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很大,引领发展新动力还需创新驱动

2018-12-10 02:04· 投资界   
   
2018年12月8日~12月9日,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将再度召开。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深入分析全球热点,全面展望2019年全球及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新趋势,共同寻求中国与全球发展新动力。

内需很大,引领发展新动力还需创新驱动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大喜之年。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如何妥善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风险,如何继续平稳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落实,如何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如何通过新一轮结构性改革令中国经济找到可持续新动能,均广受关注。

2018年12月8日~12月9日,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将再度召开。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深入分析全球热点,全面展望2019年全球及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新趋势,共同寻求中国与全球发展新动力。会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高建,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海南省肿瘤医院理事长蒋会成,优必选CFO张钜,香港铁路有限公司首席顾问易珉,捷豹路虎联合市场销售与服务机构市场执行副总裁胡波围绕《创新驱动——引领发展新动力》这一议题进行了探讨,本场讨论由《财经》杂志副主编苏琦主持。

以下为投资界(ID:pedaily2012)根据现场实录进行的整理:

高建: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来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专业是关于创新创业的,我在的系叫创新创业与战略系。

今天的话题是探讨创新驱动,创新驱动,我想和大家交流的是什么驱动创新?因为作为新的发展的力量核动力,什么来驱动这个动力?驱动创新的基础是什么?简单说有三个方面:第一、企业是主体。第二、体系是支撑。第三、人才是第一资源。

为什么说企业是主体呢?2000年是个分水岭,中国2000年以后就进入到科技起飞的时代。所谓科技起飞,就是研究开发的投入战GDP的比重达到1%以后,往往会在10年左右的时间达到2%,而作为一个创新驱动的国家,达到2%是标志之一。中国是在2013年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

作为一个国家,把资金投在研究开发,都投哪儿了呢?在2000年以前主要不在企业,2000年以后,主要在企业。为从现在经费的构成来看,企业在整个研发投入中占的比重是最高的,2015年已经达到了76%。

另外一方面,作为中间产品——发明专利。2000年以前,企业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大学和科研机构。2000年以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2015年企业能得到的发明专利已经超过了15万,大学和科研机构加起来也就它的1/3多一点。可以看到,中国创新发展中,企业主体性已经呈现了。

中国现在企业的创新能力的获得,主要不是靠引进和消化吸收,而是靠研发投入。从这三个方面就能说明,作为创新驱动发展,谁来驱动创新?首先,企业是主体。第二,体系是支撑。不管是现代的企业还是新企业。当你把一个企业做起来,从创新创业的角度来说,大概有这么几个阶段:首先得有来源,既来源于大学、机构,也可以来自于企业,企业可以自己做,也可以分拆出去和别人合作,这是源泉。大家知道,创新的努力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它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激发这个源泉,后续不管是通过孵化、通过成长,还是通过资本市场,都能够让创新不断发展下去。所以说,这个体系是支撑。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要推动创新需要一个体系的建立。这地方也有一个支撑体系,既有政府的帮助,也有大学的支持,也包括了知识产权,土地的政策,以及提供一些便捷的服务,甚至商业性的创业投资基金和政府引导基金,它是一个体系化的、生态化的组成,才有可能推动创新。

第三,什么驱动创新?人才是第一资源。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不管是技术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最后都是靠人,靠人的能力。对于人这种资源的能力产生,主要是靠两方面:一是现在已经形成的组织和培养的人才,主要要有好的激励。二是培养能够推动创新的人。所以,我们说未来人才靠培养,现有的人才靠激励。

苏琦:下面有请蒋董事长,从医疗行业的投资、技术进步进行发言。

蒋会成:我是在海南成长的企业,转型做医疗,结合自己的企业发展说两方面的创新。第一,在全国社会办业的潮流中,我们企业在省委省政府支持下,创新了一个全新的医疗机构的体制。海南省肿瘤医院是卫计委主办的机构,但投资又全部是民营企业,投资大概几十亿,同时给民营办的医院事业单位的法人。这个创新的意义是,海南省肿瘤医院作为省级肿瘤医院给社会办医,也是全国唯一。我们因为是海南肿瘤医院,因为是事业单位的法人机构,所以对我们在医疗行业吸引人才方面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否则在传统观念里,他不会到民营医院去。我想强调的是制度方面的创新。

