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抓机遇、打破壁垒、营造生态，三亚发展自贸港和离岸金融势在必行

投资界（微信ID：pedaily2012）消息，2019年12月，三亚·财经国际论坛汇聚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深入探讨全球热点，全面展望2019年全球及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新趋势，共同求索大变局下的应对之道。

在论坛上，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秘书长邵滨鸿的主持下，三亚市政府副市长吴海峰，国家发改委学术委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实践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肖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天津东疆保税钢区管委会金融服务促进局局长曾伟鹏，以“自贸区（港）建设与离岸金融”为主题进行了讨论。

以下是发言内容实录：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为大家主持这样一场，在我们看来既是现实重要，未来更重要的一个论坛。请到的六位嘉宾经历都十分丰富，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海南建设自由贸易区（港）和离岸金融发展，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整个团队非常有力。我希望讨论之后，场上的嘉宾能够跟我们一起互动。把你们心中的问题，你们对这样一个重大的，无论是经济现在还是未来一个重大发展中的一个伟大事业这样一个认识，和你们的问题向嘉宾提出来。

有关这一个题目我们现在有请每一位嘉宾，可以花不超过八分钟的时间，从您的角度，您对这个事情认识阐述一下你的观点。首先有请三亚市副市长吴海峰先生讲话。

吴海峰：谢谢主持人，谢谢财新论坛。今天这一个会场叫做三亚专场，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向论坛主办方提出来的，我们希望通过各个专家，包括咱们在场的听众，朋友，一起给我们解疑释惑。说起自由贸易区（港）和离岸金融，我想首先要说是自贸港的问题，大家知道去年4.13，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建省办区30年大会上宣布中央支持海南逐步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自贸港怎么建，跟离岸金融是什么关系，下一步的方向在哪个地方，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我想自贸港在全世界并不是很新鲜的事物，但是在我们国家确实现在目前还没有，中央把自贸港这么一个历史重任放在海南身上，海南应该说压力非常大。但是更面临着千载难逢一个机遇。这一次我想对自贸港的建设，我们在座的专家，包括远征老师，他们是亲身参与过自贸港政策制定的，他们对于这一个自贸港应该说比我们了解的更多。我想从自贸港跟海南关系说起，海南建设半径推出以来发展并不如人意，从我个人来看，其中一个关系没有处理好。就是大陆发展跟海南发展差异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海南是不是应该有特殊政策，或者说我们应不应该保持自己的特殊性，我觉得这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处理好，或者说是没有明确的回答。但是这一次自贸港的建设，应该说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为什么？从我个人来看，解决了这么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自贸区的发展叫做为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改革，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但是中央从来没有说自贸港可复制可推广的。

自贸港的基本要素，大家可以通过11月9号韩正副总理到海南来召开两个会议，会后出了一个新闻通稿，我觉得如果是跟踪这一个自贸港新闻的新闻界的朋友肯定有敏感性，这里面出现很多新的词汇和新的表述，比如说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殊的税收制度，推动了跨境投资的便利化等等这一系列的制度。这就代表了我们这一个自贸港应该说呼之欲出。自贸港这个背景下，离岸金融代表了什么？我觉得有两个字。应该说与其说是离岸金融，还不如说是跨境金融或者是金融开放，金融的开放应该说是自贸港的两个字标配。金融开放前提下才可能有自贸港建设，或者说金融开放本身就是自贸港的内容之一。基于这么一个考虑，我想大家可以看一看，国际上有很多离岸金融中心，但是我们的离岸金融它是做什么的？在这之前我想举一个例子，事实上关于离岸金融的业务的试点，在2010年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海南大开发时，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文件里面，44号文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离岸金融业务试点，但是时隔十年的时间，我们的离岸金融业务开展的不尽如人意。我了解的数据可能一个市才几千万，这是为什么？我们不是不能开展离岸金融，离岸金融业务和离岸金融中心是两个完全不同概念。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开展并不好。我想它可能就是跟我们的整体政策环境没有跟上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在海南这么一个地方，我们的产业基础，基础设施都是非常薄弱的。如果是紧紧借助现有产业基础发展离岸金融业务肯定发展不起来。从国际上离岸金融中心的角度来看，低税收，相对开放，相对创新的管制和与世界接轨的法律体系，我觉得这是离岸金融中心标配。我们海南为了要建设离岸金融这一个也是最基础的，所以这一次对未来海南离岸金融中心怎么建，因为我不是政策制定者，但我个人给大家念一段话，11月9号韩正副总理开会的新闻通稿，里面这么一段话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构建多功能自由贸易帐户体系，建设海南金融对外开放的基础平台，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就这一句话的分析，我想至少有三个层次的意思。

第一个我们这一个离岸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建成像有一些注册的，避税的离岸金融中心。它的核心目的为了投资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第二个要构建自由贸易帐户体系，这一个帐户体系是多功能的。就是说有可能是我们建设离岸金融或者金融开放的第一步，这也是我们基础设施工程。

第三个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应该说是适度开放，这里面在开放是必然的，包括我们资本项下的开放，外汇管制下开放，如果没有这两个便利化就不成为便利化。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最难平衡在哪个地方？应该说政策从我们的分析，最难政策在哪个地方？开是一个开放和管制平衡，还是一个处理好大陆跟海南岛之间的平衡的问题。过于开放就是会导致虹吸效应，不开放自贸港不称之为自贸港，同时另外一个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离岸金融的模式，是完全内外隔离还是隔离渗透型的，内外个理由它的好处，外出外出，但可能很难起到金融开放创新高地，我们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海南建设还得吸引国内资本。我觉得这一个问题是目前来说，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杞人忧天，可能监管层包括政策治理层已经把这一个问题解决。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确实是基础比较差，包括法律的系统，包括人才的储备系统，这些问题都需要循序渐进的推进。同时我想海南的离岸金融，包括离岸金融中心或者离岸金融业务，既然是一个全新的开放，我想未来要换道超车或者弯道超车，在我们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上面，包括我们的监管方面，可能要采取一些新技术。比如现在的区块链一些技术，去推动我们离岸业务，离岸金融的推进。在保证监管的前提面，既能够监管到位，同时也能够逐步开放，为海南的自贸港建设服务。以上是我一点个人观点，只是个人猜测，请各位专家给予指正，谢谢。

