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与特效药之梦

疫情是不可预知的，信息是多渠道的，一切都是新知，一切都是未知。

2020-02-08 08:49 · 微信公众号：互联网圈内事　蚂蚁　　

2002年12月17日，广州军区总医院，现状是如此危急，医生必须为黄杏初的治疗做出决断。

这位来自深圳的酒楼大厨已连续高烧整整七天，体温达到39.8摄氏度，伴有明显的呼吸困难。转到这里就诊前，河源市人民医院的呼吸科医生曾为他使用了各种退热方法及抗生素治疗，但均不见好转。

由于病情导致的躁动不安，在四五个医生强行按住后，黄杏初才在一针镇静剂的作用下安静下来。在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他将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在河源市人民医院，另有一位相同症状的患者郭仁程出现病情恶化，主治医师不得不护送他前往广州呼吸病研究所——中国呼吸病领域泰斗，中科院院士钟南山的所在。在研究所的10号病床，郭仁程的主要症状被确认：明显的呼吸困难与低血氧量。血液中过度增加的脱氧血红蛋白，将一股魔鬼般瘆人的青紫色透过皮肤呈现出来。

几个特殊现象的出现，左右了钟南山的治疗决定。

一是患者肺部的特殊情况。健康人的肺部像个皮球，有气吹进去就胀了，气一出来就缩瘪了。但在接受一般肺炎适用的人工通气治疗时，郭仁程的肺部像个硬邦邦的塑料制品，吹也吹不胀，缩也缩不扁，几乎没有弹性，并很快发展为气胸。二是此次病情较为蹊跷，通过常规的抗生素治疗仍不能见效。

钟南山说：“我们当时已经开始有些怀疑这个病人是不是一个普通的肺炎，还是一种很特殊的急性肺损伤，或者叫急性的呼吸窘迫综合症，在医学上叫AIDS。”

钟南山的决定是，转换思路，试用大剂量的皮质激素静脉点滴注射治疗。

这一决定为治疗带来了意外收获：原本处于中末期“胜算不大”的病情出现好转，在接受激素注射的两三天后，郭仁程的呼吸困难出现减轻。

这次治疗经历给了钟南山及其团队极大的启示，一方面，患者表现出的，显然是非传统肺炎的病理特征，其血液中白细胞并未显著增加，显然不是寻常细菌引发的炎症。另一方面，在该病症的治疗中，激素的临床效果被证实，医生已经有了从死神手中”抢人“的筹码。

人定胜天的代价

如果要为非典的疫情发展编写时间线，钟南山团队发现激素妙用的这天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节点。

关于激素在应对SRAS病情领域的发现像是一声发令枪，在后续的医疗作战中不断点燃医疗工作者应对SARS病情的积极性。在此之前，医疗工作者面对SARS病毒几乎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寄希望于经历漫长的高烧”战斗“后，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将SARS击落马下。

而激素“杀手锏”，为医生提供了人为遏制病情的可能。这是在SARS的临床治疗问题上，难能可贵的“人定胜天”。2003年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SARS防治国际论坛”上，北京市卫生局韩德民副局长明确表示，在非典病人救治过程中使用激素已是司空见惯，几乎每个病例都使用了激素。其中北京各医院给患者使用激素的日均用量在180—320mg之间。

在钟南山主持下，《广东省非典型肺炎病例临床诊断标准》迅速出台，钟南山团队的疗法迅速向全国推广。据北京晚报报道，钟南山曾在采访中举例同样采取“激素疗法”的香港东区医院，其治疗手段包括皮质激素治疗、面罩通气、及时治疗二重感染。治疗结果是75例病人无一死亡。

在整个SARS抗争过程中，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死亡案例，激素疗法功不可没。直到在疫情过后半年左右，曾为非典患者挽回一线生机的皮质激素，才真正显现出“人定胜天”的代价。