胡波:我觉得创新对于汽车行业来说,尤其对于今天的汽车行业来说,尤其重要。汽车过去是传统的制造行业,从汽车发明到现在一百多年的时间以来,这个产品的形态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奔驰设计出第一辆汽车,到很多很多汽车,它的物理形态或者产品属性并没有太大变化,无非就是一个车壳、四个轮子、有发动机等等,虽然过去几十年,它的电子设施、内饰有很多很多创新,但本身汽车作为一个产品,形态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但在过去五年左右,汽车行业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为什么呢?因为汽车行业跟互联网结合了起来,汽车行业跟电动化趋势结合了起来,汽车行业跟AI、人工智能结合了起来,汽车行业还跟新的分享经济结合起来,这就是最近行业内都在说的所谓汽车的“新四化”运动,即电动化、智能化、无人驾驶、共享化。

这些新的潮流给传统制造行业带来了很多创新的元素,未来的汽车产品形态跟今天的汽车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有几个重大的变化:第一,这辆车可能不再喝油了,而是充电的,会对整个汽车产业和上下游、相关能源行业带来巨大的变化。第二,未来汽车可能不需要人开了,这又是对产业的上下游、驾驶者和乘坐者,以及行进过程中省出来的时间可以做什么事情,带来了很多新的想象力的空间。再往后展望,可能不需要每个人一辆汽车了,很多人可以分享一辆汽车,事实上今天这样的分享模式已经开始如雨后春笋一样崛起了,这又对未来的商业模式带来很多新的变化。有人问,这个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到底哪儿呢?我们认为创新有两条大的路径:一是技术驱动的,二是商业模式驱动的。很多行业以技术驱动为主,或者以商业模式驱动为主,两条路径选其一。我认为,汽车行业必须结合这两种模式并驾齐驱,仅仅有技术驱动也不行,必须要用技术作为支撑,在技术平台上构建新的商业模式,才能焕发出这个行业新的爆发力。

苏琦:下面有请优必选CFO张钜先生发言。

张钜:我们优必选是全球最顶尖的AI人工智能独角兽公司,今年年初我们完成了C轮融资,市值50亿美金,短期之内可能会做C+轮,估值可能会翻一番。我们的发展非常迅速,今年的销售收入增长,可能会超过800%以上,盈利也非常可观。我们的产品线,总体是有2B和2C两块的,2C有很大的产品线,一个是人机交互。我们认为未来一定是AI人工智能时代,而且是主动的人机交互。2B生产线有两大机器人,一个是商用导购机器人,比如居然之家每个楼层都有一个导购机器人,将来商场导购可能就没有了。

优必选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有两个非常大的来自深圳高科技企业的基因:一是创新精神。我们有很多博士、博导、教授、两院院士。二是最接地气,我们的产品化做的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有这么高的净利润。

为什么说科技创新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很大的驱动力呢?因为从AI人工智能来看,相当于农业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是这么剧烈的变化,这个新增加的产业是无与伦比的,看不到天花板在哪里。很多人问我,AI人工智能机器人这么厉害,人类是不是就被淘汰了,就没有工作做了?这既对,也不对,就是变革一定会发生,我们不能害怕,不能抗拒,只能拥抱这个变革,甚至积极参与到这个变革中去。