邵滨鸿：谢谢吴市长的阐述，关于自贸区，尤其自贸港建设所涉及到问题，吴市长做了很详细的阐述。因为在座的朋友大多数都来自海南，是当地的，这是家乡要进行巨大建设的事情，大家都非常关注。所以我先代表你们提一个问题，如果你们谁有问题可以举手示意我。

刚才吴市长讲到，原来一些自贸区的政策都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但是现在在海南要建的这一个自贸港，它是唯一的，它既不能推广，也不可复制。为什么？请您简单解释一下。

吴海峰：因为自贸港本身就是为了解决本体与外地联络问题，如果本体等于外地没有什么差异性，所以它是唯一的。政策角度来讲如果全部采用自贸港的政策，我们可能无论从哪个方面国家可能承受不了，这是最基本考量。

邵滨鸿：我们不是十分清楚，下面还有很多机会可以把它搞清楚。现在我们有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先生来阐述他对于这个主题的看法。

张燕生：非常感谢。刚才吴市长是以父母官的身份谈一下他对于自贸港的看法，我作为学者，谈一谈书生的看法，关于自贸港，尤其中国特色自贸港，我自己的体会就是站在北京看海南怎么看都那么远。站海南看南海、东南亚、印度洋、太平洋和世界，怎么看都那么近。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海南过去有两个人非常重视它。一个就是三十年前的邓小平，三十年前他在1988年，在海南建成了一个最大的区和建成了独立建省。三十年后是习近平，他把海南设为第一个中国特色自贸港。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讲，我有时候经常想，为什么邓和习对这么重视海南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地位和作用，从这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关于海南的定位有两句话非常的重要。一句话就是要把海南打造成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重要的对外开放的门户。核心问题这是国家战略，国家使命，国家责任。海南的自由贸易港和离岸金融，如何能够成为面对两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的门户。我觉得这一个使命你可以看到，它不是海南的使命，是国家，中华复兴的使命。

还有一句话也是始终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就是海南的定位，它是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也就是关于中国要深度的融入，向海洋强国和“一带一路”建设，军民深度融合等等国家的战略。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看起来我们海南是一个岛，其实它在今后的中国，海洋强国和“一带一路”建设，包括军民深度融合，海南是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从这一个角度出发，也就是我们会涉及到海南，要服从国家战略的定位，要打造自由贸易港的功能。它首先要真正打造一个更高水平的这一种开放性经济。这一个就使我想起汪洋同志在写十九大报告心得文章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自贸港是全球开放层次最高的特殊区，他心得文章当中写了，说国际典型的自贸港他举了四个，举了香港、新加坡、迪拜、鹿特丹。因此从海南来讲，也就是你打造中国特色的自贸港，国际典型的自贸港也就起码从海南来讲，应该对接香港、新加坡，它的营商环境，新加坡的营商环境是全球第二，香港全球第三。投资环境，香港，新加坡的投资环境你会发现，除了黄赌黑不能做，个别行业有条件准入，其他全面开放。也包括香港、新加坡的市场环境，关税环境和它的税负环境，以及它在全球经济中间的定位。这一个角度来讲，下一步海南要打造中国特色自贸港，就是怎么能够推动像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自由和运输自由，人员流动自由，和数据跨境便捷流动能够实行特殊税收政策，逐步的实现零关税和低税负。比如说贸易自由，是什么概念？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全球平均关税率是5%，全球贸易便利化的成本是20%，海南一方面要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更重要是海南如何在下一步降低我们的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成本，这是海南未来使命。我们知道营商环境，上午军扩讲我们排31位，我们有五个指标全球排位不高。信贷、税收，跨境贸易，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是我的跨境贸易在全球的排位是排到56位。就说明我们说了多年的通关便利，说了多年的一个窗口，说了多年的整个的投资便利，实际上我们在这一个方面落地。因此海南也就是下一步的自贸港这一个方面能够发挥什么样作用，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海南的自贸港建设不是孤单的，应该从粤港澳大湾区和北部湾建设，陆海新通道能够形成一个相互配套，相互合作的关系。这方面来讲我们说海南的自贸港，下一步怎么样能够打造全球高水平开放的新高地，能够打造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新体制和科学技术人才创新资源的集聚地，和下一步能够打造这一种区域和全球供应链的综合枢纽和战略支点，以及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支撑体系和生态系统。这些方面对海南的未来，能够真正的担当国家使命，发挥这一个服务国家战略，能够履行国家责任，我觉得海南，我们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海南下一步能力建设，体制建设和跨境网络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点我想谈一下海南的离岸金融，这一个离岸金融我们可以看到海南既然有这样的战略定位，因此就海南的离岸金融背后是有着整个中国和泛珠三角和整个西部，要进入世界的一个桥头堡。因此我们海南的离岸金融，下一步怎么样能从整个国家在融入太平洋，印度洋和世界经济来讲提供贸易结算，资本交易以及直接融资和衍生品市场交易，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这一个方面，能够发挥好离岸金融的功能。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研究离岸金融的时候，必须要研究当年的欧洲美元市场和亚洲美元市场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离岸美元之所以能够从六十年代前苏联第一笔离岸美元衍生出整个的离岸美元金融体系，这个经验对我们来讲还是有重要借鉴的。这方面我们希望海南能够跟香港，能够跟伦敦形成一个好的离岸金融的合作，来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深度的离岸金融体系。这样才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海南在这方面还是有它的特殊的角色。谢谢。

邵滨鸿：你提到两个重要的地方，一个是它对于海南作为自由港建设，一个非常宏观的定位，战略的定位的理解。还有一部分对于离岸金融的发展前景的理解，这里面我有一个问题，因为你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参照的这一个国际上的经验，是香港、新加坡、迪拜这样一些自贸港，这我们都了解的。但这几个都是城市，香港、新加坡、迪拜都是城市，但我们现在要建设的这一个自贸港，它是一个这么大的省份，海南岛整个岛，我的问题是我们的理解对不对，是我们整个建设这个自贸港就是海南全域。

