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富豪们的补习班

你不去上，别人去了，你就赶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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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初的2020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上，80后张邦鑫成了中国教育培训领域的*大富豪。在其88亿美元身价前，刘强东、李彦宏、宗庆后、郭台铭都只能靠后站。

让这个年轻创业者捞到巨金的，是席卷中国的课外补习班——学而思。

最新一季财报显示，学而思母公司好未来拥有学生总人次（长期正价课）为295.64万人。按国内一般初中学校规模，好未来相当于在公立教育之外另外开办了：3000所补习中学。

这架席卷全国的补习战车，去年总收入32.73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26多亿元，日进6200万。而驾驶这架战车的张邦鑫，财富还在快速增长。

4月福布斯发榜时，好未来的市值才不到300亿美元，至今（8月20日），其市值已超44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超3000亿，张邦鑫也继续财富暴涨，成为身价超百亿美元的超级富豪。

靠课外培训成为超级富豪的，还远不止张邦鑫一人。

截至目前，A股、美股、港股市场上的中国教育培训类上市公司已合计超过 70家，其中涉及K12（学前到高中）教辅业务的占比50%以上。

好未来、新东方、跟谁学、学大教育、精锐教育、科斯伍德（龙门教育）等18家规模较大K12教育培训机构，2019年的营收总和已超700亿人民币，合计市值超7000亿元。

它们的创始人和主要投资者，大多也都是几十几百亿的身家。

与之对应的是课外培训，尤其围绕基础教育主要学科的各种补习班，正在成为加速收割城市家庭支出的超级吸金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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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前，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作为成功校友衣锦还校，发表了一篇逐梦教育圈的演讲。

他的学弟兼老乡、北大生物系研究生张邦鑫受到鼓舞，辞掉7份兼职，创立了海淀奥数辅导班学而思，并在30岁时让学而思在美上市，成为纽交所最年轻上市公司老总。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减负教育。为减轻升学和择校压力，国家还彻底废除小升初考试，实行划片就近入学。但家长们一眼看到底：

最终还是要高考，还是必须好成绩，要有好成绩就要从娃娃就抓起。

于是，国家千方百计减负的另一面，看准了这个巨大需求的各种培训、补习拔地而起。

学校减去的课业被加倍转移到了课外“悄悄地拔尖”，期间，还曾掀起过学奥数、考竞赛的风潮，因为奥数成绩可以帮助争夺小升初考试取消后的名校自主招生名额。

张邦鑫的成功，首先得益于率先做了“奥数”的火炬手：他先是上线了*家“奥数网”，吸引上千万家长蜂拥而至，然后还开发出了一套“超常儿童培养体系”的课程。

曾有家长透露过学而思超常班、奥数班的培训模式：开班前先考试，把成绩*的学生选拔出来接受超前学习。学校里需要五个月学习的数学课程，学而思15次课就能完成，一年级教二年级的内容，四年级学初中知识。不理解的知识先记套路、背公式。

依靠这种高强度训练出来的解题和应试技能，学而思学生不断在华杯赛等全国奥数竞赛中斩金夺银，并吸引到更多家长疯狂报班，学而思也连续多年以营收和净利润超200%的年复合增长率，快速在国内K12课外辅导领域坐稳*领军地位。

2011年，“减负提质”被写进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教育部门为将减负真正落到实处，严抓校外培训机构“超纲教学”，奥数竞赛被明令取缔。

但这非但没影响学而思的扩张，反倒激发它转型升级，加快扩张，将重心从奥数，全面推进到学生必考的各大主力学科，比如英语、语文和理科的课程，并大力开办学而思网校。

在众多城市，学而思的补习班就像公办学校的外挂，也是学生们的第二课堂。学生走出公办学校的课堂，就得奔跑着去这第二课堂继续上课。

2019财年，学而思拳头产品“培优课”仅在北上广深+南京五座城市就实现7.48亿美元营收，遍布着300多个教学点。在杭州某公立小学，一个班里上学而思的人数能达到80%。这所公立小学，因此被戏称为：学而思附属小学。

2013年，越做越大的学而思改名为寓意吉利的好未来。此后至2020财年，好未来营收从3.14亿美元增至32.73亿美元，学生人数扩张了13倍，市值从7亿多增至超过4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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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学而思们的快速扩张以及一系列问题，曾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包括《人民日报》的“学校减负，课外加压”系列报道、都市快报《深度调查丨疯狂的学而思，疯狂的校外培训！》在内，多家媒体都聚焦过越来越多城里孩子和父母都被补习班“支配”的恐惧：

