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新人「残酷」物语

年轻的电影人们，如果能继续坚定地表达下去，就一定会一路顺风。

2021-06-21 15:50 · 微信公众号：毒眸　张颖　　

“王玉超，你是北大毕业的，你去拍电影，这是不务正业。”

站在提案陈述台上，《三好生》的导演王玉超分享了母亲跟自己说过的这句话。制片人周雨晨也毕业于北大，他说想把片子做出来，证明北大不仅培养学霸、精英，也培养热爱艺术、热爱电影的理想主义者。

“大部分商人是不看理想主义的。”陈述培训导师、伯乐营销创始人张文伯在现场点评。他建议导演和制片人调整讲述“理想主义”和剧本故事的比例：要让市场和资方看到剧本故事的可能性，为你的故事买单。

这样的对话从早持续到晚。入围今年FIRST电影市场的电影计划有29个，在*天的陈述培训里，29个电影计划的导演、编剧或者制片人轮流上台进行自己的陈述，导师张文伯仔细听着，记录每一个电影计划的特质、问题，迅速给出一针见血的反馈。

收到指导建议后，创作者们大多会熬夜修改自己的陈述表达方式和PPT。正式的提案陈述就在第三天，担任本届提案评审的董越、董子健、黄培宏、李媛和郑执将会再次“检验”他们的电影计划和表达。

在这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会成为今年FIRST青年电影展（下称“FIRST”）的年度终选电影计划，去往西宁，站在近300家产业公司面前，“推销”他们的电影计划，寻找资方和伯乐；“幸运”的好项目，有可能迅速码齐资金，建组开拍；没有入围的，可能需要一遍遍地继续修改剧本，再到其他电影节、影展的创投和市场里，寻觅新的机会。

不管最后去往何方，片场、机房、电影院，还是回到书桌前继续写作，从FIRST电影市场出发，青年电影人们的电影故事，已经大幕拉开。

紧张的，稚嫩的

“不要移动。”张文伯对《再见，我们的白石洲》的导演加路说。

加路在台上陈述时，身体频繁地左右移动着。中场休息，毒眸（ID：DomoreDumou）问他是不是紧张的原因导致，加路回答：“也没有吧，就下意识。”

电影计划《消失的绿马》的导演郇斐，在台上承认自己是真的紧张。张文伯评价他花了大量的时间讲故事，讲得过于琐碎，不够精彩：“你想拍的东西要和观众发生勾连，不要给听众制造障碍。”

下午的陈述培训里，坐在*排的张文伯转头对身后的电影计划代表们说，上午有个导演给了三个参考片，这三个片子很多人可能一个都没看过，“这就是无效参考。”

“这个导演就是我。”坐在毒眸身后的《像雾像雨又像风》的导演曾子健无奈地小声接话。

陈述时曾子健播放了一段语音，叙述了自己的创作源起。但张文伯觉得项目的表达上还需要做减法：“很多人做*部作品时都会犯一个问题，想要的太多了，你最想被观众看到的类型、最想要表达的社会议题是什么，保留一个核心就行了，然后所有表达都围绕这个核心去展开，不然就散掉了。”

《星星与月亮》的制片人宋甲一开始说，他们的片子是在导演的直觉驱动下产生的一个作品，停顿了下立即改口：“哦不，商品。”现场发出意会的笑声。

电影是艺术作品，当然也是商品。

在每年的电影市场里，FIRST创始人宋文对青年电影人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你站在台上pitch，其实是销售行为，为的是把自己的电影计划推销出去。

销售的技巧并不比剧本创作容易，张文伯指出这些电影计划的共性问题是，没有把最重要的事放在前面讲。“你要向别人销售你的项目，要看着台下的人，看他们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表达，眼神的交流很重要，可能看对眼了（资方）就投你了。”

作为一个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电影人，张文伯对电影计划的亮点、优势的概括总结能力，是电影新人们无法在短时间内就培养起来的。他们站在台上，难免紧张得支支吾吾，说了一遍的话又重复一遍，为了避免这些“尴尬”，正式提案之前的陈述培训才显得尤为重要。