张燕生：首先海南2020年是建立起一个高水平高质量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是全域的，它的特点不像其他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好比120平方公里。海南是全域这是海南建设的一个特点。今后关于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因为海南的特点是离岸经济体，我个人认为它像香港和新加坡这样。建设全域自由贸易港有条件，香港和新加坡他们是自由港，但在新加坡会发现，在它的自由港内部，有封关作业的自由贸易园区，是指局部地区，美国也有好几个保税仓，保税区，保税库，都是封局部的地区。封局部地区不管物理还是数字封关，还是规则封关，所有的封关更大程度对应你的货物贸易，因为会涉及到你的跨境物流。除了这个以外，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涉及到像离岸金融这样的东西，不一定非要有封关方式解决，完全可以用规则的方式来解决，在岸和离岸区别，也包括金融，跟货物贸易不一样，不会有物理上的，从保税的状态到非保税状态的货物的移动。

邵滨鸿：再次感谢燕生。

吴海峰：我补充一下，这个问题我想用总书记第二届进博会上面脱口讲的一句话说明，他讲的是我们海南省全省建设自由贸易港，这是总书记的原话。

第二点您刚才说的，我想是不是在建设初期或者说在步骤方面，它会有所循序渐进。就像有一个特殊封关区，隔离区，可能有这样的情况，现在的技术手段不像以前传统物理隔离，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我想它的目标，海南省天生物理隔离，目标一定是全省。

张燕生：这个还是要看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还是资本流动。

邵滨鸿：感谢二位补充，后面有机会我们再进一步讨论。下面有请中银国际研究公司的董事长曹远征先生发表他的看法。

曹远征：谢谢。我想说有一句话请注意，我们叫海南省，但我们心目中是南海省。海南海域面积350万平方公里，这是中国最大的海南省，必须面向海洋。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大国文明，我们知道海洋文明是十九世纪崛起，拥抱海洋文明，形成国际规则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大挑战，这是海南自贸港的一个背景。

下面我想说说金融问题，大家老讲离岸金融，什么叫做离岸金融，在一国外汇管制条件下，用外币为外国客户进行境外服务的金融服务叫做离岸金融服务。一个是服务机构，金融服务业开放问题，第二个资本项下开放问题。为什么有欧洲美元和亚洲美元，因为美国不允许境外美元流回美国，所以才有境外市场。对海南来说，刚刚市长讲的很对，我们觉得它不是要做不做离岸金融的问题，他在探索中国资本项下的可兑换问题。如果中国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这也是海南自由贸易帐户设计初衷，就两个地方有这个帐户，上海自贸区和海南。特别贸易帐户设计的最终目标人民币和兑换路线。换言之海南要发展离岸金融，是探索中国资本项下开放问题。

第二个中国资本项下怎么开放，我们注意到人民币国际化，过去十年中间这个进程非常快。我当年参与设计，现在来说远远超出当年想象，最重要出现新机制，突然发现资本项下开放并不一定为资本项下可兑换，可以本币项下先做流通，再做本币跟资本，对外币兑换。人民币国际化是在目前条件下，资本项下本外币尚不可兑换条件下人民币在资本项下自由流动。于是才出现境外离岸人民币市场。

海南自贸港要做人民币国际化，目前是什么阶段？我们说有链上在岸市场，海南自贸港的定位应该寻找香港离岸市场和上海在岸市场一种桥梁。这才能把人民币国际化做好，人民币国际化仅靠离岸市场做不远，一定要跟岸市场连在一起，这一个意义上海南自贸港能不能寻找一个定位，跟上海和香港架起一个桥梁。现在确实有了机会条件，刚刚燕生说到面向太平洋，其实机会在眼前，大家知道明年ICEP15个国家要签署协议，15个国家签署协议成为一个区域经济协作协议，货币安排变得非常重要，就这一个协议来说海南恰恰在这个协议中心区域，我们知道过去中国有东盟自由贸易区，19亿人口，但是发现它的合作不是纵向的。我们说海南能不能发展出横向一种安排，其实这时候也有机制可以看到，过去中国和东盟之间要探索横向安排，澜湄机制，利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开发来进行一种横向安排，最后是把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升级，希望海南能不能在泛南海中国合作中间做到一种升级，这当中寻找包括三亚，包括海南金融市场的力量。

第三个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从我们看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一个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人民币国际化只对机构开放，对个人没有开放，海南能不能率先探讨个人帐户资本项下的使用。比如海南居民可以用人民币对海外进行投资。如果境内个人帐户使用，也允许国外居民用这一个个人帐户来进行跨境资本项下使用，这对海南发展服务业是非常重要。你们知道海南将来不会发展工业，主要服务业，服务业的开放，比如说医疗，外国病人到这里治病收付人民币，他在境外一定得有人民币市场获得人民币才能进行支付。个人帐户开放对海南非常重要，全国现在没有个人帐户开放。

第四个假如自贸港最高的开放标准，自贸港最重要是服务业开放，标准就是第一位。服务业是标准问题，服务业比制造标准更加困难。比如说汽车有一个物理标准，达到这个程度才能变成汽车，但服务业标准是人制定的。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直接影响这个产业质量。看全球自贸港，基本都是普通法，市长刚才也说注意到9号关于海南自贸港的报道，请大家注意一句话，授权海南有这个立法，同时按国际惯例，国际纠纷解决机制。我们看全球在经营的营商环境中，新加坡第一，香港第二，其实就普通法，它是一个解决纠纷机制。海南能不能率先使用这一种机制这是第一位的。我也知道海南建很多法庭，包括在三亚就有一个国际第二法庭，海南第二法庭关于国际纠纷解决机制。这样才是真正的营商环境，才能真正为金融服务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假如按照国际惯例，就是特别法下金融服务惯例，这一个方面如果要学习迪拜可以考虑。迪拜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它的法律是古兰经伊斯兰法，商业上，金融上做的很困难，大家知道伊斯兰银行不准收利息。他说赚钱可以，没有赚到钱就收利息不道德，伊斯兰银行不能收利息，这一种怎么能够做商业银行业务，后来迪拜怎么弄的？在迪拜设立金融区，金融区的监管是按照英国法律监管，金融区监管人员从英国请来的雇员然后形成迪拜特有金融服务。所以国际惯例引用至关重要。这样形成体系海南才称之为高标准自贸港，才能形成做金融，如果从金融来说有这样一个环境，可以先初步探讨离岸金融，进而推动中国的资本项下可兑换，做出新鲜经验，然后实现整个资本项下可兑换，海南才能成为一个金融服务中心，而服务中心我认为就是泛南海国家。谢谢。

