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未来走向何方？

投资界（微信ID：pedaily2012）消息，2019年12月，三亚·财经国际论坛汇聚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深入探讨全球热点，全面展望2019年全球及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新趋势，共同求索大变局下的应对之道。

在论坛上，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原董事长秦晓，国家发改委学术委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以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Leslie MAASDORP  在《财经》杂志主编、《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何刚的主持下，以“全球经济展望与秩序重塑”为主题进行了讨论。

以下是发言内容实录：

何刚： 这节我们集中三个主要的问题：第一、对于目前全球经济形势，尤其是2020年，现在有很多有很多争论和不同的看法，对于放缓的问题、衰退的问题，五位分别对明年的经济形势怎么看？主要的关切点、争论点和风险点是什么？第二、关于对策。对明年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各方面在最近有非常多的政策和选择，国际组织、专家学者和决策人士都在提出不同的看法，五位建议是什么？什么样的对策可能是比较有效的？第三、新的全球变局当中，美国的角色和新的全球经济的治理结构有什么样的变化？

秦晓：简单讲一下，我们仍然在下行的轨道上，而且这个是全球的现象，这不是短期能改变的现象，这是我两个基本的结论。我们有大量的数据可以证明这个事情，而且IMF最后的结论是，下调了全球一些国家明年的指标，包括日本、欧盟、中国，2018年或者2017年是一个小阳春，全球都有一定的企稳或者复苏，美国带头的。到2018年之后就急转直下，有英国脱欧，有难民问题，由美国的一些税收减税，效应递减，它的财政问题，他开打贸易战的损失，当然更大的问题是贸易战。那个小阳春，并不代表真正企稳。国际长期争论，中国经济是不是企稳了？这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没有企稳，我们缓慢的下行，事实上比缓慢要快下行是一个客观事实。

这里头除了一些基本层面或者结构层面的问题，一个最大的影响因素是中美贸易战，今天已经看出来它的结果，中国的出口巨减，进口比出口跌的还厉害，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中间环节，如果中国的产品在美国受到影响，在加工业上出口就会减少，出口减少，进口就要减少，因为中国是个加工业，经济学家们应该更多的越来越关注供应链的变化。

这是我对全球经济的总体判断，数字就不讲了。

对策，大家把凯恩斯主义用到极致，特别是货币政策，极致的标志是负利率，负利率是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依照常识来看，名义利率是负的是不能解释的，经济学也解释不了，但经济学现在试图做一点解释，说手持货币是有成本的，要储存、要安全、要支付，负利率已经变成现实了，全球负利率的债券规模，已经占到全球GDP的20%，日本率先，欧盟跟进，北欧已经开始，美国特朗普给联邦储银行施加压力，美国的空间很少。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一个维持利率常态正常化的国家，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机会，因为国际资本不可能在负利率下生存，它要流动的，可能会造成资本流入中国，也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但前提条件，你必须更加开放，必须更加有规则，这些条件创造好了，这也是一个机会。其他的政策就不多说了，减税是不是还有空间，今年的减税有力度，但还有空间，行政审批、行政管制、垄断，这些问题也在路上，还需要加大力度。民企和国企的紧张关系，我们是不是以后不要说两句话，要坚定不移地怎么样，坚定不移地地对国企，坚定不移地对民企，都是企业嘛，说一句话就够了，能够把一部分承担国家职能、战略职能、安全职能的分离开来，剩下的不要划分，民企代表着生产的活力，也是未来的方向，有一个指标，民企分了利润以后再投资的比例减少，这完全是经济环境和信心的表现，特别是政策的表现。

何刚：经济下行趋势短期难改，对中国来讲，金融松绑、市场松绑的空间还很大。张老师的看法。

张燕生：第一，全球经济同步放缓，同步放缓的一个数据，2009年到今年全球人均GDP增长率2%，是1990年以来最低的阶段。今年IMF全球GDP的增速是3%，WTO预测全球贸易增长是1.2%，危机前，贸易的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1.5倍到2倍，过去十年贸易的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0.5左右，今年可能只有0.4。2012年以来，全球人均劳动生产率减速，这个趋势非常明显。2012年以来，美国和欧盟28个国家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速都是低于1.7和1.2的，从全球经济来讲，今年和明年全球的经济同步放缓，而贸易投资和金融风险，这三个因素无论是今年还是明年，都是比较大的问题。