学着扬长避短，学会用一句精炼且有吸引力的话概括自己的故事，更自信从容地站在台上，展示自己的电影计划——陈述培训，不只是一场预演。

肉眼可见的成长速度

公开周的第三天，提案陈述正式开始，年轻电影人身上的变化清晰可见。

《水下森林》的导演耳冬在陈述前还在反复过PPT，他根据之前张文伯提出的建议，简化了内容。“我的剧本故事评审们都看过了，所以不想在这方面占用他们过多的时间。”耳冬给毒眸展示了他的新方案，简洁凝练，关键信息一目了然。

王玉超仍然讲了自己的故事：一定要把这个片子拍出来，为了说明不是学习好的就是三好生，也为了强调一个女性优秀与否，并不应该由他人定义。只不过制片人周雨晨那段理想主义的话，没有被再次提起。

《狂风猜想》的导演是唐诗韵和唐辛颐，这是他们第二次入围FIRST。2019年他们带来的电影计划是《阿来舅舅》，那年的现场，唐诗韵感情充沛地讲述了剧本与自己真实生活之间的关联，打动了评审和听众们；而这一次的陈述，她的表现沉着理性。“项目不一样嘛，《阿来舅舅》是真实故事改编，要打动人更容易，而《狂风猜想》是一个偏市场的项目。”唐诗韵说。

在第二天的提案陈述现场，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年轻创作者们的“聪明”和“听话”。导师给出的建议会被他们迅速吸收，并作出相应调整；在中场休息的间隙，电影计划代表们也三三两两围在一起讨论，只要是别人对自己剧本和陈述的感受，他们都愿意认真听。

“给不同的人讲故事，可能要用不同的方式讲很多遍，在这个过程里接收到不同的反馈，会发现原来这里、那里才是别人感兴趣的点，这对我们来说很珍贵。”《她在水中央》的导演胤超说。

这一点在FIRST的写作工坊上也有所体现。胤超的写作导师是编剧许伊萌，在与许伊萌的交流中，他发现她真正地理解了自己写的这个故事，许伊萌还根据自己在编剧上的长处、经验给到了胤超建议。“有系统性的，也有细节之处的，都是对我有启发的指导。”胤超说。

《狂风猜想》的写作导师是导演、编剧杨蕊，杨蕊认为既然此电影计划已经找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题材，那在内容和人物的设定上一定不要常规化。唐诗韵觉得很受用：“我跟她讲了我在写这个故事时的其它人物原型，她觉得反而比现在剧本呈现出来的更有意思，所以我这几天就会在剧本里进行调整。”

在剧作上，29个电影计划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李媛在看过所有剧本后发现，剧作上的进步空间还是很大，比如一些作者过分依赖对白，“但是这些不成熟都没有关系，他们还很年轻，会不断成长的。”

提案陈述评审、《暴雪将至》导演董越同样认可这种“稚嫩”。在他看来，相比那些四平八稳不轻易犯错误的故事和创作者，更欣赏那些有问题有瑕疵的剧本，因为想象力和锐气往往隐藏其中，“而看似精明而实则保守的创作者，往往很难开辟更加宽广的创作疆域。”

“够诚实吗？够坚定吗？”

“你最近见到蒋一鸣了吗？他那个项目现在怎么样了？”

蒋一鸣是2019年FIRST年度终选电影计划《达摩流浪者》的导演。在那时的提案陈述现场，他要求播放伴奏，绘声绘色地讲了自己创作这个故事的起因和经过，现场发出几阵叫好声。因为太过有感染力，在提案陈述的两年后，依然被很多人记着。

之后的两年，蒋一鸣很少出现在大家视野里，2019年FIRST创投结束，他觉得自己的剧本问题还是很大，就没有过多地沉浸在被关注的喜悦里，默默回去改剧本，“当时是拿着*稿去的，现在已经到第四稿了。”

陈奏鸣为了《何必呢何毕》这个电影计划去图书馆工作了几个月，观察、记录、思考，原本这个电影是偶然“降临”到他身上的，但他却从中找到了做好它的意义：他想通过一部电影，去抚慰当下人们疲惫焦虑的情绪、关照到弱势群体，用轻松幽默的方式去温暖观众。

“我为它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中间几经曲折，但这是我最想拍的一部片子，我要把它拍出来。”陈奏鸣很坚定。