邵滨鸿：坐在曹总旁边的肖教授，也是一位金融专家，而且他就来自香港，刚才我们讲到香港自贸港的可借鉴一些经验，现在请您发表一下看法肖教授。

肖耿：海南做自由港，当时推出来时我来过海南好多次，每一次我都说要进一步的解放思想要更大胆。而且要把它作为一个国家战略，不是海南自己的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在香港生活快三十年，中国非常幸运，有了香港这么一个自由港。我们很多的金融开放都是通过香港，但是目前香港遇到一些问题，所以从长远来看，我们如何稳定我们自己的一国两制，如何不跟美国在金融上面脱钩，如何建立我们“一带一路”的桥头堡。因为所有“一带一路”的都是离岸业务，没有不是离岸业务的。所有这些我们未来面临的挑战和我们想做的事情，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各种各样的，刚才讲过了全球经济中心，实际上是在我们海上丝路这一带转移。所以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讲，海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自由港是很标准的，基本上都是有自己的货币，非常低的利率。最重要的是它实际跟很多离岸经济完全隔离，所以对海南来讲，还有对中国任何地方要做离岸，最重要的是要跟在岸有一个切割。这一个切割为什么重要？因为离岸金融，包括离岸贸易，它是需要有一个制度生态环境来孕育。你有一个生态环境以后，他的离岸经济的实质性的内容，就会生长。这一个内容就包括你是什么产业，做什么业务，有什么人要来，我们可以想想，150年前香港是几乎没有人的，深圳也没有什么人，跟现在海南差不多。但因为英国把它的普通法，把它的一整套的制度建立起来，我们香港现在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自由港，深圳也学习香港开放搞市场经济，所以最重要的是这个制度的生态环境，在制度生态环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向前看，要设计。设计的时候如果不能够跟我们现有的体制有所切割，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用渐进方法在现有体制上改进，它这一个困难度会远远超过你从借鉴国际经验，直接在一张蓝图上画一个最新最美的一个计划。迪拜基本这么做成的。

以中国现在的实力和我们有香港这么充分的经验，我们要设计一个未来最高质量的自由港，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解放思想。在这里面我说有一点不同意我们远征的意见，因为国内很多过于强调人民币国际化。我认为根据香港经验，香港的自由港是跟美元挂钩直接做起来，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我们中国未来，我觉得应该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揽子货币去直接为未来的全球的离岸经济建立一个标准。因为我们如果继续只是还在想人民币国际化，这一个实际上就不够解放思想，实际上因为我们已经面临着金融领域的中美之间的威胁。我们很多的外汇储备，我们很多的境外资产，将来是需要有很多的离岸经济群，我们自己能够掌控的离岸经济群，用一种超主权货币，然后用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一个制度，我们可以采纳一部分普通法的法官建立规则，这些我们都可以学。但最终，我觉得我们基本上要既能够自己做，但同时我们做的这一个自由港，还有离岸经济中心，它必须是被全世界接受的。说穿了必须超越香港，因为香港实际是非常优秀的，但是有一些问题。我们一国两制里面一国，没有界定非常清楚，也没有世界经验，但是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我们海南岛做这一个方面，我们有优势，我们可以把新加坡，香港，迪拜，很多的经验都吸纳进来。然后我觉得这一个是未来很有潜力的。

曹远征：海南得发行货币，否则没有办法做。

肖耿：最根本我们要发行货币，不一定现在做，但这一个方向我觉得是需要的。因为现在“一带一路”，你说我们用人民币还是用美元，现在已经是一个问题。

邵滨鸿：为什么曹教授讲这一个目标是可以朝着人民币国际化方向发展，你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像比如英国就已经接受人民币，把人民币作为它的储备货币，这一个其实就在朝着人民币国际化方向发展。在海南离岸金融的视野上，这个问题你怎么考虑？

肖耿：离岸金融它非常重要的是什么？你如果不是另外一种货币的话，这里资产和负债以什么计价，比如香港以港币计价很明显这一个资产负债全部都是以港币计价。在海南岛如果用人民币计价，资产和债务全混在一起，你从监管角度来看，我们用很多的特别帐户的形式，这些都是过渡形式。最重要做到在海南岛所有发工资都是超主权货币SDR，所有的负债和资产都是同一种货币，这一个时候你所有在这里的资产，如果净资产就是离岸的外汇储备，这时候人民币国际化是什么意思？人民币可以到境外用，但用了以后很多人可能把人民币抛掉，立刻要转别的货币，转别的货币时是转美元还是转我们自己海南的货币，这是问题就还是存在的，绕不开的。但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胆量和设计去看得更远一点，等于说为未来国际金融秩序要想好一个方案，这一个方案是全世界都可以接受的。不光我们可以接受，美国，欧洲也能够接受，这不容易，但这是未来我觉得是中美不管是怎么争论，争到最后还是大家一起要合作的。这是我们海南岛未来长远来讲，应该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支点。我们在这里应该想到最终的能够被全球接受的生活方式，经营模式，还有金融体系。

邵滨鸿：您提到建设自由港很重要一个方面是要有一个制度生态环境，这可以被全世界，被国际经济界所接受，这和你后面的，刚才所讲观点是不是一致？你怎么考虑？

肖耿：就是一致的。过去十几二十年我就想的这一个问题，我觉得香港最优条件的。但是因为香港制度它是中英谈判结果不是一个设计结果，不是一个理想的制度，里面有很多非常好的制度的要素，但是它有很多问题，我们海南岛一定要超过香港，就从制度的设计方面要超过香港。超过香港的意思就是说外国人到了香港，会觉得很舒服。觉得很容易融入。未来我们海南岛如果是来自东南亚，来自全世界人到这里来，一定要感到很舒服。我们也可以接受，而且我们也不担心会出现国家安全，不安定的问题，那一个才是真正我们需要的。