从国际秩序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全球经济面临着两个脱钩的风险：一是美国会不会跟多边的规则体系脱钩，这个问题对国际社会是非常严峻的。现在我们说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欧盟、加拿大等一些国家正在考虑是不是下一步WTO的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要考虑没有美国的备选方案，也包括下一步发展中国家的地位，34个经济体之间，我相信对未来的国际秩序会有很大得宠及。明年更叫人担心的是美国会不会把非市场经济导向纳入多边规则，如果纳入，中美两个大国在规则上的较量，对国际社会来讲，对美国的脱钩，以及对中国的挑战，将变得非常严峻。二是中美会不会脱钩。大家都相信不会脱钩，大家相不相信科技会不会脱钩，以及我们在其他方面会不会脱钩，这种风险是非常大的。未来的国际秩序，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要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从中国来讲，不想颠覆现有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但美国朋友对现有的格局和现有的秩序希望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从这个角度来讲，未来的秩序可能会有三个不同的观点：第一、欧盟始终强调基于规则，但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没有办法解释过去一到两百年，也就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总是不能够改变国际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因为这一次强调脱欧的是英国，强调保护主义的是美国。

第二、美国现在提出来要基于美国优先、公平贸易、对等开放的国际秩序，这个国际秩序意味着今后现有的国际秩序将会有一个大的改变。

第三、中国提出要基于包容的世界秩序，这三个方向能不能形成一个合作的模式，也就是未来的国际新秩序基于规则、基于公平，同时基于包容，我相信未来的国际格局今后将在这三方面都会有大的竞争和合作的组合。

从区域化来讲，有两个方向：一是由美国国家代表的排他性激进的方案。二是RCEB所代表的包容性的方案。现在对亚洲来讲，一个挑战是明年年初在签署RCEB协议的时候，最后一分钟印度有没有可能加入？日本是什么态度？这对包容的自由贸易协定来讲未来是一个挑战。

对中国来讲，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对外的中美贸易战，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美国过去1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60%，中国是34%。我个人想，中国和美国必须要考虑他们的贸易战，他们的科技脱钩，他们的规则对世界所产生的外溢性的影响，如果这方面不能管控好，对未来的世界真是一场灾难。二是从中国自身来讲，我们都知道，2020年中国会面临一个选择，会不会破6%，2020年如果没有破6%，人们会向未来不太远的时间可能会破6%。过去改革开放的40年，我们可以想一下，经济相对低迷的阶段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比如1989—1991年带来的变化是双轨制并轨，1998—2002年带来了银行摆脱全行业化的破产，这次经济相对来讲的低迷，能不能带来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中国来讲，结构性的改革可能在未来的几年是最重要的。

曹远征：从目前的情况看，明年全球经济肯定是下行的，会显著低于今年的增长水平。现在的核心问题还不是经济下行不下行，是这个下行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从市场看来，经济下行是不是很多发达国家衰退，这种衰退会不会导致新的金融危机的发生，换言之，会不会出现2008年的金融危机，于是黄金价格大幅暴涨，现在已经涨到1500美元以上。

从较长的时期来看，我们世界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今年是金融危机爆发第11个年头，如果从金融危机10年的情况来看，基本可以总结一句话，就是一个低迷的或者无增长的复苏。所谓低迷和无增长的核心含义是全球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在持续下降，意味着技术进步的速度并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快。在技术进步速度不快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主要靠市场扩张，但是我们也看到，危机以后全球总需求或者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了经济增长速度，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全球采取的手段是宽松的全球货币政策，货币宽松到如此地步经济还没有增长，以美国为例，现在利率2.25%，充分反映了世界经济的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是经济增长变换，同时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杠杆变高变长，如果经济再变差，杠杆维持不住，或者出现2008年以快速去杠杆为代表的金融危机，这是我们对明年的一个理解。美国的降息是预防性的，能不能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让市场安抚一下，不至于很快到了金融危机的局面，能不能躲过去。