《不速之客》的导演郑涛的年纪也不小了，在片场风吹日晒地干了很多年，积累了一些实战经验，在陈述结束后和毒眸的交谈里，他在确认自己的语言表达和剧作的核心是否存在偏离：“你听我讲完有什么感受？我想说的故事会让你困惑吗？”

提案陈述结束后，他没有直接晋级，但在圆桌提案环节，市场评审问及“到底是要做类型片还是作者表达”，郑涛非常诚实地回答：“我没有想明白，我不确定，只能说接下来我会努力把类型也好、作者表达也好，都做到*。”最终他获得了入围创投终审的入场券。

这次有麦特、联瑞、猫眼、捕影、亚太、魔石和梦将军七家公司，他们作为FIRST电影市场合作伙伴参与了圆桌提案环节。在联瑞影业的观察里，目前的年轻电影创作者群体，有着朴实、纯真的表达，同时又特别容易受到市场反馈的压制和影响：“其实，希望所有的年轻创作者坚持创作的本心，能够将个人表达与社会现实做更密切的关联。”

FIRST电影市场的合作伙伴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作品？麦特文化的答案是：百花齐放，不一而足。“可以是纯粹的文艺片，也可以是有市场价值的商业片，当然更希望碰到文艺和商业得到*统一的作品。”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限定，麦特称之为有特点的作品——类型突出的，或者人性深刻的，或者想像奇特的。

而对于FIRST电影市场的选择标准，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猜测，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偏爱作者电影的地方，也有人发现这几年FIRST在着重强调“类型”。基于猜测，有的创作者会在自己原本非常私人、作者的故事里，强行加入一些类型片的元素，最后的结果是“两边都不靠”。

“商业电影也好，作者电影也好，你对自己要拍的东西、要做的电影，足够坚定吗？”FIRST工作人员表示，FIRST不变的标准只有一个：好的作品。“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故事、好的剧本，不管是作者表达还是商业类型，都值得被重视、被看到、被鼓励。”

关于这一点，工厂大门创始人黄旭峰也曾在朋友圈写道：“关于为什么电影节创投这么多作者表达的“文艺片”：一个导演如果不持续地追问他为什么拍电影、拍什么电影、用仅仅属于他的方式去建构一个虚构自洽的影像世界，他拍着拍着很快就不知道拍什么了。”

作为FIRST电影市场的提案评审，作家郑执也表示，千万不要在写剧本或者是做项目过程中，为了追求技巧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而遮蔽了自己的视线，丢掉了最原本打动人的地方。

而如果一个创作者足够坚定，足够真诚地贯彻自己拍电影的初衷，就不会出现在个人表达和市场中间摇摆的情况。就像去年毒眸对话黄建新导演时，他说的那样：有的新人导演，既讲个人表达，又追求商业性，这是最糟糕的。你没有宗旨，我怎么跟你讨论？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国内各大电影节、影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非常多，大批电影新人带着自己的电影计划在中间来回穿梭，挨个投一遍，收到回复了就跟进。

曾经有资深电影人对毒眸表示，国内的创投起码应该砍掉一半，而真正的创投，要把所有的资源合理配置，评审们、组委会应该想尽办法，真正地去帮助年轻的创作者。

FIRST在影展开幕之前，坚持要做电影市场公开周，用为期一周的时间，给电影计划代表们在陈述、剧作、制作和表演等创作环节的帮助。

“意义就是，培训吧。”FIRST工作人员说。在进入市场之前，年轻的电影人需要反复练习，也需要行业的前辈、导师给出指导建议，从而不断校正自己的创作。

本届电影市场的提案评审阵容是FIRST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导演董越、编剧李媛、制片人黄培宏、演员董子健和作家郑执，各有各的长处。

“找演员过来是因为，一个项目能否打动演员，这是很重要的评判标准，演员是最敏感的创作者；而作家的文学能力很强，会给到作者们常规之外的文本创新助力；制片人懂市场，编剧知道如何进行专业的剧本写作，导演能和这些年轻人将心比心、真诚直接地对话。”FIRST工作人员说。