苏琦:易珉,我一直把你们公司看成基础设施公司,不太看成科技公司。

易珉:我讲几个点:第一,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是否发达,除了它的国防军事能力,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是公共服务做得最好。什么是公共服务?医疗、教育、交通、国防等等,公共服务这个议题非常有意思,它是由四个字两个完全极端的概念组成的,两个字叫“公共”,公共追求的是公平和大家共同的权利,“服务”两个字,被服务者追求服务的水准是没有上限的。我希望得到你的服务,但是你永远服务的不好,假如我坐着吃饭,恨不得你给我服务躺着吃饭,等我真的躺着吃饭了,我恨不得你给我服务喂午饭,服务是永远没有上限的。我从事的行业是公共交通,这个概念拿到社会上之后,就变成了大家说的公益性。如果一个机构做一件对社会有益的事,它是公益机构,你要不要让这个公益机构赚钱?很多人都认为不应该赚钱。我再问一个比较挑战的问题,如果一个机构,或者一个人,做了为社会有贡献的事情,做了好的事情,你要不要让他赚一点钱,还是你永远让他受穷?我相信这是一个社会的伦理和社会进步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想改变公共服务特别低下的服务方式,就要引进模式创新。

香港在模式创新方面做的是全球最好的,香港地有多大,1100多平方公里,其中有75%的珊瑚海,按说这个城市应该是世界上最拥堵、最不宜居、最烂的城市,但在世界城市的评分里,香港被评为公共交通和方便出行率第一。它怎么做的呢?模式创新,什么模式创新呢?社会资本在修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但它的服务水准随着企业的盈利在逐渐提高,它变成了一个上市的公司。上市的公司,政府拥有上市公司的70%的股份,政府不但不补贴,反而从这个上市公司手里每年挣钱,也就是说它做了公共服务,做了公益,因为做了对社会有贡献的好事,所以它是微利甚至盈利的企业,它的股东又是政府,所以进入了一种良性循环的过程。全球所有做轨道交通的机构全是赔钱的,唯一的全球有一个机构挣钱的,就是香港铁路。

大家去过纽约地铁,去过伦敦地铁,去过很多城市的地铁,特别是纽约地铁,脏的一塌糊涂。政府补贴的机制,公共服务,做完了之后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也就是说做的社会公益越多越赔钱,灯光不亮就不亮吧,因为要想把灯修好得花钱。换句话说,很多年以前,我们有些城市的地铁为什么灯光不够亮,车速不够快,车厢不够新?没有钱。每年政府拿出补贴来给这些运营商,运行商只是维持一个最低端的公共服务,达到了公益性就行了,服务不做,因为服务的水准越高花的成本越高。

我的下一个议题是说,模式创新很重要,但创新里面还有一个领域,是在传统意义、传统技术上的创新。刚才讲的人工AI是颠覆性创新。但是,我们有没有在传统意义上、传统模式上创新呢?有,但可能不够注重这些领域。比如最近炒的比较热的是超级高铁,高铁已经350公里/时了,有没有可能再比它快,每小时1000公里、2000公里,一个小时坐到香港,甚至一个小时坐到纽约,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们的掣肘和瓶颈在什么?高铁的动力来自于接触性的供电,可不可以无接触式的供电,创新有时候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随着社会往前走,它慢慢倒,倒到了一定程度,你会发现到了这个时刻的瓶颈,如果不把它打开,新的创新做不下去。所以,传统模式下的再创新非常重要。

苏琦:我一直觉得医院和医疗研发方面,这么多年一直不尽如人意,公共的公平性和服务的差异化,包括医院怎么有一个合适的盈利水平,这方面我们一直理的不是太顺,比如社会资本引入医院,我们还特别强调不以营利为目的,这不完全是搞公益吗,当然也不能完全以营利为目的,这之间怎么平衡,以更好地激励企业家进入这一领域进行创新?