邵滨鸿：谢谢。我们按照顺序往下走，现在我们有请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所的所长匡贤明教授发言，我们对您表示尊重，因为在来海南之前，我们看到你们这一个研究院所做的方案，关于海南建设自由贸易区（港）的方案，里面有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观点，所以我在此特别想提醒你，把你认为你们这一个方案里面，特别需要重点去让大家了解的，可以在这里面突出一下。

匡贤明：谢谢主持人，刚才发言的几位都是我的前辈。我想在这里首先回应一下刚才主持人讲的几个问题，第一个讲为什么海南自贸港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习近平总书记讲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海南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独特地理单元。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岛屿经济体，从各个国家发展来看，岛屿经济体的发展毫无例外都是必须要走高度开放的路子，而海南过去三十年发展事实上也证明这一点，如果没有高度开放的政策和一个高度开放的体制，我们这一个岛屿经济体，不要说在全国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就是自己要发展起来也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在海南实施特殊政策，不可复制，不可推广，既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也从海南实际需求出发。

第二个就是海南，刚才大家提到封关问题，海南涉及到一个产业主体结构问题。12号文里面说的非常清楚，海南不以转口贸易和加工制造为主，一定以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为主。这个角度来说海南全岛建设自贸港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它和传统的，大家知道自贸港初期一般都是从货物贸易为主发展起来，海南高标准，高质量的发展可能需要跨越这一阶段。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刚刚肖教授讲到关于货币问题，实际我们海南研讨过程当中感到比较困难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海南没有独特货币怎么办。主持人提到设计方案，1988年中管院设计方案，海南走向特别关税区方案里面已经提到单独货币问题，提出海南要发行自己单独货币。这是那个阶段的设想。今天我比较赞同曹老师的一个观点，就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进程中，海南似乎发行独立货币不太可能。但是我觉得这一个问题是否有解决的可能，就是用现在最新的比如说海南人民币，用区块链的技术，有没有这一个探索的可能，这是我考虑的一个简单回应。

我们这一个方案，我不知道您指的哪个方案，最近我们给相关部委做不少方案。在这里我想集中就金融方面，把方案里面关于金融部分跟大家做一个简要汇报。吴市长提到，正好十年前的这个时候，44号文里面全国第一个明确赋予海南离岸金融政策的一个政策。大家可以看到十年来这个政策确实实际过程当中落地并不是那么理想。我们海南金融发展有进展，但是在离岸金融这一块儿应该严格来说没有破题。问题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可能有人才的原因，我们海南金融人才的问题，有金融产品，金融业态，金融机构，综合各方面的原因。但是在我们看来，可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什么？在于我们海南本身的金融的发展这一个环境，金融开放的这个进程应该说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没有太大优势，甚至在某一些方面可能还滞后于上海、北京这些地区。因此我们要在海南发展离岸金融，可能先要探讨不是说发展什么类型的离岸金融，而是说我们要发展离岸金融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和制度条件。因此在这上面，我们提出一系列的建议，我把它总结概括起来是三条，我简要说一下。第一条就是要加快海南金融开放进程，这一个首先要做到放得开。海南自贸港大家知道是境内关外，对标全球最高水平开放形态，在这方面资金，人员，货物的进出自由，金融的高度开放是应有之意。有一些地方金融高度开放不一定是自贸港，但你要说你自贸港金融不高度开放说不过去，所以我觉得这是金融开放是第一个。这方面我们提出，甚至在海南能不能不排除形成以外资和社会资本为主体的金融体系。

刚才肖教授提到包括跟香港的一些资本合作问题，我们可以在海南形成一种有外资和社会资本为主金融机构，引进一些具有国际先进金融服务标准，服务理念的金融机构进来。这是金融服务业开放，市场开放。

第二个就是在海南是不是明确在海南率先试点人民币自由可兑换，曹老师专门做过讲话。全域事情不行能不能从海南开始实行。第三离岸金融法制化保障方面有一些重大突破，这是我们当时提出一些相关具体建议。这是第一点，金融上面一定要高度开放，这个开放是离岸金融发展的一个前提。

第二个我觉得要做到管得住，大家很多说海南为什么离岸金融发展不起来一个比较大的担心，是海南发展起来放开之后会不会乱，有一段时间大家知道海南曾经戴着高金融风险这个帽子。现在已经摘掉，现在发展离岸金融，基于我们现在的基础，会不会还会出现这一种情况。所以在金融高度开放时，我觉得可能要构建与高度开放相适应一个综合高效智慧的一个金融监管体制。这一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海南我们作为自贸港试点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比如这里面能不能探索一些综合监管，我们现在的监管体制，是否适应高度开放后的金融，是否适应离岸金融的一些监管，我觉得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一些探讨和研究。

第二个是可能这里面可以在海南率先试点一些金融的智慧监管，科技监管，大家知道前几天省政府王副省长提出“链六条”，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这方面海南是不是有可能借助区块链相关技术，在金融监管的场景应用方面做一些探索。

第三点建议我想提的是海南要想发展离岸金融，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赋予海南更大一个权限充分授权。这一个很多事情确实是中央的事权，在各个部委手里决策和落实的话，从过去一年实际效果来看，我觉得条法，条规的难度进展都比较大。在这一种特殊的情况下，特殊场合，特殊的时间内，实现我们国家的战略目标，我觉得可能现在最需要一揽子授权。大家知道今年两会全国人大启动海南自贸港立法调研，我们也承担着其中立法调研的一些专题研究，我们的一个基本建议是自贸港法，它肯定是一个基本法，是一个框架法，它是一个确定海南自贸港的基本法律属性，不可能对非常多的细节性的东西做详细深入的研究。香港基本法也是这样的，它经济体系，财政技术就几条，可能需要中央对海南进行一揽子授权，只要符合中央确定明确基本要求情况下，你授权你在比如离岸金融，金融开放等方面进行率先探索，率先试点这就可以。这一种情况下我们再来进行相应的推进，相应的自贸港离岸金融的一些建设。

总的来说，我们当时提出最后一条希望海南能够成为一个特别经济区。理顺海南省和各部委关系在自贸港建设中间可以率先取得突破，也能够为完成国家的战略目标做出一些贡献。谢谢。

肖耿：我特别支持这个概念，香港有香港特区，澳门特区，为什么不可以有海南，甚至深圳，珠海特区，特区很重要跟现有体制有一定切割，可以有充分授权和创新。过去深圳四十年前非常成功，现在地缘政治各方面风险大，导致各个国家比较敏感，收紧。这时候特别需要授权给局部地区大胆创新。