创作工坊里，邵艺辉和叶婷作为《爱情神话》的导演和制片人，也跟大家进行了分享。《爱情神话》是2020年FIRST年度终选电影计划，虽然同样是电影新人，但由于剧本扎实、故事亮眼、风格鲜明等优势，得到了市场资方的认可。徐峥监制并主演了这部影片，目前已经杀青。

“新人没有代表作并不会妨碍你完成工作。重要的是保持谦卑持续投入热情与执行力。不要停止发问，求助。另外需要组建工作理念一致的核心创作团队，和能弥补短板的伙伴合作，通过共同搭建愿景和实地解决问题建立团队信念感和信任感，用团队的力量共赴目标。”邵艺辉、叶婷分享道。

在公开周的表演工坊里，作为导师的赵又廷从演员的角度出发，和29个电影计划代表们分享了电影拍摄、剧组生活的经验，结束的时候他又“嘱咐”大家，导演身上背着的是整个剧组，他是什么样的人，剧组的工作人员就是什么样的人。

“导演要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爱惜，尊重他们的工作。市场还是很大，机会还是很多，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岗位意味着什么、价值是什么，所以作为导演，要让他们（工作人员）知道，他们很重要。”赵又廷说。

而在写作工坊，FIRST找来了7位资深从业者来一对一地指导入围电影计划剧作上的难题，导师的数量更多，每个电影计划能获得更长的时间、更有针对性地帮助；与此同时，最终入选的18个电影计划，FIRST也给到了他们截至六月底的剧本优化时间，这些都是不同于往年创投会的变化。

有时候FIRST的工作人员会很着急，常常在思考，FIRST还能为年轻的创作者们做些什么？怎么能拉着他们不断调整、进步？怎么能帮他们把项目做得再好一点？

公开周这段时间，FIRST的办公室很少“清净”下来，不同的电影计划导演经常“光顾”，讨论剧本，研究类型，交流困惑，寻求帮助；公开周的几天，常常能遇到FIRST创始人宋文，他和电影计划导演们站在一起，为电影计划出谋划策；FIRST联合创始人、CEO李子为也时常在现场出没，拍拍年轻人们的肩膀、打打气，嘱咐评审们：对大家温柔一点啊！

大家似乎很依赖、信任FIRST。“FIRST对我们这种没背景的创作者来说，是很友好的地方。”《父之过》的导演刘禹杉对毒眸说。

在电影市场的官方合作伙伴联瑞影业看来，FIRST能给这些年轻人带来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呵护：FIRST通过一系列工坊的设置，让青年创作者在与实践接轨的过程中更有效的实现个人表达与市场的平衡——

在进入市场、成为成熟的电影人，接受更严格的“审判”之前，很多人清楚，FIRST会真心实意地帮他们：“起码还有FIRST在。”

这不是终点

可是一周太短，还远远不够。

FIRST电影市场公开周结束后，入选的电影计划需要再次调整剧本；来到西宁后，他们要接受来自市场、资方的审视；要和不同的人“推销”自己的电影计划，寻求开机的资金；拍摄、制作、宣发，要让自己的作品见到观众，这个过程里的每一处都遍布荆棘。

而产业的环境也并不温柔。

有从业者说，整个电影市场几百亿的票房加起来可能只是一家中小体量的白酒公司一年的产出；去年疫情让一大批电影公司陷入资金短缺的局面，更多的人愿意把钱投在相对安全的头部电影和导演身上；电影创造的文化价值远远大于商业价值，能给资本带来的回报并不多——

在这种的情况下，年轻的电影人拿什么去和资本要机会？

“创投创投，主要是创意投资，不是产品投资。产品是它后来的属性之一，它的原始属性、*属性一定不是这样的。创投是一个文化活动，通过这个活动激励的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黄建新曾对毒眸表示，创投的钱大部分来源于“化缘”，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

很多资方没有办法直接投一部戏，只是给电影计划一部分启动资金，但是这意味着大家对电影计划的价值有所认识，有的公司会慢慢地和电影计划代表谈，也可以帮着后者去阐述一些事情，因此，创投只是电影开始的*步。

当整个电影行业都在讨论“长期价值”，电影创作者这一核心，背负着更为深重的使命，需要花上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去为中国电影市场“长期价值”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他们的剧本、故事和表达，是一切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