“不管放学还是周末，除了吃饭睡觉没有娱乐时间，孩子半夜哭着做题。”

“新生报名全靠抢，大家像盯着唐僧肉一样，抢了几次都没抢到。”

“两岁多的孩子，每周末被爸妈带着像打仗一样来上课。”

“每一期结束都有考试，老师在台上报分数，家长相互比来比去，孩子战战兢兢看着家长脸色，到了这里，分数就是一切……”

国家有关部门也不断加强对课外培训行业的监管。

仅2017年以来，国务院、教育部就累计下发针对校外培训乱象的治理通知/意见/指示至少23次，两会上提出的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的意见更是多达40次以上。但三令五申的背后，以主要学科成绩提升为目标的K12教育补习班并没减速，而是加速向全国蔓延。

为了批量化扩张，日均进账半个多亿的学而思，曾有旗下培训教师称自己像流水线上的“教学机器”，被高强度标准化训练，连课堂上讲的笑话都有剧本。[3]

家长们，即便内心觉得这是把孩子逼成学习机器，于心于钱都不痛快，也还得定着闹铃抢课，省吃俭用也要几万几万地把钱往补习班交。因为：

你不去上，别人去了，你就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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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前，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国情下奠定了教育基本方针：

国家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目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

80年代，在财政与国际局势交困的情况下，中国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由政府补贴公立与民间办学，保证所有适龄儿童有学可上。

2005年到2019年，国家教育经费支出从8419亿元增长到50175亿元。小学阶段生均经费投入由1327元增至13493元，初中生均经费由1498元增至19562元。

有数据显示，一个学生在中国教育体制内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国家每年要为其个人支付1.18~3.87万元不等的学费。

国家的大力投入，让学生上学的支出越来越少，也让众多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国家持续咬紧牙关拨款减轻人民的教育负担，但人民最终的教育负担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急遽加重了。加重的最重要原因，正是补习班为主的各种校外培训。

统计显示，2019年，中国学生校外培训人均花费6500元，校外培训市场规模达到8000亿元。这8000亿喂出了一批大富豪，也在事实上动摇了人民对国家教育减负的最终获得感：

国家给学生减下来的时间、给家庭减下来的钱，都在加速被补习班吞噬，越来越多孩子正跑步成为学习机器，越来越多家长正在为交不起补习班的学费伤神。

2017年，重庆一名9岁男童到派出所报案称“被家暴”，原因是父母给他报了各种补习班，放学要上，假期也要上，不上就打他；

2018年，山东一名13岁小学生乐乐被家长强行送去班主任开办的补习班后跳楼身亡；

2005年，中国城乡家庭人均文化教育支出分别为934.38元、235.68元，到2019年时，这些数字翻了十几倍，大多数城市的家庭人均教育支出逼近万元。

这些支出，很大部分都交给了补习班。

18家规模较大的上市K12教育培训机构，去年营收总和超700亿人民币，如今合计市值超7000亿元。这700亿，平摊到全国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相当于每人贡献450元。这7000亿，则超过全国所有在职小学老师去年收入总和。[5]

去年，张邦鑫曾在一个公开演讲强调，好未来坚持助力“更加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公平就需要尽量消弭地点、贫富等差异，让孩子们接受同等同质的教育机会。”

他还呼吁“未来的教育应该不分体制内外，不分公办民办……”大有自己要与公办教育平起平坐的口气。

事实上，在各大补习培训机构的努力下，民办教育在中小学领域相对于公办教育的发展速度甚至规模，在对学生和家长的精力支配上，俨然已在悄悄平分着秋色。截至2019年：

全国共有公办及民办幼儿园、小学、中学51.82万所，相伴而生的校外培训机构已达40万~50万所[6]，数量逼近1:1；

全国中小学在校学生共计1.93亿人，而整个补习行业的学生规模在2016年已超过1.37亿人次，参培率高达40%以上，几乎达到“全国学生半数补习”之势；

国家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在编教师总数1001.65万名，补习行业的教师规模早在三年前就突破了800万，越来越多公办学校教师被教培机构挖走的趋势也还在继续。

在规模上，课外辅导机构俨然已成为附着在国家教育系统之外的第二教育王国。

但在公平，在尽量消弭贫富差异上，学而思们想要与公办教育平起平坐，并且以此表扬和彰显自己的功劳和重要，或许还须更多一点努力，比如：

不以盈利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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