蒋会成:公共服务跟盈利关系,确实这几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这几十年国家的医改失败,就是这对矛盾没处理好,这是医改失败的根源。医改失败的意思是,不给医院拨钱,自己挣钱买设备,提高医护人员收入,所以这就造成了今天医患矛盾这么深的根源,必然多检查,多开药,必然是追求高收入。这个惯性形成以后,要把这个体扭转一下,我觉得再过十年也看不到很好的希望。

回到社会办医,现在国家鼓励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其实这是一个悖论。为什么呢?非营利机构的核心是永远不能分配利润,鼓励社会资本做慈善开医院和学校,干脆讲清楚这是慈善事业。你们不要去赚钱,但实际上每个民营机构,只要不是捐出来,都要赚钱。所以,在有公益性质的医疗行业的盈利,我们一直在思考。最近国家规定,幼儿园培训项目不能进上市公司资产,也不能被并购,搞医疗的看到这个心里有点打鼓,万一哪一天说医院也不能上市,也不能资本化,开句玩笑,就纯粹是慈善机构。我

将来我们觉得社会资本办医疗,最后在服务和质量差异化上引领,而不是干坏事引领,公共服务管最基本的老百姓,是政府职能,但你想一个人住一件,收到很好的服务,可能就是我们的盈利点。作为社会办医,特别希望在公共服务部分做个有益的补充,也希望在模式、制度创新方面,国家能够制定出更好的适合行业发展的制度。否则,刚才说的两个悖论在短期内是解决不了的。

苏琦:问高书记一个问题,您讲的企业家为主体非常好,但我最近注意到一种现象,大家一下子对企业家赋予的期望过高,除了盈利之外,要加大研发投入,不能光唯利是图,好像企业投得多总量大,就是民族英雄,就有自主创新的能力,这里面是不是也存在企业有自己的产品盈利周期,研发有自己的规律,基础研发和企业研发怎么样更好的分工和兼顾,就像有的说的今年100亿搞芯片搞不成,明年200亿。

高建:企业家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生产型的,这个生产型不是指的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概念,就是它能创造新价值。一种是属于寻租型的,套利,社会上这个事情不管有没有社会价值,只要挣钱就行。当我们去看一个企业家的时候,希望这个企业家创立一些正向的东西,而不是负向的东西。

从企业家来说,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有的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改变自己的命运。最早是这样的。但也有些人把发展作为梦想实现的基础,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主持人说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从古到今或者从中到外是共通的。但你说企业家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召唤就不去考虑自身的生存,这还是本末倒置的,可以有一些国家的使命,哪怕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也有这个使命。一个企业的生存还是得遵循基本的竞争和市场规律。一般的企业可能以烧钱为主,它每一次的花费是为了以后能够发展的更好,有更多的预期,有更多的投资,每次新的投资给它一个更高的估值,意味着有更好的未来。这是它成长的必经之路,虽然不盈利,但是具有的盈利的前景。如果一个企业自身在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下,企业发展中现金流量越来越少,或者竞争力越来越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样是不可持续的。企业家有社会责任是正常的,对社会创造价值是必需的,但必须在市场竞争中遵循基本的发展规律,而不是超越这个规律,而做一些它承担不了的职责。

苏琦:请问胡波一个问题,本来想问这次贸易战对你们的影响,后来想想我们还是往好了想,我是技术上的门外汉,但我发现汽车变得非常有魅力,变成一个高科技产品,但有两条路线,一种是互联网企业造车,一种是汽车企业本身。您认为哪条路线更胜一筹,或者到最后汽车行业会不会就不存在了,给互联网打工?

胡波:汽车行业,过去是一个传统的制造行业,感觉没有太大的魅力,就是大的投入,资本密集型,人员密集型,汽车销售全世界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时期,只有在中国还在突飞猛进。但这两年来,由于汽车和高科技的结合,尤其跟资本的结合,一下子忽然就很多热钱涌入到了汽车行业。因为汽车跟互联网结合了以后,大家看到了这个产品在未来可能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可以想象,汽车在智能化和互联网化以后,就变成了一个长着四个轮子的大手机,在行进的过程中,当你坐在一个有四个轮子的大手机里的时候,可以干很多事情,它能够引起的相关的商业模式的变革、创新,以及带来的相关产业的新的利润的增长点,这是可以想象的。在这样一个革新的过程中,确实有两条路径:传统的汽车行业+互联网;互联网+传统的汽车行业。我个人认为,最后还是殊途同归,因为最终还是传统制造业和互联网的结合,至于哪条路径更加成功,现在看来还不是特别好说。但从最近这几年的实践来看,传统汽车行业有一个实力的回归,因为在最初开始新能源汽车和互联网汽车兴起的时候,有很多新兴的造车势力喊出了弯道超车的概念,但实际中发现车还不太好超,因为汽车确实比较复杂,上万个零部件,尤其汽车的生产、制造、销售到售后服务,已经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在短时间内要打破这套完整的体系,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毕竟这个产品有安全性,有很多其他产品不太具备的特殊的属性,所以这个弯道超车不太好超。

