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投资年度对话：中国对外政策和企业发展战略经历了四个重要的阶段

　　2017年，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可谓有惊无险。展望2018年，中国如何妥善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如何继续平稳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落实，如何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如何通过新一轮结构性改革令中国经济找到可持续新动能，如何在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更有作为，均广受关注。

　　2017年11月28—30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海航集团共同主办的 “《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拉开序幕，多位政界、商界、学界知名人士再度相聚，深入分析全球热点，全面展望2018年全球及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新趋势，共同寻求中国与全球发展新动力。

　　11月28日下午以“对外投资：资本诉求与国家战略”为主题的《财经》年度对话，邀请到了全国政协常委、中石化前董事长傅成玉、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行长李若谷、香港金融发展局委员，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原董事长秦晓、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祁斌、海航集团董事局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谭向东、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中国执行合伙人陶景洲这几位嘉宾，进行了相关话题的讨论。

　　以下为论坛演讲主要内容，经投资界（微信ID:pedaily2012）编辑整理：    

　　傅成玉：任何企业没有跟国家战略相融合，就没有市场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中国不主动服务于、服从于国家战略，没有发展前途。适应国家战略、服务国家战略就是大市场，企业没有市场怎么发展？”11月28日，全国政协常委、中石化前董事长傅成玉年度对话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傅成玉认为，民企和外企要积极参与中国制造2025，这是国家大战略。任何企业如果没有跟国家战略相融合的意识，就会没有市场。“企业大了，就跟民生有关了，就跟国家安全挂上关系了。比如三家互联网企业都是民营企业，跟国家利益、国家政治没关吗？那是大政治、大安全。”

　　傅成玉指出，去年对外投资突然大幅上升，并不都是真正考虑更好回报，有的可能是要规避风险，去年很多人对人民币没信心，认为人民币要大跌，所以把资产变成美元保值。有的是转移资产。所以国家采取紧急措施是没办法的办法，尽量不用行政手段，但突发情况下可以用。

　　李若谷：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基础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行长李若谷表示，海外投资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规律，资金是追逐利润的，哪儿的利润高，哪儿的回报高，资金就会到哪儿去。当经济发展突然发生变化，采用行政手段是世界普遍做法，短期来看无可厚非，因为它是非理性的；而从中长期来看，我们采取的措施应该尽量向市场经济靠拢。

　　从总体上讲，中国的经济没有大问题，坚持发展下去绝对会变成世界增长最快、GDP最大的国家。李若谷认为，要坚定自己的信心，按照既定的道路和方针去发展。现在困难比较大，大家都应该理性，政策会逐步取消，设置这些限制的政策短期可以起到防止资本大量外流的作用。

　　由于这些年的制造业比较困难，回报率很低，制造业的投资大多数是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是比较现实的，投资回报不高就不会去。但实际上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基础，没有制造业就不会有服务业。比如华为，华为的服务业一定会大发展，因为相关的设计、品牌都是华为自己的，顾客要想买华为的东西，设备、维修等等都是华为的，所以他的服务业就会上去。制造业一定要创新，一定要敢去想、敢去创造，这样市场才能有竞争力。

　　秦晓：中国对外政策和企业发展战略经历了四个重要的阶段

　　“2016年对外投资规模将近2千亿美元，连续14年保持高速增长。2014年开始超过了外国对华的直接投资，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今年的对外投资规模突然腰斩，第三个季度对外投资780亿美元，同比暴跌41.9%。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政府的资本管制，这有它的合理性，但不应该是长期的。二是市场依然比较疲软，经济不处于上升期，在L形的状态下。

　　祁斌：部分财富走向海外已不可阻挡 要坚持商业化市场原则

　　“投资不顾及商业化原则很容易有道德风险，改革开放三十年1978-2009年人均GDP增长178倍，人均储蓄增长1619倍，一部分财富走向海外已不可阻挡，投资应该以更有序、更理性的方式进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祁斌在会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祁斌表示，国家队和民间资本海外投资的时候，经常遇到金融机构找不到产业，产业找不到金融机构，所以它需要相对集中和统一的平台，同时相互的匹配与合作又是完全市场化的，这样可以更好的帮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的帮助金融的运作不脱离资金的需求。

　　对于国家战略的理解，祁斌指出，战略有经济战略、金融战略、国家金融外交战略，不是所有战略作为经济参与主体都能帮助实现。近年来西方对中国充满了很多误解，觉得中国的国家战略对他们不利，这是狭隘的心态。

　　他还指出，中国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供给侧改革、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尤其十八大报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国家战略不仅有利于中国，同样更有利于世界。

