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10年，他都在为20平米的房租而发愁，他的10个亿到底从哪里来的？

　　他曾倒腾过礼品，接过广告，在城里只能勉强糊口，后来偶然试水农村，一举找到了感觉，靠刷墙搞出10亿的大生意，他就是村村乐的创始人胡伟。

　　1995年9月，又是一个开学季。这一年，19岁的胡伟考入吉林工大计算机系。上大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对于驻马店胡庄来说，依旧是天大的事。村长算是村里文化最高的，也不过初中刚刚毕业，胡伟可是村里建国以来考上的头一个大学生。

　　为此，村里连续放了2个星期的电影，胡伟家里的流水席更是开了一个月。临行前，一位老大娘特意大清早就给胡伟包了一盘肉馅的饺子，“将来让大伙过上好日子就指望你这个娃娃了！”是啊，村里太穷了，都解放46年了，绝大多数乡亲还住在茅草屋里。

　　要说，胡伟也确实争气。大学四年，他就回过胡庄两次，整个寒暑假，他不是泡在逸夫图书馆琢磨数据库结构，就是在清湖边上晨读。4年下来，胡伟已经成了一个计算机高手。

　　1999年大学毕业，他顺利进入北京联想总部。本以为可以大展宏图，却想没有想到联想业务已经非常成熟，光员工就有一万多，胡伟只是其中一枚小小螺丝钉，“想要晋升，要么外派，要么只能苦等机会。”

　　更要命的是北京居住成本太高，虽说联想收入还不错，但一扣掉住房、交通两项支出，基本就所剩无几。胡伟是个孝子，总寻思给父母寄个千八百的。为此，他在痛苦中煎熬了两年。到了2001年，胡伟终于忍受不住了，一咬牙辞了职。

　　不过，北京创业也不容易。此后8年，他先后倒腾过礼品，搞过国际贸易，最后靠开一家叫做友好在线的广告公司勉强糊口，但是依旧是居无定所，办公室也总搬来搬去，“付20平米的房租都困难。”

　　直到2009年，国家推出家电下乡政策。当胡伟听说中影集团每个月要在全国64万个行政村播放一部露天电影时，他觉得机会来了，“农村我熟悉啊！”于是果断拿下项目的广告播放权，“在电影播放前，插播一个5分钟的广告。”

　　当然，广告没有卖出去多少。那一年，胡伟*的收获，就是走遍了全国5000多个村子，包括贵州毕节、四川凉山等偏远落后地区。彼时智能手机还只是城里人的专利，农村并没什么娱乐项目，所以一听说村里要放电影，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涌了过来。

　　不过，来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村里的青壮年全进城市打工去了。”胡伟不由得想起了余光中老先生的那首乡愁。

　　是的，农民工人在外面打工，动辄两三年回不了家，能不想家吗?但是，如同自己老家胡庄的那些父老亲村，不是不想回，而是山高路远，路费太贵啊！

　　“有没有可能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让农村不再是信息孤岛？”胡伟发现中间有商机。很快，他想到了当时红极一时的人人网，“输入就读的小学、初中，马上匹配大量的校友，一不小心就能找到失散多年的小学同学。”

　　“就做个村友录！”

　　于是，2010年10月，胡伟照猫画虎做了一个村村乐网站。他根据农村人的特点，开辟了养猪、种植、相亲、寻人等6大栏目，当然也可以交友、晒照片、写日志、发布供求信息。

　　不过，老太老太太并不领情。你想啊，农村什么事情都慢三拍，再说人家都七老八十，哪里懂什么上网，而且费劲巴拉在网上发个帖，还不如在村头喊一嗓子来得快。

　　直到2010年春节，胡伟回到老家，看到胡庄的网吧热闹非凡，他才知道找错了对象，“必须找外出打工的，只有他们，才是成熟的网民！”

　　于是，胡伟决定采用积分的奖励方式，拉拢返乡的小年轻到“村村乐”去注册，“活跃的会员可以申请当网络村官，也就是村村乐的站长。”

　　别说，很多小年轻还真愿意当官，一个春节下来，胡伟发展了周围十几个村庄的站长。春节过后，渐渐地就有村民在网站上分享猪怎么养、玉米怎么种，此后交友的、婚恋的、寻人的帖子也上来了。

　　半年后，村村乐席卷整个河南农村，开始向山东，山西、山西一带蔓延，会员突破20万。

　　2011年3月，一名90多岁台湾老兵抱着试试的心态，在村村乐上寻找他在大陆的弟弟，结果一个多月后奇迹般地找到了。

　　当年7月，一则“大葱五毛一斤无人问津，新野菜农含泪求助”的微信刷爆河南南阳的朋友圈，南阳站长陈振彬听闻此消息，立马把消息连夜挂到村村乐，结果正好洛阳一家公司要用大葱做促销，于是500斤大葱就此搞定。

　　这给了胡伟一个启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于是，他开始推出一村一品计划，“站长在当地寻找特色农产品，教农民包装，设计品牌，然后在网上售卖。”

　　福建连城*个找到胡伟，“连城红心地瓜干丰收，但以往10块一斤，如今跌到四五块钱一斤，都没人来买。”

