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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世安:完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推进新常态下金融改革

2015-06-13 09:40 · 投资界     
   
6月13日,由成都市金融办、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主办的 “创新与资本高峰论坛暨2015成都经济证券化提升行动计划启动仪式”在成都举行。在“宏观解析:加快推进适应新常态的金融改革”环节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世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世安:完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推进新常态下金融改革

  6月13日,由成都市金融办、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主办的“创新与资本高峰论坛暨2015成都经济证券化提升行动计划启动仪式”在成都举行。在“宏观解析:完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 推进新常态下金融改革”环节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世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以下是具体内容:

  尊敬的唐市长,朱市长,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感谢成都市人民政府的邀请来参加创新与资本高峰论坛暨2015成都经济证券化提升行动计划。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是我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中高端发展的新引擎。

  本次论坛围绕经济新常态下创新与资本的作用进行广泛和深入的研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我就如何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进一步服务经济新常态的问题谈几点想法。

  第一,经济新常态离不开金融新常态的有力支持。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宏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全球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依然存在着结构不合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经济发展的产业环境、人口结构、资源条件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经济运行已正式告别高速增长的旧模式,迈向结构调整、创新驱动的新常态。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经济新常态下新型产业,中小微创新创业企业是实体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代表着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根据统计,2015年第一季度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比工业平均增长高出5%,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产业都增长了50%以上,快递业务量增长47%,一批新产业、新业态、新主体正在加快孕育,新动力在加快成长,推动宏观经济向中高端迈进。但是这类企业主要依靠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普遍存在着初期投入多、盈利周期长、经营风险高、投资风险大等特点,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传统金融模式很难有效满足其融资的需求。相比之下,资本市场的资金来源和投资风险相对分散,天然具有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定价市场化、服务多层次的特征,可以有效对接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多样化投融资需求。

  以美国为例,近三十年来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市场为全球计算机、通信、互联网和生物技术四大产业提供了大量低廉、便捷、多样的金融服务支持,催生出一大批以IBM、微软、苹果、谷歌等为代表的科技产业巨人。因此,在结构调整、创新驱动的经济新常态下,单纯依靠大规模信贷扩张刺激经济发展的旧模式已经难以维继,迫切需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构建能够满足新经济、新型产业企业和科技创新企业融资需求的金融新常态。

  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尽管绝对规模已经位于全球首列,但是同我国庞大的实体经济相比,以及新兴产业巨大的融资需求相比,相对规模必然偏小。从存量里看,截止到今年5月底沪深两家交易所股票总市值已经达到60万亿,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但直接融资规模比重仅达到46%,远远低于同时期境外主要经济体70%的平均水平。再以证券化率为例,2014我国证券化率是50%左右,而同期美国是160%,印度为168%,新加坡为256%。从增量来看,2014年我国直接融资达到2.8万亿人民币,其中股票融资为4350亿元,也位于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直接融资占整个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仅仅17%,股票融资比重更低,仅有2.7%。而且我国股票市场20多年来股票融资总额也只有6.2万亿人民币,远远比不上2014年一年人民币贷款增加额9.8万亿的规模。可见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新常态下新经济发展的空间依然巨大。

  二,我国资本市场目前还存在诸多不足,与金融新常态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行政管制过多,市场化程度不高。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初期,政府发挥了主导型作用,推动市场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但是随着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资本市场急需回归至市场规律起主导作用的发展路径,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动员作用和配置功能。过去较长一段时间,我国资本市场一直处于从属与补充地位,主要用于筹集零散资金,帮助国企脱贫解困,服务国家产业政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只发挥了基础性作用。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才明确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起决定性作用,要求对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职能。

  第二,市场成本依旧过高,运行效率较低。核准制发行下企业等待上市时间过长,股票发行市场化程度比较低,大量企业排队上市,可预期性也比较差,而在境外注册制发行制度下,企业发出申请到正式挂牌上市短则三个月,长则一年之内,时间短,可预见性也比较长,这个问题在中国注册制正式推出后有望解决。此外,中国企业上市税负负担也过于承担,当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处于竞争性领域利润微薄、税基大、纳税多,与税收挂钩的附加费进一步加重了企业负担,2014年2600多家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2.6万亿,同比利润增加6%,但是各项税费总额却达到2.5万亿人民币,同比增加幅度更高,7%,增速远远高于盈利。如果剔除金融类公司,上市企业净利润仅为1.2万亿元,同比下降1%,税费达到1.7万亿,同比增加了4%,税费总额与增速都明显高于盈利的增速。第三是股票市场波动性比较大,稳定性不足,成熟资本市场中股票上涨年数大多超过股票下跌年数,以美国为例,过去60年上涨年数超过下跌的2倍,呈现明显的牛长熊短的格局。我国股市上涨13年,下跌18年,大致是相当的。但是2001年下来,上涨5年,下跌8年。重要原因是市场缺乏一定规模的长期资金,我国股市整个市场大起大落波动性大、稳定性差。2014年上海机构投资持股比重只有10%,而美国投资者机构投资持股在60%以上,近期中国开户数大两增加,突破2亿户,这些投资者绝大部分是风险意识小的散户,导致投资结构进一步失衡。

  第四,市场法制意识比较薄弱,证券违法违规现象也时有发生。我国资本市场仍然处于新兴加转轨时期,社会法制意识比较薄弱,监管执法容易受到干扰,问责不及时,违法违规成本过低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目前资本市场法律法规超过1200多件,问责条款也有200多条,但文化是刑事责任,还是行政、民事、经济责任,2/3的条款都没有启动过,这其中既有立法上的问题,也有执法体系不适应,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等问题。尽管监管机构花大力气执行相关法律,但违规成本偏低,机制的不适应问题仍然困扰着市场执法和监管。

  三,打破制约市场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和政策性的束缚,完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构造金融新常态。

  未来中国资本市场要承担起支持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任还必须健全和完善市场生态环境。第一,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定位,划清政府监管职责与行政权力边界,建立政府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按照清单内容履行职责,放松行政管制、简政放权,着力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推进市场改革创新,努力提高市场化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要加快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丰富交易所市场层次,建立和完善以信息披露的注册制,强化市场内部约束机制,推动发行人、投资机构各类市场主体归类尽责,实现卖者有责,买者自负,通过上市准入条件的多样化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战略新兴产业的覆盖面和包容度。

  第三,要放开投资者准入的限制,完善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加快推动养老金、住房公积金等长期资金入市,加快修订相关管理条例,扫除各类长期资金无法入市的体制性制度性障碍,吸引长期资金投资绩优蓝筹股、高等级债权,积极完善长期资金入市的相关税收政策,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改变相关政策规定,允许商业银行进入交易市场,并进一步放松交易限制。

  各位来宾,我国正步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需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精神,用大智慧、花大力气,用创新带动发展,资本市场应不断完善机制、引领创新,推动金融市场大改革、大发展,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发挥更好的直接融资和资产配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