但是，大家要观察一下，今年一开始全球很多大的国家都开始降息，不仅仅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降息的步骤完全不一样，欧洲已经进入零利率，美国多少还有空间，在2%，往零的方向还能再降一点，中国利率维持在4%左右，全球的货币政策出现了三个状态，假如中国还是个正常的状态，美国已经不正常了，欧洲是个极端的状态，我们不能理解利率为负的情况下是怎么操作的，它一定会变为另外一个安排，把现金存银行要收保管费，这就是负利率，如果你去银行贷款，政府要给你贴息，这就是负利率。欧洲银行业现在大幅在裁员，这个政策能不能起到效果？日本是这个政策的发明者，到目前为止，安倍的目标是达到通货膨胀2%，但始终没有做到。

从历史上来说，很多国家货币政策已经走到了极限，未来怎么办？其实我想说的是，全球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就是说用货币政策实施财政扩张，意思是说，如果通货膨胀不显著出现，货币就可以无限发行，无限发行货币购买国债，用财政开支来支持经济增长，这就是负利率的国债发行，而且已经占了市场的相当大的比例，我们预计明年还会有更大比例的负利率债券的发行，它的主要购买方就是央行。这个政策的影子很早就能看到，QE就是中央银行购买，如果利率降到零，政策就变成了印钞票，这可能会成为明年预防性或者常态性的政策，问题是后果会什么样？其实我们看到全球在进入秩序通缩的过程，如此大规模发行货币，又如此大规模支持财政开支，全球的物价并没有上升，但问题是，哪天上升了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在通缩期间，贸易摩擦一定加大的，灵活的宏观政策一定是频频出现的，但我想说，可能是未来全球协调的一个宏观政策必须得有准备，得有框架，否则的话，真是洪水来了不知道怎么应对，没有远虑必有近忧，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格局的变化，还不仅仅是个贸易的问题，可能在金融格局、在货币政策、财政安排等方面有重大的变化，必须留心，必须关注，才能加以应对。

Christopher HILL：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参加三亚国际财经论坛，像刚才的发言人说的，我认为我们都取得了一个共识，就是先不要看每一年每一年的短期趋势，而是应该看看它背后更大的结构性的问题。

我列几个看到的例子吧。首先，新兴市场的不断兴起，新兴市场在全世界经济增长中贡献会越来越大，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必须要问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就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机制和体制，是不是对今天还适用？是不是还能够持续下去？有一些例子中，我们是肯定需要改变的，比如新兴市场在很多国际组织和框架中，声音不够响，力量不够大，比如巴西、俄罗斯、南非、中国、印度等等，今天他们世界经济贡献是25%，这个数字以后还会继续上涨。

其次，这些新的机制，有亚投行，注册资本超过1000亿，是金砖国家银行有500亿的资产，这些都是由新兴经济体主宰的。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增长很缓慢，我们要定性看看它的增长改变了什么？第一、我们正在从量到质的转变，比如兼容性的增长、普惠性的增长，自金融危机以来11年了，增长之后都伴随着严重的不平等，加剧了不平等的现象，所以我们必须要强调普惠性的增长。第二、我们要向价值链上游升级，必须在科技方面加大投入，继续升级产业，中国现在就是这样做的，生产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第三、这种增长的可持续性，在中国非常重视绿色产业的发展，2030年的时候25%到30%的全球电动汽车的生产都在中国，有这么多电动汽车，肯定降低排放，降低污染。随着我们经济的增长，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

在机遇方面，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商机，尤其是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方面，但是我认为它的前提是中国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开放。在过去40年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已经向全世界开放了，但是它的金融市场还是比较封闭的，所以我们应该大力开放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如果不这样做，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只有这样做才能降低一些壁垒和摩擦。所以，如果想人民币成为一个全球的主要货币，成为国际货币资金组织的一篮子货币中的最重要货币之一，我们必须要这样做，作为结果，美国的地位可能会下降，如果没有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过程总不会百分之百能够成功的。

低增长的时代中，我们还要寻找多边的解决方案，共同解决一些问题，比如G20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它已经取代了G7，形成了全球的决策制定的框架和平台，因为包括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不能把那些大型的发展中国家丢在外面，像G7那样，在全世界有很多非常深刻的问题，比如金融风险、环境污染、网络犯罪，这些问题都是全球的，各个国家是不可能单独解决的，所以我们必须有全球多边的机制才可以。