匡贤明：我们提建设特别经济区跟香港澳门还是不太一样。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特别经济区，是什么概念？我们理解就是在坚持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情况下赋予海南最大权限一个经济社会管理的自主权，财税，金融，海关等制度可以进一步的解放思想，试点，试错都可以。

邵滨鸿：燕生和远征，建立一个海南经济特区，这样一个倡议你们认为这个可能性需要怎么考虑？

曹远征：海南三十年前就是特区，建省办特区是中国最大特区，说的问题我们说这一个授权关系问题，它不再是授权不授权，是在于什么样的制度来安排。刚刚我们建议到如果海南普通法，实际上因为海南自贸港有特别立法，是普通法地区，大陆法在这里没有用，这就变成一个特区，这是核心问题。如果现有条件下，因为都是依法行政，中国大陆地区凭什么不执行大陆法律，这是存在问题。横切一下，其实我们说刚刚肖总讲授权，会注意到授权都有，看深圳关于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就两个授权，一个政策一揽子授权，第二甚至有立法权。什么情况立法这很重要。

张燕生：首先刚才远征已经说的很清楚，1988年就是特区，这一次又建成中国特色自贸港，自贸港应当讲就是跟其他地区执行非常不一样的政策，刚才我觉得国家一直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讲的是用好地方立法权，涉及到远征讲用普通法还是大陆法系等，用什么样的法律体系值得研究。但是我觉得海南，也就是五百个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和公共设施管理，实际包括你的金融，证券，贸易，创新，廉政，工会，环境，用好地方立法权。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种新的从地方先行先试来讲，就是建立起一个我们叫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来管好你的这一个中国特色自贸港，这方面国家来讲是希望海南能够趟出一条新路子。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邵滨鸿：海南领导和人民应该充分的解放思想，大踏步往前走，勇敢的去创新。我们知道现在国内全国有18个自贸区，海南是第12个。今天来的是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金融服务促进局的局长曾伟鹏先生，您可不可以从你的角度，你们就是一个自贸区，从那个角度看一下今天海南的发展，你有怎样的解读？

曾伟鹏：听了前面专家领导们的真知卓见我受益匪浅，同时也感觉压力山大，因为前面好多他们说的观点我非常赞同也想说的，现在能说的不多了。重点我们作为天津自贸核心试验区的片区，我们发展作为主导产业租赁，从我们境内租赁，到跨境保税租赁，到离岸租赁的历程，用解剖麻雀的方式，看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些提示。

首先说一下东疆保税港区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我们位于天津市的东部沿海，是一个浅海滩涂，一个三面环岛的一个港区。总体面积30平方公里，分为十平方公里码头作业区，十平方公里的海关特殊监管区，还有十平方公里的综合配套服务区。我们现在东疆经过十余年发展，形成了三大主打产业，第一个是融资租赁，第二是航运物流，第三国际贸易，累计注册企业1.5万家左右，注册资本金超过1万亿人民币，今年预计GDP可以达到五百亿，税收247亿左右，总体发展势头良好。提到东疆业内人士大家可能最先想到我们融资租赁发展的最好，而且飞机租赁做的最棒，是继爱尔兰之后全球第二大飞机租赁聚集区，我们除了这个产业我们平行汽车进口，肉类进口都是全国最大口岸，跨境电商我们也是全球最聚集区域，第二，也是北方邮轮母港的集中区域，这个介绍可以看到我们是一个进出口通道区域，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业务发展高度聚集区域。十年前我们刚开始建，我们保税港区是2008年正式批准设立，我们是2008年成立，2009年我们当时在一片空白情况下寻找产业突破点。

我重点说一下我们是为什么选择飞机租赁业务，这里面可以讲一个小故事，2009年5月份时，天津空客组装厂第一架飞机下线，当时由齐龙（音）航空租赁转交租赁给四川航空公司，就是天津组装飞机，接收的是国内航空公司，但业务要通过爱尔兰做。原因最大一个根本性的就是这一种税率差，走的跨境直租进口增值税和关税是减按5%收，租金每期交，国内租赁公司购买这个飞机一次性交近23%的关税和增值税。而且要按照飞机全额交。所以这一个税负差异是很大的，我们就寻找这个产业突破点，积极探索，最后借鉴国外SPB租赁方式，形成了东疆飞机保税进口租赁模式，中国境内的租赁企业，在东疆保税区特殊监管区域注册一个SPB公司，项目公司，以这一个项目公司名义购买飞机，然后再租给国内航空公司视同境内关外，走的跨境直租的税率，就拉到同一起跑线，这一个行业才有可能的发展。

有这个突破以后，我们的产业发展，其实这是最早时，是按单商量的模式，最后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积极打造生态圈的思想，首先是要积极的规划政策，我们积极的向银保监会进行沟通，当时是银监会，他们在2010年1月份下发一个中国银监会关于金融租赁公司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项目公司，也就是SPV开展租赁有关问题的通知，就制度化确认这一个模式的可行性。然后我们又积极的在争取各部委支持，最终在2011年5月份获得了国务院一个重要批复，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方案，在这一个方案里面，完善了SPB的管控模式以及开展飞机租赁，优先利用外债等跟这个产业相关政策都在这里进行固化。

打造生态圈的第二部分，我们是形成了专家加管家式品牌服务，这个政策给了你，得有人做，得有一个团队，是相对各方面能够全链条服务团队。所以我们管委会联合了海关，外汇，税务登各职能部门形成了一个近一百人的专业化队伍，专门对飞机租赁业务全链条进行服务，所以这些租赁公司对于涉及到政务监管的事儿可以放手，基本不用管，商务合同谈完以后我们剩下事儿有专门平台公司为他服务和对接，让他有特别通畅的通关，外汇各方面批复。

第三个方面的生态我们积极打造司法保障体系，租赁随着它的业务推广，量越来越大后，纠纷会越来越多。对于租赁公司怎么进行保护，让它减少风险，我们推动天津高院出台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公司合同的司法解释，把明白，不清晰，模糊的地方清晰化用司法解释给解决，给租赁公司吃定心丸，人行也推动人行融资租赁登记租赁系统确权问题，让租赁公司的产品，我的一个推出来的产品是有效，受法律保护的。