传统的汽车行业可能起步比较慢,在一个中长跑的过程中,可能一开始出发没有别人快,但跑着跑着后劲就来了,因为长期制造业的沉淀,它具备了在创新的过程中的后劲。就中国来看,电动车的行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在过去几年,大家看到电动车在刚刚雨后春笋冒出来的时候,有很多油改电的例子,简单把一个汽油车改成电动车,很多弯道超车用一些相对质量不是很高的,或者相对比较低价的产品很快占领了一些市场。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传统的车企,尤其是技术沉淀比较深厚的传统车企开始发力了,这个发力应该在明年,明年主流的传统汽车的合资企业,在中国会大规模推出电动车。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起跑比较快的企业,可能会感到更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产品的稳定性、质量和售后服务方面,传统车企还是有很大的优势。最后一定会有一些年轻的选手,一些新兴人类脱颖而出,在这个行业里一定会有几条鲶鱼,一定会有成功的新兴的选手,但不能否认的是,传统汽车行业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包括内然发动机还远远没有走到它的历史使命的劲头,未来的5年、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一定是传统汽车行业和新兴汽车行业并存,互相融合,触发新一轮创新的这样一个新的局面。

苏琦: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肯定是愿意你们打的越狠越好,因为会降价。刚才张总讲到估值,我们听了很振奋,你们接下来准备去哪儿上市?是奔新三板,还是习主席刚刚在上海推出的科技板?其实我刨的坑是,咱们现在资本市场对于高科技企业的支撑作用到底是足还是不足呢?

张钜:AI人工智能是未来技术,需要很大的投入,投入来自于两个,自己拿出部分钱支撑。但同时风投机构对我们的投入,尤其在更早的初创期的支持太重要了。我们会去到A股市场,不管哪个市场,它的IPO融资,还是以后的再融资,对我们高科技企业太重要了。我们是来自深圳很接地气的,产品很商业化了,能够自己支撑自己,但自己支撑自己会慢,有资本市场支持会更快。我还是盈利的,像生物制药、芯片,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法盈利,资本市场对它支持非常非常重要。今年一系列的科技创新试点企业的规则,无论是科创板还是创业板,我们相信会推出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去支持芯片、AI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前期投入很大的企业的上市,而这些对于中国的国策,对于未来的产业和未来占据制高点非常重要的,这是资本市场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做了之后它的回报也很高,我觉得是利国利民。

高建:我补充一下这个话题,推科创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想促进科技企业的发展。科技企业发展有两个特点:第一、有的时候它的波动是比较大的,它的成长往往有爆发力,但不能很快有爆发力。第二、往往一开始以烧钱为主,不太容易有收益。一般的资本市场上市规则,他们是很难满足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IPO的通道是对它畅通的,VC也愿意承担一部分职责,它可以以非上市的公司作为投资对象。现在甚至说由于VC的追捧,有一些初创企业可能出现市值的倒挂,表明在上市之前,已经有资本的力量在那儿。如果上市和资本的力量对接,而不是与一般成熟的公司上市按照一个标准进行,肯定是有利于新兴企业发展的。包括要把一些在海外上市比较优质的企业吸引回来,这也是一个趋势,至少呈现了一种信号,只是这种信号是不是能够有助于新的企业发展,还要看。

我们一直研究新三板,新三板上万家企业,里面有一批企业是比较有成长性的。新三板可能不如科创版更有利于科技企业的发展,科创板的推出,对现在已经成为或者即将成为独角兽的科技企业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苏琦:作为一家深圳的企业,跑到上海去上市,会不会多少受到一点压力?

