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陈志武：限制权力才能缩小收入差距

　　二次分配治标不治本

　　网易财经：关于收入分配改革，在官方和学界有一些矛盾的焦点，一个焦点就是说，到底是先改革一次分配还是先改革二次分配？有的人可能就认为一次分配完就交给市场，但是有的专家可能就认为，政府就应该从一次分配就开始入手调控，您认为呢？

　　陈志武：改变收入分配结构，重点还是在一次分配，而不是二次分配。二次分配只有懒人的社会才会去重点去做，重点去关注的。因为我们在“计划经济的时候，也是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二次分配，而不是在一次分配上。一次分配说起来太笼统了。所以要我看的话，从根本上还是要通过改变权力所控制的资源的广度和范围，首先要改变权力所控制的资源的范围和所控制资源的深度，第二就是对权力进行制约。只有通过做到这两点，才可能改变中国现在主要是依赖权力关系来配置收入机会，配置资源的这样一个现实，只有通过这种改革，可以从根本上治本。

　　如果在源头上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可以更长远的把目前越来越恶化的收入分配结构给它扭转，如果只强调二次分配，到最后不仅仅把整个社会财富创造的动力给它抹杀掉，而且会造成治标的结果，而不能够从根本上治本。

　　网易财经：从源头上入手是不是还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这个问题是不是更为复杂？

　　陈志武：我以前也写过一些文章，做过一些研究，通过这些研究告诉我，你要从源头上改变低收入群体的局面，让他们的收入增加的话，农村的土地私有化是必须要做的一种改革。

　　为了从源头上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土地私有化，土地能够自由流转，可以带来非常多的连锁的反应，可以把整个城市和农村的低收入阶层的局面，整个的可以改善。

　　网易财经：土地私有化的改革影响城镇低收入居民的逻辑是什么？

　　陈志武：这个逻辑主要是这样：你看现在很多农民必须通过背井离乡，到广东和其他地方去打工，去做底线的工人。因为他们在本村、本镇、本乡的收入机会几乎是没有，就只有低收入的选择。这样一来的话，因为这么多的农民工，一个月1000块钱，或者1000多块钱都愿意去卖苦力，这样的话让城镇，或者城市里面的低收入阶层的人就没办法去跟他们竞争。因为农民工愿意1000多块钱左右就可以去卖苦力，那城镇的那个低收入阶层，那也只能够，每个月就只能够得到1000多块钱、2000块钱左右的收入。如果农民工在本村、本镇的收入机会可以有很大的改善的话，那么农民工即使是到城市里面找制造业的工作的时候，有可能每个月也要求有三、四千块钱的收入，这样一来的话，反过来让城镇居民的低收入阶层的这些人，他们可以要求的四、五千块钱一个月的这个工资，也会被雇主们接受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从农村土地私有化、土地自由流转来作为起点作为改革的话，肯定会带动整个社会低收入阶层的机会和他们的选择空间，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对整个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产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这才是真正的，我觉得是治本的策略，而不是像很多的其他的，尤其是左派的学者强调的，要二次分配，二次分配，二次分配做来做去只是治标，但是没有办法治本的。

　　网易财经：这个是源头的问题。

　　陈志武：对。

　　网易财经：另外一个矛盾就是个人和企业之间的矛盾，如果说让企业都给大家提高工资，提高社保缴纳量，那企业的利润肯定也会受到一定的挤压，这也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陈志武：这个矛盾，我觉得通过控制税收的失控的增长，来多少解决一些。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只要政府征税很多，同时政府征收到的财政税收又不花在民生上，结果把工人的方方面面的生活安排、生活保障这些负担、这些任务都推到企业层面，这样的话让企业在赚钱的空间方面，一方面它们交了很多的税，另一方面又要继续承担员工的方方面面的生老病残的负担，这样的话会使得企业经营的压力大大增加。

　　再一个，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真正的逼着雇主、逼着企业的老板去改善工人的待遇的办法，最根本的还是要让这些农民工和其他的工人有更多的选择，包括他在本村、本乡的选择，如果这些其他的选择更多的话，那么企业的老板们就不得不通过提高给工人的待遇，然后才可以留住这些工人，所以又回到刚才我们讲到的源头上怎么样解决工人的待遇，工人的收入的问题。

　　让权力走开并不容易

　　网易财经：您觉得这次的收入分配改革有没有可能摆脱权力的束缚？

　　陈志武：我看不出来。因为除非是像温家宝总理说到的那样，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然后通过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各个专业委员会等等，通过公开的听政等等这样一些方式，对权力进行根本性的制约，同时减少政府对于各行各业的管制的要求，审批的要求，除非是能够通过政治改革做到这些，对权力的方方面面的制约。

　　网易财经：我们假设这次中央是真的下了很大的决心，您认为这个收入分配改革应该先走向公平，还是应该先走向效率？

　　陈志武：所以要改变收入差距，没有别的办法，*步要做的就是对权力进行制约，然后让权力所能够涉及到的领域尽可能地减少，所以一个是减税，再一个对剩下的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对土地的制度从现在的所谓的集体所有、国家所有，转变到真正的私有。如果这些改革不能发生的话，我觉得现在的收入，改变收入分配结构的这些愿望，这些口号，这些呼吁，最后是一场空谈，而不会成为现实的。

　　网易财经：虽然您对这次的收入分配改革不是特别乐观，我们看到中央这次是主动的把经济增速从8%调到了7.5%，这个放缓的过程会不会也是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一次契机呢？

　　陈志武：可能不是这样子吧？因为按照一般的常理，如果经济增长更快，那么收入分配改革和其他这些改革的空间应该是更大一些。当经济增长更慢了以后，比如说收入分配改革就要求企业在利润上要受到更多的挤压，然后财政部的财政税收方面，本来因为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财政税收的增长的空间比以前可能要更小一些，那么这个时候要政府减少收入，以这个来支持收入分配的结构的调整的话，财政部和相关部门，尤其地方政府会更不愿意的，这个阻力会更大的。所以我觉得从一般的常理来看的话，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以后，收入分配改革还有其他的改革可能会面对的阻力更大。

　　网易财经：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大家对资源的争夺会更加厉害？

　　陈志武：是。当然这个并不是说这个我不支持这个，这个收入分配改革的这些愿望和这个政策意向，我只是说这些意愿的表达都非常好，但是我们也这么多年下来，也看到了，意愿的表达是一回事，实际的现实他们能不能做到、会不会真的有动力去做，那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就像1995年到现在，一直在说要增加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的分量，减少整个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度，结果我们实际上回过头来看看，从1995年到现在，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仅没有上升，反而从原来的45%左右继续下降到现在的35%这样的水平，从这个里面我们就看到，如果一些基础性的制度改革，不管是收入分配还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等等，这些政策愿望都不太会实现的。

　　网易财经：我们反过来看，收入分配在经济转型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陈志武：应该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说，当政治稳定了，收入分配的结构调整是必须做的，否则的话我觉得未来10年，中国社会动荡的压力会直线上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问题不再只是一个经济的问题，而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政治挑战。但是就像我刚才说到的，要改变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如果不从权力过分的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如果不改变权力过多渗透到那么多的领域，权力失控的局面如果不改变的话，最后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只会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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