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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集团执行副总裁朱岩梅:只有“社会企业”才有可能成为伟大的企业

2020-11-18 16:03 · 网络     

出现在演讲台上的朱岩梅令人印象深刻。这位华大集团执行副总裁身着一身深色简洁的运动服,配一双同色系的轻便运动鞋,干练短发,不施粉黛。她仿佛刚刚慢跑结束,整个人快乐又放松地站在台上娓娓道来,分享自己对社会企业的理解和观察。当她望向人群时,笑容中透着明媚自信,又不失女性的典雅温婉。

这是10月31日,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2020年会现场。朱岩梅在演讲中强调,社会企业已不仅是一种企业存在的方式,不一定是赚完再捐,它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组织形态,承担政府、企业和NGO功能,助力解决社会痛点问题。

演讲结束后,朱岩梅接受了《华夏时报》记者的专访。采访伊始,她就笑眯眯地说:“你肯定已经看过我的简历了吧?所以你该知道,我今天能加入华大集团工作真的是一种缘分。”

朱岩梅的过往履历足够丰富——在南方证券投资银行部担任过项目总监、在瑞士联邦理工大学(ETH)做过访问学者、在上海同济大学当老师...... 2011年,朱岩梅围绕《华大基因的"基因"》做主题调研,在华大学习了一年。朱岩梅后来说,她与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的谈话改变了她的人生。2012年,她选择在40岁生日那天入职华大。

朱岩梅认为,创始人精神铸成了华大的企业灵魂。这也让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所有华大员工引以为傲,“总有一股劲头”支撑着他们勇于面对挑战、一路风雨兼程。

在朱岩梅的心目中,真正有理想的企业家应该把自己的企业当作社会企业去发展。“如果企业的创始人和领军者每天盘算的都是能挣多少钱、怎样实现利润*化,那这个企业一定不会成为伟大的公司。”

谈及女性如何平衡职场与家庭,朱岩梅坦言自己并不喜欢那种“抛家舍业的女强人”,她觉得家庭和孩子可以给予女性更多养分和能量,女性的未来精彩与否取决于自身努力程度,且一定会在未来生命发展空间奏出华彩的乐章。

当《华夏时报》记者问她缘何看上去如此充满活力和喜乐,朱岩梅微笑着轻声答了句:“因为爱。”

社会企业是企业发展的高阶

《华夏时报》:你如何定义“社会企业”?

朱岩梅:在我看来,社会企业就是以某些社会问题为目标,用企业的方式去推动和解决这些问题。社会企业的出现超出了原来社会公众对于企业的狭义理解和固有概念。它是以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为首要目标,而通常人们理解的“企业”,除了赚钱似乎没有其他的存在价值。实际上随着社会进步的多元化趋势,只将赚钱列为*发展目标的企业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路也会越走越窄。未来我觉得大量的企业都应愈加重视“解决社会问题”这一发展目标,因为这些社会问题就是老百姓的实际需求,企业的潜在客户就源自其中。我理解“社会企业”其实就是企业的高阶。

《华夏时报》:有人质疑,现在大部分企业还在为自己的基本生存挠头,怎么又冒出个社会企业?这是不是路还没走稳当,就想越野跑?你怎么看?

朱岩梅:嗯,这个问题很好。这就像大人教训一个少年:“你现在都还没法养活自己呢,就别想着拯救全人类的事了。”你说这个逻辑是不是也不太对啊。

很多时候,人也罢,企业也好,你越想着赚钱其实越没钱赚,越想着成功反而越成功不了。养活自己当然是基本手段,但我觉得作为企业的创始人和领军者,如果你每天盘算的都是能挣多少钱、怎样实现利润*化,那你这个企业一定不会成为伟大的公司。

社会企业是以社会目标为目标的,这个目标可大可小,大到解决就业、教育等,但也可以落在解决瘫痪在家的老人问题、解决盒饭问题上面,等等。这些貌似很小的问题一旦扩大到多数人群需求,它的市场就很可以无限大。所以真正有理想的企业家应该把自己的企业当作一个社会企业。

《华夏时报》:你对中国社会企业的未来是否乐观?

朱岩梅:非常乐观。我始终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就像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当年信息产业都是从那里诞生。但是未来是科学生命的时代,中国不仅不会缺席,而且要用更包容的方式让更多人参与这个游戏。过去我们是参与别人的游戏,今天我们可以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但是我的规则不是你赢我输,是我可以帮助你,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觉得这种包容是中国文化传统赋予我们的独特基因。

总之,用社会企业解决社会问题是一种很好的探索和尝试,社会企业的发展越有活力、越蓬勃,未来的社会发展才会越丰富多元、充满生机。

华大人已将使命感融入骨髓

《华夏时报》:你认为华大集团是社会企业吗?