方渤是非典中死里逃生的幸运儿。经过东直门医院的糖皮质激素治疗，他身上的SARS病情在2013年6月痊愈。他一度成为媒体宠儿，上电视、受采访。听说治愈者的血清对研究有帮助，他拉着全家人去捐。出于大病初愈的感恩心，他还签署了协议，死后捐献眼角膜及遗体。

直到半年后，方渤感到腿疼、呼吸不畅。他才意识到，激素治疗的威力这才要开始显现。

这批患者有着类似的病情：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以及抑郁症，偶尔也有眼睛干涩和视力退化。根据《健康报》在2003年的统计，在北京感染SARS的医务人员中，约有1／3至1／2已出现不同程度的骨坏死症状。

两种症状是非典后遗症的共性：股骨头坏死和肺部纤维化。前者让实心的谷歌愈发中空，稍有压力也会让骨骼因无力承担而塌陷。后者让肺部弹性减弱，收缩困难，这是导致这批患者呼吸不畅的根本原因。

后遗症的真正致病原因尚未查清，人们在SARS感染者的尸体解剖中看到了血管内膜和胶原系统的变异反映。但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的巨大副作用仍令人无法忽视。钟南山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先救命要紧,但是没有教科书来规定治疗SARS激素使用的量,这还是一种陌生的探索,我觉得应该辩证来看,完全归罪于医院是不对的。”

背景是，非典疫情自始至终，也没有能确保治愈的*药发现。疫情之所以得到控制，完全受益于即时隔离以及天气转暖对疫情的遏制作用。*个医治非典的药物是抗非典特异性免疫球蛋白，采用恢复健康的非典病人的血浆提取制成的。但只作为非典医治应急使用药物，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应用于临床抢救。

事实上，突发疫情*药的研发难之又难，即便放在今天医疗科学高速发展的环境下，针对新型病毒的药物，其最快上市时间也要三个月以上。由我国自主开发的全球首种治非典*药——人抗非典特异性免疫球蛋白，直到2004年8月9日才通过新药审评，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应用于临床抢救，并在媒体上正式曝光，距离那个“不平凡的春天”已经过去一年有余。

*药之梦

非典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次重大抗疫斗争。曾几何时，这个伟大民族依靠卫生条件改善消灭了血吸虫病，但严峻的新型传染病，令国人认清了诸多事实：

现代社会高人口流动的特点，某种程度上也会增大传染病爆发的威力；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最重要的一点是，国民的基本传染病知识仍然欠缺，在重大疫情引发的谣言四起面前，往往不加判断地听之信之。从时间成本与取证成本看，造谣要比辟谣轻松许多，如此才有医务工作者间口耳相传的名言：我们是兼职在辟谣别人是全职在传播伪科学。

结果就是每逢疫情，谣言不止，奸商辈出。

这个国家自古便有偏方信仰传统，往更长远处说，是精卫填海，是夸父追日，是大禹治水，是某种冥冥之中信任人定胜天的心理。名噪一时的热剧《神医喜来乐》曾在片头注明片中偏方均无科学依据，但仍抵不住人们对于“一头大蒜给王爷治疗鼻出血”的热烈讨论。尽管以漏洞百出的观点闻名于世，人们仍然热衷于站在悟本堂下手捧茄子绿豆，口中念着：“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

人们喜欢游走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寻找传说中隐退江湖的老神医——鹤发童颜，深居简出，或厌烦了大医院的患者争夺选择出走，或隐退后架不住病患央求，勉强寻一偏僻处继续悬壶。神医的药方也许有用，也许没用，但在患者心中，就是如同信仰般的存在。

鲁迅曾在《父亲的病》描写过难令人信服的所谓中药药引：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

非典时期，整个北京城弥漫着冲天的熏醋味。落霞与板蓝根一色，孤雁与加碘盐齐飞。另有媒体引用上海药物所的结论，声称洁尔阴洗液可抑制或预防非典病毒，且文案极其拙劣：众所周知,恩威洁尔阴洗液为天然药物,由黄柏、金银花、苦参、蛇床子等中药组成,具有祛风除湿、清热解毒、杀虫止痒的作用。经15年临床验证表明对多种致病菌有较强的抑菌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