第四个就是我们打造航空，东疆航空金融发展论坛，海事发展论坛，让业内人士共同探讨痛点，难点，再吸收他们的观点，我们持续进行改进与创新。并且我们打造租赁创新产业基金，因为租赁资产越来越多后，它的资产需要一个出表变现，这一个过程当中难点ABS夹层不好卖，我们用政府信誉，为区域的租赁公司发ABS的时候我们购买它的夹层，用很小的财政资金撬动大量市场资金，五千万总投入撬动80多亿ABS的发行，这是打造生态方面租赁。

第三个方面是持续创新，因为业务一直变化也一直需要创新。首先狠抓租赁模式创新，跨境直租，保税租赁，出口租赁，离岸租赁都打造租赁模式。第二个不懈推动产品创新，在产品创新方面我们有类似于平安租赁在天津单开文化类无形资产租赁，知识产权租赁。贵金属的保税租赁，产品上进行创新。第三个是持续推动政策创新，租赁涉及到跨境，很多政策一直在变化，我们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外汇政策方面，我们推动了一些创新，比如说经营性租赁收取外币租金，只有我们东疆创新做这个事儿，解决了租赁公司外币错位的问题，以前是必须收人民币，现在可以收美元，收欧元，这个角度上解决了错币的问题。另外SVB项目公司可以共享子公司外债额度，为公司融资跨境便利性提供方便。海关政策推出海关跨关区异地监管，以前所有飞机要飞到天津空港海关特殊监管区监管后再飞走，现在通过这一种创新，在上海，海南都不用了，直接在海口飞下来，由海口的海关监管就可以，大大的降低了租赁企业这方面成本，还有水务方面，我们推出了融资租赁企业可以按季度申报增值税等，给企业降低水务申报手续与资金占压。有这些业务量提升以后，企业慢慢对于离岸租赁也有探索，我们也是积极的从政府层面进行一些推动和协调。2015年7月份，东疆完成了首单两头开展飞机租赁业务，东营租赁在东疆设立公司，法国购买A320飞机，交给尼泊尔的航空公司，这是第一单。后面陆续也在做，都是试单，我们利用滴水穿石执着精神推动各中央部委落实一些政策。2019年1月解决离岸租赁当中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关于企业对外债权登记的问题。以前因为离岸租赁缺少租赁物转移凭证这个难点。一事一议很难取得对外债权确权，有了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在1月份发的通告后，制度化奠定现在我们开展离岸租赁制度基础，解决这一个问题还有其他的最难的问题，是税率差异太大，这一个还在逐步的商讨过程中。

至此我们东疆已经做了将近十架飞机，五十架船舶的离岸租赁业务。负重前行，步履维艰。我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东疆租赁发展过程当中对离岸金融，自贸港也提出一些探索，我个人认为离岸中建设，可能有这么六大条件能够把它建好，包括自贸港相关。一个是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二是优越的地理位置，三是健全高效金融体系，四是金融法规健全及外汇管制宽松，五是利于市场培育财税政策，六是金融专业人才的聚集。

基于这六点我们也做了金融离岸探索，个人对海南这一个突破方向提一个不太成熟的建议。可以充分发挥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因为习近平总书记都重视，一定会给政策。利用充分挖掘海南，刚才有专家提出，我们处于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南亚，西亚“一带一路”国家沿线中枢位置，可以依托FT帐户已经建立，首先打破跨境人民币为目标的离岸债券市场，这是目前个人感觉可能往前突破一个比较成熟的方向。这里面我可以提六个方面的发展的方向，不一定成熟。

一、要扩大离岸银行牌照发放。现在在中国主要交行，平安，普发等四家做离岸业务牌照，他们的规模和总资产，在全世界网点布局相对少，我们觉得如果能够争取中央政策支持，我们工农中建大型商业银行在海南设立离岸业务部，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另外也能够扩大金融业开放，让一些跨国银行建立一些离岸业务发展主体，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基础设施。

二扩大离岸金融产品供给，吸引更多参与机构和个人，比如以资产为依托，离岸人民币为目标做一些资产证券化产品。

三是先有竞争力离岸税制，这里面举例香港想发展离岸租赁，它通过立法把16.5%企业所得税，如果是一个租赁公司立即减按50%，就是8.5%的税率，同时计税税基20%。理论上香港做离岸租赁可以做到1.65的企业所得税。如果你的企业所得税跟他相差甚远，企业都是要盈利的，所以说一定要税制上要基本跟国际通行接近。

四是在人员进出便利化要提供条件，让专业的国际上的金融人才便于进出。

五是建立离岸市场的金融法律体系。刚才几位专家也说了，以迪拜为例。但是我觉得中国现在完全突破我们的法制体系，可能存在着一定困难，逐步可以往那个方向走。但把国际上知名独立性仲裁机构引到海南，对海南，对他的支持就是仲裁机构做出仲裁决定，我们的法律百分之百的确认，在这一个方面提供一个仿真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港，这一种金融类的政策的一个法律执行的体系，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六是进行有效风险管控，管得住才放得开，做离岸金融只要有金融就有杠杆，有杠杆就有风险有外溢，所以我感觉现在我们在发展不管是科技金融，各方面都在推行沙盒监管，海南做离岸金融可以借鉴沙盒监管模式，在地域，政策，技术上做一些特定化设置，吸引特定的机构进行一些特定操作，这个突破方向还是实打实的。

最后总结一下，打一个比方海南做离岸金融，打造自贸港，类似打造一个繁华有序交通系统，刚才我说扩大离岸银行牌照的发放好比打造高速路通到，要四通八达形成网络，才能吸引更多车辆上路。刚才说的第二个建议就是扩大离岸金融产品的供给，吸引更多的机构参与，就好象让更多的机动车上路，这样才油市场的推动力，才能激发活力，有盈利空间，有机构才有想象力。