张钜:不管我们在哪儿上市,首先我们是中国企业在中国上市。上交所的科创板定位的不是一个上海的企业,是一个全球金融中心,所以我们的格局一定要大,不要有地域的歧视、限制,只要是科技创新企业,利国利民就应该支持,尤其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可以看到,之前很多规则,希望你是一个完美的企业,但科技创新企业不是一个完美的企业,既然名字叫科创板,或者创业板,希望能够符合这些科创公司的特质,不要以成熟企业的眼光看待它,我们国家要不要芯片产业,要不要生物医药产业,要不要AI人工智能产业,占据这个制高点,通过资本的力量让我们的产业起来。既然是创新的东西,我希望制度上也去创新。

苏琦:我们每一次全球化遇挫,或者对外关系稍微有点波折的时候,我们一般会想到两点:一是自主,二是国内市场,内需很大。前几十年内引外联进步很大,这个空间是不是已经没有了?我们本身是民族自豪感很强的民族,我们中国人也不笨,到了一定阶段,要不要这个,要不要那个,肯定都要,我们担心在这个阶段被别人卡了脖子上不去,产业空心化,高不成低不就,上不去下来,如果我们都要了,上中下游都通吃,会不会引起别人更多的反弹,甚至围堵?

易珉:这个问题提的非常有挑战性,我试着回答一下。我在过去三十年从业的行业,英国做了19年,在美国的通用电器做了一段时间,在瑞士诺华,现在在香港铁路,这四个领域都是本领域排名第一的行业。我做了这么多年,有那么几层体会:第一,我们经常在提倡的是全球要多边化,不要单边化。多边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所有产业链不可能由一个国家来完成,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不可能由一个国家来完成。

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自力更生,要不要有?一定要有,最基本的安全,我们一定要做足做到。但有一点,如果我们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东西都自己来做,有可能在资源方面、在全球整合方面、产业链方面是浪费,说一句笑话,《全球时报》总编有一个讲话,他说网民来骂我,我用苹果手机发了一条中美关系的微信,网民说,你打着爱国的旗号用着苹果的手机来挺华为。其实苹果手机70%是在中国制造的,苹果手机在东莞、在深圳有上百个分销商或者零件制造商。波音飞机,由200个国家和不同地区做成的,很难说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做,这从能源和社会的结构来说,不可以这样。但当我们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要引进先进的技术,比如在过去改革开放的40年,我们通过合资、通过技术引进,再学习,再开发,再创新,做出来很多东西。华为的东西确实有的地方做的比较好,但是它是建立在学习了别人的东西以后产生的。所以,全球一体化的方向,我们应该更进一步打开,打开技术领域,包括派留学人员出国学习,让我们融入世界,让世界融入我们,这是我们该做的一个大方向。

咱们国家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公共服务方面的创新重要性在哪儿呢?西方社会公共服务发达,有很多领域都是公共服务,甚至连国防采购都是由公共服务来做,一个人、一个企业在社会上做了好事应该得到回报,而不是说做了好事以后,一分钱不拿,我们的慈善机构全是建立在有了钱之后做慈善。很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把英文的一个词翻译成中文,就是“公司”,这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做法,为什么翻译成“公司”,中国虽然有商业,但公司这个概念是没有的,是后来引进的。为什么不翻译成私司?公是说要对社会有责任的事情。司是司职,要做该做的事情,有自己的领域和专业。把这两个字加在一块就变成了公司。只要你是一个公司,一定要对社会产生价值,只要你是公司就一定具有社会公益性,只不过大小的问题。作为医疗机构,一个好的医生治病救人,解决了人身体的疾病问题,他一定要有好的回报,让他好好生活。香港相信一件事,大街上遇到算命的一定不要让他算,因为他自己都不能算好自己的命运,他怎么能算好命呢。如果一个医生买不起房子,他做的事情也没办法做到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苏琦:感谢在座的各位嘉宾,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时间到了,这个环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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