　　胡伟当即成立“村村乐促销团”，将地瓜干推送到首页，并包装成一个地瓜干进贡皇宫的故事，美其名曰“宫廷地瓜干，”结果一个星期内，连城就销掉10吨地瓜干，优质的地瓜干一度卖到脱销。

　　此后的2012年，为陕西果农网络义卖滞销油桃，为云南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家庭发起网络捐款……，胡伟忙得昏头转向，网站的人气也越来越旺，日均浏览量很快突破10万。

　　与此同时，负面声音也来了，尤其一些站长阴阳怪气，“光干活不挣钱，搁城里打工还有人给我发钱呢！”

　　但是，光给别人忙乎了，网站一毛钱的收益都没有，拿什么给站长发钱？再说网站技术、运营等人员都是胡伟自己贴钱雇的，一减少投入，网站就出现技术障碍，动不动就出现会员无法联系上总部的情况。

　　做还是不做？胡伟确实很纠结。

　　转折出现在2012年年底。当时，一家南方的家电企业找到胡伟，“能不能做个市场调查，了解一下村民的购买喜好？”胡伟大喜过望，那是他*次见到现钱！接下单子后，他立马有了底气，决定站长按件付费，“如果随便瞎写，一分钱不给。”

　　结果，半天功夫，500份调查问卷就搞定了。那老板找了高手，用统计模型一核对，发现数据还真的符合正态分布，于是决定与胡伟深度合作，“再帮在农村打个广告！”

　　不过，做的广告不是城里商场里的滚动条幅，而是要刷在墙上，并且要刷在小卖店对面的墙上。“因为大伙爱往小卖店里钻。”

　　当然，这难不倒胡伟，他把这份刷墙的工作发布在村村乐上，由村民自己报名接活，“刷一次广告赚八十块。”

　　老板还是不放心。也是，传统刷墙的方式是外包，几辆车到村庄刷完就走，第二天广告被覆盖了也没有人知道。甚至，有的外包公司作假，“刷了一面墙，然后各个角度拍，称刷了10面墙。”

　　为此，胡伟专门开发了一款手机应用，接了活的村民要定期拍照上传，“显示时间和经纬度，广告主可以在线上看到详细的执行结果。”

　　就这样，村村乐莫名其妙就火了。那一个月，胡伟的电话都被打爆了。

　　这回，胡伟干脆在APP端及PC端向万名站长发布任务。合作一多，胡伟也转变了策略，“与其等待企业找上门，不如主动出击。”他要求站长在每个村子都设立宣传栏张贴。

　　同时，胡伟出费用，在每个村子里打造以超市小卖部为据点的服务中心，“提供免费Wifi，帮忙发宣传页、门口放电影、联合上游厂商做免费试用品，门口竖广告牌……。”

　　可不要小看十几平米的服务中心，胡伟正是靠着这个，收集到村民的需求，比如村民最常用的电商平台是哪个？最喜欢买的电视品牌是什么？

　　等到2014年，国内的电商巨头在城市完成跑马圈地，把目光聚焦农村时，此时的胡伟已经手握1000万农民粉丝。

　　很快，苏宁来了，“要在全国1000多家苏宁易购服务站周边村庄都能看到自家的广告。”

　　于是，胡伟利用大数据一分析，立马找出这些村庄。几乎就在一夜间，3万个村庄统一刷墙，苏宁一下子就下沉到全国3万个农村。这还得了，京东、阿里纷纷加入。

　　农村刷墙如此容易？实际上门道不少， “村里有人”不是简单一句话就可以搞得定的。

　　*，站长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基本都是村支书、大学生村官、或者在外的农村大学生群体。一来他们熟悉网络，二来他们在村里有较高的口碑和可信度。因为农村是个熟人社会，农民对同村人的信任度远远超过互联网。

　　第二，刷墙也不是想刷就能刷的。外包刷墙很容易遭到村民阻拦，定期维护的成本非常巨大。所以，接单的人必须是当地活跃分子，几十块钱甚至两包烟就能说服村民同意刷墙。

　　第三，比拼的是谁占领的墙多。别看胡伟“农村有人”，但是刷墙的价格也随着互联网巨头们的上山下乡一路水涨船高，村村乐刷墙的价格按区域、紧迫性、刷墙数量等，分成每平米5块、10块或者15块。

　　大多数刷墙外包，经历了省级、县级、镇级、村级层层转包，价格自然被哄抬得厉害。但是，村村乐则直接面向刷墙的终端，所以，价格一直非常稳定。比起城市写字楼动辄数万元一个月的广告，农村价格非常便宜，“平均300元一面墙，广告一投就可以投放3个月。”

　　2015年，村村乐一共刷了近1000万平方米的农村墙体广告，胡伟的业务也已经从刷墙，渗透到了“三农”领域如化肥直销、招工信息和农村金融等业务。

　　如今村村乐业务覆盖全国64万个村庄，门户站长共计32万人，估值超过10个亿。通过“村村乐”网站接任务赚到钱的村民，有10万人之巨，“利用农闲时间刷墙，平均每人赚1000元，最多的一年赚10万元。”

　　得农村者得天下，所以别拿村长不当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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