　　谈提供战略性的服务，祁斌强调，作为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我们有天然的公共服务职责，即提供企业界、金融界和地方经济与国际合作方的对接平台和机制，创造一个生态系统，相当于打造一个市场，在生态系统里大家各司其职。私营企业考虑更高的商业回报，政策性的机构要考虑多元化的目标，或者在长期投资中他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产业界和金融界要相互补充。

　　谭向东：对外投资不能盲目乱投 必须符合国家战略

　　“十九大报告习总书记提到要毫不犹豫的支持引导鼓励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给了民营企业很大信心。民营企业在海外并购方面还会有大发展，但一定要符合国家政策，这是一条红线。”海航集团董事局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谭向东进行了讲话。

　　谭向东表示，投资必须符合国家战略，不能乱投，要跟着国家政策走。海航在海外做了很多投资，全部合规合法，坚决符合党和国家对外投资政策路线，政策不允许投的坚决不投，以前可以投现在不允许投尽量退出，比如海外地产投资，已经全部退出了。

　　“政策批准是一回事，投资标准是另一回事。”谭向东称，投资不能盲目，盲目投资肯定亏损，时刻牢记投资有风险，时刻都要如履薄冰。具体到海航对外投资并购，谭向东介绍了4个逻辑：第一要跟海航的产业链相关；第二有没有充足的现金流；第三符不符合产业国家的发展方向；第四标的所在地区经济、贸易、发展趋势、法律等要进行详细调研。谭向东认为，投资不仅要投出去，还要能引进来。比如海航投资的英曼，把国外最先进营销技术、渠道引入中国，实现了整合效应，刺激英曼业绩实现跨越式增长。

　　海航收购一个项目，平均周期长达1年零3个月，在谭向东看来，投资一个项目非常负责，需要认真分析，政策、方向、价格都不能含糊，正是这种认真全面，海航目前为止每个投资回报都表现优秀，每年因此获得的商务部奖励达到2000万。疾风知劲草。

　　而对于对外投资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谭向东表示，对外投资符合政策，有时不能只看短期利益。比如海航投资的布鲁塞尔航线此前就亏损了3年，如今也实现盈利。需要看大势，还要承担社会责任，为国家外交做贡献。在一带一路对外投资方面，海航在基础设施、航空、物流的投资都会坚持国家方针政策。

　　谭向东强调，海航虽然是全球化企业，买了很多全球品牌，但海航的根在海南，海航的魂是中国企业，国际上的品牌拿到海航手里就变成中华民族自己的品牌。

　　陶景洲：美德等国对中企的特殊审批造成交易拖延

　　“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正在经受三明治式的挤压。一方面，国内增加了对资本外流的控制；另一方面，外国的主要工业国家疑惑中国企业是不是在执行一项国际战略，达到占有资源，获取高技术的目标。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对中国企业特别关注的政府审批行为，会造成交易的拖延。”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中国执行合伙人陶景洲表示。

　　陶景洲表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被忽悠的时候比较多，2008年以为国际资产陷入低谷，中国在非洲等地区购买了一批矿产资源，但现在看有的亏损了50%-70%。

　　陶景洲还提到，中国企业海外兼并收购还需要注意审批制度带来的影响。因为交易中存在在未来不被批准的风险，企业在议价中可能会付出较高的对价。

　　陶景洲表示，一方面，国内增加了对资本外流的控制，另一方面，国外也会担心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可能是在占有资源。两种压力叠加对中国的海外投资造成了挤压。现在看今年的对外投资可能下降了40%多。

　　中国过去一年出了几起兼并收购不能交割的责任，所以，政府审批的设定是不是一个不可抗力？很多公司是这样认为。但不能从中国拿钱，也可以从其他国家融资，所以，资本的管控不能成为不可抗力。

　　在谈到律师对业务选择的标准时，陶景洲表示需区别情况。如果收费不和交易的成功与否相结合，有些项目做完尽职调查后，企业或许感到志在必得，但律师发现不能做，我们会和客户沟通。但如果律师收费和交易成功与否相联系，那无论如何也要让他成功，哪怕客户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总之就是要解决利益冲突的问题。

　　陶景洲最后提到，有一个中国概念议价的现象。过去几年只要是中国公司参加竞标的项目就能卖得好，有些外国企业聪明地拿中国企业垫背，使得审批议价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国概念议价，这应该引起注意。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政府协调安排，尽量避免三四家企业同时竞争一个项目情况的发生。

本文来源投资界，原文：https://news.pedaily.cn/201711/42364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