第三个是有竞争力离岸税制安排，好象车辆动力源，这是车辆的油料和电能，给足劲车才能向前跑。

第四金融人才，像开车司机，有好司机才能开好，金融又快又稳。

第五建立离岸金融法律体系，好比交通法规，行之有效有利又深入人心交通法规才能使交通真正高速风险。

最后风险管控好比红绿灯，怎么管，这要考验海南执政者的水平，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邵滨鸿：我觉得我有必要代表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向这位曾先生表示感谢。他是海南建设自贸区的同行，今天他认认真真做了准备，尽心尽意分享他们建设自贸区的经验，包括从他的角度，为海南进一步的做离岸金融提出这么多的建议。六点建议，你可以把你的文字留下来交给吴市长，跟大家来分享。时间关系我们还有十分钟时间。本来想让大家能够有一个自由的发言，就不要受我的问题限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现在有没有人有要求。

曹远征：我对天津的事儿做一个评论，他讲天津飞机融资租赁行业发展，我觉得有两点体会。第一个为什么是飞机融资租赁在中国做不起来，中国的融资租赁都是靠海外，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中国不允许加速折旧，因此没有办法摊销，税负很重。所有租赁变成经营租赁不是融资租赁，这个不是税率设置问题，而是折旧，亏损能不能抵税，中国法律不允许。

第二个中国法律不允许有单机单船公司，不能一家飞机组织一家公司，这是为什么监管时一定要飞机飞到天津去，而不是到海口来。这说明普通法的重要性。第二点如果这个做不到就是他那个办法，他做SPV，特别监管，SPV是在海外把飞机租进来，再转租国内。当然还讲供应租赁的事儿，用这一个壳在海外进行租赁，这一个租赁中方只做出资方出现，整个过程安排普通法的原则来进行。所以我说这一个对海南经验来说，要么彻底的能够改成国际惯例，第二个如果不能改成国际惯例，能不能进入国际惯例。做飞机融资租赁我们最大的，我们全球第二，新加坡法律支持这个。

邵滨鸿：时间关系不能再深入和展开，今天组委会安排这个论坛，尤其结构组成非常的合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讨论同一个问题。我想在最后几分钟之内，每个人可以表一个态或者谈一下自己看法，也就是说像燕生今天所讲到的，这是一个战略，一个打造中国开放高地战略，一个从北京看海南，海南看太平洋，印度洋一个更大的开放发展战略，你们每个人可能思考这个问题时，你们想的最多的是什么？要实现这样一个战略，或者说是我们可能首先就遇到什么问题，无论怎样，你们每个人讲一下，这样的话也都被吴市长留下来，他可以事后慢慢思考。

吴海峰：我到海南15年，经历海南国际旅游岛到自贸港，我们觉得抓住自贸港这一个机遇，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对这个国家，对海南省的一个责任，天津的同志给我很多感受和触动，机遇面前只有主动作为，积极作为，才能把机遇抓住。不然我们也不是没有可能失去这一次机遇，希望在座海南的，不管是我们的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我们共同努力。谢谢大家。

张燕生：我想的比较多的是从国家的指导意见有一个指标，营商环境，2025年要达到国内一流水平。2035年要跻身世界一流，这两个时间点，我觉得对海南下一步中国的自由贸易港，我们现在营商环境有五个目前从全球来讲，营商环境效率和便利化水平是比较低的。第一个就是获得信贷，效果便利化水平比较低。第二个就是纳税，全球排105位。第三个是跨境贸易，第四个是处理破产，保护产权。第五个就是如何吸引全球人才，这五个指标海南能不能在这五个指标的改善，为全国趟出一条路来。谢谢。

曹远征：我三十多年一直关注海南的事儿，我也算海南人。今年5月份我在博鳌论坛有一句话把海南人吓着了，说海南最大风险就是不敢干，不开放。可以做任何评论，但我想说，这是自贸港的初衷，就是更加开放，自贸港核心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市场是创新的，只有尊重这个规律，才叫高标准开放，高标准对标市场经济。政府做什么？政府是做市场一个守护神或者什么也好，这时候三十年前设计海南这个特区最基本一个核心，大社会，小政府，市场经济。这叫高标准开放的核心理念，外在标准尽管很多很多，但是要有这一个理念就叫真敢干，真开放。谢谢。

肖耿：实际上全世界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国内改革能不能够继续深入，真正有突破。另外一个就是国际化，我们做的怎么样。所以海南实际上是一张白纸，未来全世界看中国发展方向，看海南能不能做出一个中国的香港，新加坡，中国自己做出来的，而不是原来就有的。而在这一个地方对我们自己体制上有突破，能够被全球接受，这是我天天想的问题，关于海南。

匡贤明：我们所思考的问题，回应一下曹老师刚刚说的，不矛盾，我们非常赞同，现在最大的问题，在我看来最大问题是一个海南和部委关系的处理，就是授权问题。它不是一个行政性的授权，而应该是一个法律层面，立法层面授权，所以我的一个想法是尽快推进自贸港法制定，在这一个过程中间尽快推出一些早期安排，尽快实现一些早期收获。这可能更重要。

曾伟鹏：作为自贸区同行，其实我们对于建设自由贸易港很有憧憬也很有期许，最终只批给海南一个，我们是羡慕嫉妒但不恨，为什么？改革开放潮流大门越开越大，有一个冲出去比没有冲出去强，会起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整个中国的经济往市场经济合理化这一种改革方向去走。最后希望海南在发展自贸港和离岸金融方面能够抢抓机遇，打破壁垒，营造生态，最后走出一套有特色的，能够让我们都羡艳的一条新金融新经济发展的道路。

邵滨鸿：谢谢今天的每一位嘉宾，谢谢我们在场的观众朋友们。我本来以为这是专业性很强的研讨，我是搞经济的，世界经济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事情。但一个半小时停下来以后我发现完全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事儿，因为这里面既有责任，又有使命，又有情怀，又有同行的祝福，各种情况，尤其是曹总说是三十年的情怀在海南开放的这一个视野上，因此我觉得今天我们分享了很多很多，好在所有大家的发言都有速记，我们事后还可以看文字的东西，可以再重温我们不见得能够记住的。我再一次感谢大家，尤其祝福刚才讲话的吴海峰市长，他说如果我们做不好的话，也不是不可能我们丢掉这个机会。这是一个很悲情的机会，因此我们更要努力一定要做好。谢谢大家。今天论坛到这里结束。

本文来源投资界，作者：yorke，原文：https://news.pedaily.cn/201912/44931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