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佑生的佛系和野心

2018-07-21 18:20· 微信公众号: 首席人物观  江岳 
   
7月10日这个多云微风的上午,39岁的奉佑生带着3岁的映客,成为港交所新贵。

  站在酒店窗边眺望繁华九龙时,奉佑生顾不上回味记忆里的港片味道。住在这里的三天,他每天都被人群包围着。后来他有一丝遗憾:早知道媒体要跟拍,就去订间豪华套房能站下更多人了。

  7月10日这个多云微风的上午,39岁的奉佑生带着3岁的映客,成为港交所新贵。

  除了敲锣时的意气风发,他多数时候都保持着平静。当天中午他吃的是盒饭,被媒体问及心情时作答:这是普通的带着点快乐的一天。

  回到北京的这个周末,他加班接受了一轮采访,然后过得像所有普通球迷和爸爸一样:看世界杯决赛,买了克罗地亚夺冠;陪小女儿去上培训班,一路纵容着她的撒娇。

  毫无疑问,这是位不习惯给生活赋予太多仪式感的中年男人。

  2015年春天在四惠租的小别墅里创立映客时,他没安排类似“喝小米粥”的仪式,只是向团队许诺“争取让大家都有机会在北京买别墅”;10月,后台显示映客用户达到100万,他的反应只是:晚上工作餐加个菜吧。

  他后来套用了一个时髦词形容自己:我是佛系创业者。

  不过,如果你就此把他的“佛系”和如今年轻人喜欢标榜的丧、颓画上等号,显然就是大错特错了。

  他只是把优秀当作理所当然。

  习惯源自儿时。这位湖南永州农村长大的孩子在家排行老末,却并未因此受到优待:考试只能是第一第二,退步就要挨打。做生意的父亲行事果断执着,曾经因为奉佑生调皮打碎暖水瓶,追着打他在田埂上跑了一两公里。

  父亲在奉佑生14岁时离世,但习惯的烙印一旦刻上,便会相伴终生。

  于是也就有了奉佑生在2000年的辞官南下。这位永州基层公务员发现,单位里那些50多岁的领导也不过如此,一眼能望到尽头的生活,让他觉得索然无味。

  9月的一个晚上,他登上那辆充斥着汗臭、脚臭和霉味,被子脏得看不出底色的夜间卧铺大巴,忍受不得不吃的服务区25元盒饭套餐,终于在十几个小时后抵达东莞。

  这是一个与永州全然不同的新世界

  工厂遍地都是。亲戚们都在流水线上做工,他也很快在电子厂找到了维修电脑显示器和主板的工作。生活被集体宿舍、见不到油水的工作餐、车间里的嗡嗡声填满,这座到处都是年轻人的城市让他觉得很有活力。

  他偶尔会去后街溜达,那条不长的街面有几十家五星级酒店。八卦的工友告诉他,这条街上每天早上都有漂亮姑娘去银行排队存钱,他不解:这地方这么能挣钱?

  不过,挣大钱的好事显然没落在东莞打工仔奉佑生头上。

  他在那座城市最“奢华”的回忆是:花180块——接近工资1/4,吃了顿正宗湘菜,有鱼头,有肉,几个人把菜吃得汤都没剩下。

  “后来我再也没吃到过那么好吃的湘菜”,他告诉首席人物观。

  

  华强北开往白石洲的公交车,单程40分钟,奉佑生在深夜10点坐过很多次。夜色中,当属于都市繁华的高楼大厦和霓虹灯渐渐稀少,低矮拥挤的自建房鳞次栉比出现,就意味着深圳最大的城中村到了。

  奉佑生是在2004年初秋加入白石洲“深漂”的。

  他不安于东莞的生活。某天,他留意到《快乐大本营》里的短信服务商华动飞天,上网搜索一看:这是家深圳公司,而且正在招人。他投了简历,很快独自前往深圳。

  奉佑生正式加入互联网公司的这一年,中国网民数量达到9400万,互联网生意风起云涌,陈天桥靠游戏生意成为最年轻的大陆首富,雷军收到了卖掉卓越网的7500万美元。

  奉佑生没想过要成为谁,他只是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从优秀新人到优秀员工,再到A8音乐网的第一位工程师,他经常是公司下班最晚的人。

  A8音乐网上线前,他花了15天时间写代码,凌晨三四点下班成为常态。后来,公司从华强北搬到科技园,深夜10点的那趟公交车上不再有奉佑生的孤独身影,他更喜欢走20分钟回家,“可以省下2块钱”。

  相比深圳,一年后的北京显然让他更多地尝到了孤独的滋味。

  风沙大、干燥、陈旧、大得不友好,这是北京在2005年10月留给奉佑生的第一印象。从机场出来后,他打车前往长椿街,同行者还有华动飞天的七八位同事,他们要在北京开展互联网业务。

  新生活有点像深圳的延续:经常加班到凌晨,再走路回公司附近的宿舍。但一离开办公室,无数细节都在提醒他:这是一座陌生的城市——宿舍所在的老楼房里,常年有位大妈负责按电梯;入冬后寒风刺骨,那段短短的步行路程也变得很难熬。

  “干完今天就回深圳”,奉佑生总这样安慰自己。

  日子一天一天划过,当一切变得轻车熟路,孤独也渐渐散去。他成家了,还有了两个女儿。小女儿出生的2010年,他做出了多米音乐——一款在3年后用户达到1.5亿,与网易云音乐并列的音乐软件。

  但快乐未能长久。等到2014年时,多米音乐持续增长的版权成本、不清晰的商业模式,已经让奉佑生觉得很痛苦。这条路,他看不到希望——正如14年前逃离的那条公务员之路。