朱岩梅:华大集团的本质就是社会企业。就华大整体而言,我们的母公司永远不会上市,但下属公司要上市,要给投资人回报,也要给股民们一个交代,这些基础的工作必须做好。华大集团之所以坚持整体不上市,就是因为我们最终的发展使命是解决社会问题。如果整体上市,你就要一边顾着上市公司报表,一边还要顾着社会目标,往往就会很纠结很痛苦,可能最后哪头都不能够满意。

《华夏时报》:华大主要是科学家群体做专业支撑,但整个集团又是企业化运作。前几年你曾经对如何让科学家“适配”企业机制有过纠结,现在呢?

朱岩梅:华大的起步的确仰仗于一批科学家的加盟和助力,这也是我们创业的先导。科学家队伍的建构可以解决0~1的问题,但等到这个架构基本搭建完成之后,就需要走向市场,进入市场就要面临各种竞争,那你就必须掌握市场规则,拿出一套完整的战略应对,这里面涉及到市场营销、人才培养、团队搭建以及财务制度和品牌建设等多种因素的融合。你要让科学家又会做科研,又会做市场——那不可能,那你就需要发展出另外一拨专业人才,以便他们能力互补。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逐步得到完善和解决。

《华夏时报》:入职华大8年了,你觉得自己的变化大吗?

朱岩梅:变化很大。我最早是在铁路局这种事业单位工作,然后到金融行业做投行,后来又去了大学读博士,然后当老师。我发现自己到了华大之后内心充满了一种使命感,而且这种感觉从没有过往那样强烈。

随着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崇尚和追求,很多时候可能大家已经忘记了最初的理想,难道现在所谓的“理想”就是房子、车子、票子和包包吗?我想,总还是会有一些人愿意去承担那些看似沉重的责任,但前提是,空想没用,没科学、没技术,自然也就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还是要立足于科学,要通过组织的能力去真正造福社会,那么你这个组织的领导高层必须要有使命感。如果说我过去在投行或者大学做教授,可能就是一部大机器中的小零件,但在华大就不一样——我要带领一群人共同奋斗,就算吃不香睡不好,也要想办法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人类还没有发掘出来的一种非常强大的能量:“自驱力”。

《华夏时报》:此次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华大的参与度和专业度令人印象深刻。在你看来,华大区别于其他企业的特质是什么?

朱岩梅:华大人就是有那么一股劲,这股劲就是使命感。我们的使命就是通过基因科技造福人类,可以说我们的每位员工都已将使命和愿景牢记在心。如果说华大有别于其他企业*的不同,就是创始人精神注入了企业的灵魂。我们责任重大,更要传承好,这也是对我们这些新一代企业*的一个重大考验。

抗疫期间,大家无论心理还是生理,还是工作强度都达到了极限,经常是24小时连轴转,每个时区都在工作,非常考验指挥部的通盘调度和指挥能力。但也正是经历了这次考验,让他们的人生变得不同,这段日子也成了他们终身难忘的记忆。

女性奏响未来生命时代的华彩乐章

《华夏时报》:作为女性,面对职场与家庭,对你来说最痛苦的妥协是什么?

朱岩梅:最痛苦的妥协是对家庭和孩子照顾不够。我女儿现在才15岁,也是需要母亲陪伴的年龄啊,我工作的时间多了,陪她的时间必然就会少。但我还有另外一番感悟——以前人们总说家庭生活的平衡对职业女性来说是一个矛盾,但其实女性完全可以从孩子和家庭的相处当中获得更多。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人们说的那种抛家舍业的“女强人”,孩子可以教给我们很多东西,而且有时候你为了家庭稍微放手一点,反而能够有利于工作本身。人不能抓着一个东西死死不放,那就没有平衡,最终事与愿违。我疫情期间从武汉回来隔离了14天——隔离对孩子肯定是会有一点影响的,但我觉得没有完全的好事,也没有完全的坏事。什么东西都需要成长,有时候要付出代价,我觉得这是我和我女儿的共同成长。

其实从生理层面来讲就可以诠释女性的包容和博大——女性怀孕就是指精子与卵子相遇、受精,受精卵再经输卵管输送到子宫腔内这个过程。女性一直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给予才获得,所以女性在未来生命的时代,发展空间会非常大。当然,未来女性自身还需要很多提高,比如,你是不是甘于过过小日子、买买名牌包包就觉得幸福满足了?女性的未来精彩与否取决于自身的努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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