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剑峰:除非转变为提供公共品的公共财政,否则土地财政将永不消失

2017-11-17 17:53 · 投资界综合     
   
金融体制的改革前提是财政体制改革,如果政府的财政体制不能够从追求GDP发展型财政转变为提供公共品的公共财政,那么由土地财政所决定的土地金融模式将永远不会消失,金融就很难以服务先进制造业,难以服务现代服务业。

  正值中国经济转型、金融改革之际,济南市人民政府、山东省金融工作办公室主办,济南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济南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清科集团承办的“2017中国(济南)产业金融国际论坛”于11月15-18日在济南山东大厦隆重举办。

  会议通过主题演讲、报告发布、专场对话及展览展示的形式,共同探索金融支持新旧动能转换和实体经济发展新路径,借鉴全球发展经验,研讨中国产业金融发展的新理念和新举措。

殷剑峰:除非转变为提供公共品的公共财政,否则土地财政将永不消失

  会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殷剑峰发表了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殷剑峰:在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明确发出了一个号召,就是这个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第一,我们应该是第一大经济体,第二,我们应该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

  同时习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是整个社会政治的基础,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不平衡,不充分,就涉及到经济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增长动力等等。

  同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和经济的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那么总书记发出的这个号召,从我们的理解来看,中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这个目标并不遥远,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规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4倍多,中国劳动力规模是美国将近5倍,所以中国人均GDP只要达到美国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就可以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有一些外资机构预测2025年中国人均GDP就会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那个时候我们将会是第一大经济。

  因为我们的人口规模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规模经济效应,我们知道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大多数的技术发明是在欧洲,不是在美国,但是大多数的技术应用都是在美国,比如说汽车是德国发明的,在美国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这一次信息技术革命,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信息技术的成果不是在中国发明的,但是应用很多是在中国,我们所熟悉的支付宝和微信等。

  日本在机器人工业技术是领先的,从这些年来看,中国工业机器人已经超过了日本,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规模经济效应。所以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似乎并不是太困难,但是我们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些不平衡,不充分,首先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制造业发展非常快,制造业规模已经相当于美国一倍还多,但是我们服务业的规模只相当于美国40%。服务业的落后制约了制造业的深化,因为制造业进一步深化发展,必然是要求研发、品牌和销售这些内含于制造业的服务业分离出来,形成单纯的生产型服务业。

  那么服务业的落后反映在我们对外贸易结构上,服务贸易是逆差。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不平衡,不充分,是GDP的需求结构,可以看到我们在赶超的过程中间主要靠的是投资,我们的投资规模已经相当于美国的1.4倍,但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只相当于美国的40%。而且中国的消费率低于大多数的国家。

  不平衡,不充分的第三个方面,是城乡差异巨大,我们从东部发达地区,一直到中西部落后的地区,比较这些地区的城乡差异,我们发现城乡差异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乡村的人均收入差不多是城市人均收入40%。解决城乡差异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农村人变成城里人,就是城市化。下一步城市化的发展,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两个指标,首先中国人口城市占比在主要经济体中都是最低的,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中国百万城市人口占比在主要经济体中也是比较低的,所以下一步城市化一定是都市圈和城市群。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在相当程度上与金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2015、201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连续两年超过8%,已经超过了美国,这个现象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并不是唯一的,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们的金融业增加值在当时也超过了美国,而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当时由于我们自下而上集中的金融改革,导致了货币超发,信用膨胀和通货膨胀。虽然我们金融业增加值GDP超过了美国,但是从服务贸易的差额来看,美国的金融业是巨额的顺差,我们几乎为零。所以我们竞争力有问题。

  金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还表现在金融业的结构上,2008年全球危机之后,中国银行业的规模迅速上升,美国由于受危机的影响,银行业规模迅速下降,目前截止到去年我们银行业的规模已经相当于美国的两倍,但是比较一下中美主要机构投资者,非银行金融机构我们发现,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是中国的六倍还要多,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发达,也制约了众多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来表现在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这些年做了太多银行的事情,比如说券商的定向资管,通道业务中一半以上是非标资产,非标资产就是准贷款,信托业做的也是准贷款,保险融资和投资计划也是准贷款,过去几年保险迅速发展的万能险,事实上就是高息揽存,就是准存款。金融发展不平衡还表现在实体经济普遍的融资难,融资贵和不断扩张的土地金融,银行的贷款给了地方的房地产基建,信托给了地方的房地产基建,就连新兴资本市场,比如说债券市场全球第三大了,过去几年我们债券市场靠的是什么?靠的地方政府债,这些都给了地方的房地产基建,大量的资金进入了房地产基建,实体经济必然是融资难,融资贵。

  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最多表现在全面落后的资本市场,我们银行业是美国的两倍,但是由于我们机构投资者很落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股市,去年美国股市市值是27万亿美元,我们只有7万亿,我们债券市值不到10万亿美元,美国将近40万亿,另外还没有比较衍生品市场,我们衍生品市场几乎可以忽略,而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衍生品市场。

  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最后表现在对外开放,尽管我们的GDP相当于美国一半还多,但是我们对外资产规模只有6.5万亿,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所以我们的对外开放尚处于起步阶段。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未来金融中的四个基本原则,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这四个基本原则也是完成十九大报告这个要求,就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四个方向。

  未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首先要回归本源,过去几年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一定程度上已经异化,银行做了太多非银行的事,非银行做了太多银行的事情,所以要回归本源。对于银行业来说应该突出银行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的根本特征,在优化存贷款业务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保险业应该回到风险保障,在此基础上发挥机构投资者的金融功能,资管行业应该回到受人之托,替人理财。至于非正规的金融业,比方说这几年发展非常快的互联网金融,尽管我们承认他的创新,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一个原则,持牌经营是原则,所有做信托业务的,必须持牌经营,必须受到统一的监管,不受监管的机构业务产品应该彻底禁止。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第二个方面,优化结构。我们应该优化金融体系的结构,大力发展金融服务,完善金融体系。应该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应该让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这些企业能够在资本市场融资,而不是房地产基建,应该优化投资者的结构,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另外要优化金融机构的业务结构。

  增强能力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强化监管,强化监管按照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的会议,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两次提到地方政府,并且明确指出在坚持金融管理是中央事权的基础上,强化了地方政府属地的风险处置责任,要明确金融事权的关系。第二个要明确职责,全世界没有最优的监管模式,只有有没有能力监管的部门机构。第三,要做实协调机构,新成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一定会有强力的协调能力。第四,要改革银行体制,应该分离央行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职责,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最后要强化双支柱的宏观货币调控框架。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第四个方面,市场导向。第五是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发挥市场在金融资产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前提是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两个意思,第一是放,政府不应该再直接和间接干预金融资产的配置。第二个是管,政府应该给市场提供清晰、统一的监管,不能允许没有监管的机构产品业务。

  金融体制的改革前提是财政体制改革,如果政府的财政体制不能够从追求GDP发展型财政转变为提供公共品的公共财政,那么由土地财政所决定的土地金融模式将永远不会消失,金融就很难以服务先进制造业,难以服务现代服务业。金融体制改革是保障,金融体制改革也有几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是市场化改革,而且是要推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比如说我们的利率市场化,尽管存贷款上下限利率已经放开,但是还是协商的。

  第二个是要强化市场约束,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对于失败金融机构一定要破产轻松。

  第三,改革要有次序,全面的改革阶段应该这是一步。

  底限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赶超美国的过程中间,日本之所以失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日本人口转变趋于老龄化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一次房地产泡沫危机,导致日本限入长达20-30年的停滞,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我就说这么多,不对的地方,请各位领导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