  蛰伏的野心再一次蠢蠢欲动。

  他想做点什么。

  2014年夏天,他回到深圳,在东部华侨城附近的大华兴寺住了几天。晨钟暮鼓环绕之下,他找回了宁静。佛学讲坛上那句平常的“不念既往,不畏未来”也击中了他,他豁然开朗:只有活在当下,才能获得快乐。

  他迅速付诸实践。半年后,他做出针对留学生的音频直播软件“蜜Live”,等到2015年农历二月初二,他已经带着20多人的多米团队搬进四惠那栋小别墅,开始做新项目:映客。

  这是一门想要打败孤独的生意,但奉佑生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被重新卷回了孤独之中。

  

  奉佑生推开了刘晓松的办公室,1000万,这是他希望从老板手里要到的映客项目孵化资金。

  刘晓松,时任多米音乐董事长,另一个身份是腾讯公司早期投资者。他给了奉佑生500万。其中的200万,后来被奉佑生用去购买了美颜技术——这项大手笔支出,被认为是映客崛起的关键因素之一。

  奉佑生做出的另一个大胆决定是主播日结,当时,虎牙、千帆等直播平台通用的方式都是月结。显然,新举措对主播很有诱惑。他向首席人物观坦承了灵感来源:东莞街头电线杆上的“高薪日结”小广告。

  映客进入了快车道。

  2015年10月,映客上线5个月,注册用户达到100万,奉佑生安排了工作晚餐加菜,但这样的“仪式感”此后就很少了——指数级增长的数据让他有些麻木,在内心深处他也认为,这是水到渠成之事。

  投资人的钱涌进来了,朱啸虎和周亚辉都选择了奉佑生。

  映客变成一家野心勃勃的公司。不同于奉佑生的“佛系”标签,这家年轻公司的打法充满挑衅,比如“你丑你先睡,我美我直播”的宣言,以及2016年春节怒砸1亿之下铺天盖地的广告。

  不过,危机往往就潜伏在繁花似锦中。

  2016年1月20日,凌晨2点,奉佑生习惯在睡前打开苹果手机刷自家产品,这次看到的通知却是:被下架。他似乎听到了达摩克利斯之剑坠落的声音。

  他花了2个小时作应急处理:通知工程师、把消息发在高管群里、安排联系苹果客服等等。然后,他就睡下了——这位佛系创业者做多米时就经历过被下架,在他看来,这次应该也不严重。

  但后来的现实却是:这场下架风波持续了45天才正式落幕。

  那是艰难的45天。巨额广告合同已经签完,该交的预付款也交了,如果一直不上架,钱就会打水漂。奉佑生四处找人,也得到无数个答复:“没可能”。还有人质问他:看起来那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你就搞不定?

  好在,问题最后得以解决了。重新上架的映客以饿虎出山之势很快冲到苹果应用商店免费榜第一名,DAU 突破500万。

  周亚辉对此感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不重要”。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奉佑生把这个词重复了8遍。

  外人看来油煎火燎的日子,这位当事人提及时总是一脸云淡风轻。他总在强调“过程不重要”、“平静”,聊起2016年的下架风波时、回忆2017年与宣亚重组上市未果时、谈及一度下滑的数据时,皆是如此。

  相比这些显而易见的槛,他更常规的烦恼在于管理。

  映客长得太快了。以团队成员数量来看,从20人扩充到80人的时间跨度是1年,从80人到200人就缩短至2个多月,此后的500人、800人,都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的快速增长。

  相应的,映客办公室从四惠小别墅、望京SOHO,一路搬到如今的绿地中心A座C区。

  奉佑生的办公室设在这栋10层大楼的顶层,两面纯玻璃外墙让房间常年光线充足。但他时常感觉到孤独,真正理解他的人越来越少,这种感觉正在随着映客的向上生长而变得愈发强烈——一个直观感受就是:他的很多想法在层层执行之中总会走了样。

  他问过程维,后者在他看来具备极强的自我进化能力,对方回答“HR和团队管理能力提升很重要”。

  此外,他看书、上管理学课程,找那些“有经验的聪明人”聊,但他很快发现,一切方法论最终还得自己去实践。他采纳过一个建议,参照腾讯的组织架构逻辑,把公司的800号人分成若干个小部门,减少层级,收效还不错。

  这依然不是奉佑生的理想状态。

  他最向往“没人向我汇报”的自由状态,但很显然,这在短期内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他只能在孤独中继续前行。

  少年时他曾幻想,如果自己生活在香港警匪片里,大概率会成为自由自在的街头小混混,为朋友道义两肋插刀,恣意江湖。但现实中,从他通往世俗成功的那一刻起,自由就成了稀缺之物,儿时在田间抓泥鳅的那种简单快乐,也随之远去。

  他坦然接受了现实——这位佛系创业者显然不只是善于把产品想通透。他决意成为“孤独的快乐者”。

  不过,他的孤独少有人能解,快乐亦是如此。

  事实上,工作时的奉佑生很像他父亲:要求严格、很难表扬人、让人琢磨不透。唯独对两个女儿,他会纵容甚至提醒她们多撒娇,目前看来,只有年幼的小女儿照办了。

  奉佑生偶尔会想起2016年的那个春节,大年初二,也是他的37岁生日。因为要赶回北京继续处理下架风波,他一大早去了永州火车站。

  南方冬天的潮湿空气里,站台上空空荡荡,黑黝黝的铁轨冷峻伸向远方,奉佑生顺着看过去,不知道尽头在何方

  熟悉的孤独感又一次包围了他。

  但列车进站车门打开之时,奉佑生已经回归现实。他顿了顿神,踏进车厢,义无反顾,正如此前的每一次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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