何刚：他强调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一定对二战后的体系有很大的变化和影响，新的国际组织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也提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秦总，他的有些看法跟您是一样的。

有两个问题，第一，现在真的属于金融市场开放了一个历史性机会吗？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不是做好了应对更大的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准备？第二，货币政策的财政化，最近有很多人主张加大财政政策的刺激力度，但反驳声音马上出来了，说这会让债务问题变得更加麻烦，投资效率将会更加减缓，怎么看？

秦晓：现在开放肯定是有机会的，还可以再开的大一点，但我不认为是一个绝好的时机要一步到位的，我们可以逐步到位，实际上近几年我们是收紧了，并不是维持在某一种开放水平。

何刚：比如资本管制，外资管制。

秦晓：对，这是可以反思的，我们有自己的优势，也要考虑怎么把握开放的分寸。

何刚：朱总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燕生：我觉得中国是一个两难选择，在全球系统性风险明显上升的情况下，当世界各国主要国家在放水的情况下更开放，其实很大程度就是你可能要接受更大的风险，你有没有这样的风险管控能力。因此，过去10年，中国加杠杆114个点，我个人觉得这个举措在未来可能不能这么做，应该采取稳杠杆的作用。因此，中国对世界负责任的态度，第一，就是怎么管控中美的政治经济的风险，它对世界的外溢效果。第二，推进“一带一路”，给世界创造需求和再平衡的动力。

从国内来讲，第一，推动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从全球吸收强大的工业服务和生产性服务，开展全方位国际合作。第二，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促进强大的国内市场来增加进口和增加消费，尤其是1996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的新需求，他会给世界带来新动力。

何刚：你刚才提到管控中美的政治经济的风险，很具体的中美贸易在2020年，目前可以预见到第一阶段协议有可能进一步签署，中美贸易在2019年这种巨大的变数，在明年会不会有所减低？

张燕生：第一阶段的协议，我觉得达成的障碍不大，因为美国需要中国买买买，中国也需要起码美国承诺未来加征的关税不要加征，这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基础还是比较好的。第二阶段的磋商涉及到结构性的问题，涉及到多边的现代化改革的问题，涉及到许多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怎么办？当年加入WTO的时候，我们用了15年搞明白了三件事：一是什么叫市场经济。二是什么是国际通行规则？三是开放条件下如何活下来？最后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因此，结构性问题也好，多边的非政治经济导向也好，这些问题完全可以从改革的角度往前推。

何刚：曹老师，刚才您提到货币政策的财政化，由此带来的债务的风险加大和投资效率可预见的偏低，对这两点怎么看？

曹远征：这样做下去债务肯定是持续加大的，杠杆加长的，但国际上发生了一些看法的变化，负债率不在于多高，而是能否再维持。换言之，杠杆的坚决条件就是企业有付息的能力。对逆周期操作有新的考虑，如果经济下行期间进行逆周期操作，杠杆一定得下去。中国今年的货币政策就是这样的，去年出口产业是中国现金的来源，如果现金不足付息就困难，杠杆就有衰退的可能性，今年结果大量补充流动性，今年一季度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去上升了，而去年比今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加杠杆维持稳定，这是一种操作的新考虑。

现在遇到一个新问题，就是经济长期低迷，这种操作是不是要长期化？这是财政货币化的核心问题。它的逻辑是，如果不出现通货膨胀，这个政策可以长期化。过去我们说，这种政策是反危机政策使用的，现在变成反低迷来使用，唯一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低迷时间有多长？不知道在低迷中是不是会出现通货膨胀？各国在采取政策的时候，尽管理论讲了很多，但采取的步骤还是很慎重的，现在没有一家央行说，我一定要这样，只说作为一个技术性安排是这样的，如果一旦情况转好，还要回到正常货币政策状态。

何刚：谢谢曹老师的回应。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的讨论只能先到这里结束了。谢谢五位嘉宾的分享，对明年世界经济提出了非常多审慎和风险的提示，对于对策也有长期和短期的各自不同的阐述，应该说明年确实是挑战的一年，希望我们能够审慎应对，过好我们的2020。谢谢五位嘉宾，也谢谢大家！

本文来源投资界，作者：yorke，原文：https://news.pedaily.cn/201912/44931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