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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谁还拍电影

院线电影本身,越来越像是一个奢侈品行业。那么最适合从事该职业的,也就只能是有钱人?
2021-11-24 20:23 · 微信公众号:娱乐硬糖  魏妮卡   
   

“我最开始来参加节目,也就是因为现在行业确实不景气。”

新导演曾赠在综艺《导演请指教》得到了大众、专业评审的一致好评,她却突然情绪崩溃、泪眼婆娑道出苦衷——现在拍一部电影长片太难,她打算一直拍短片下去。

另一边,当少数民族导演德格娜遭遇手法陈旧的争议,有影评人激情昂扬地鼓励她时,制片人方励却大声呵斥不要捧杀新导演,艺术片也要面对市场,“我们快要没有空间了,因为我活不了多少年了。”

作为劳雷工业&影业的老板,方励之所以如此苦口婆心地“教训”新导演,是因为他把位于美国加州的地球物理仪器公司卖掉赚的钱,全部赔在了中国电影身上了,可谓电影圈第一慈善家。

方励从2000年开始投资电影,出品了娄烨、吴天明、李玉等的早期作品。但除了投资韩寒两部电影赚钱外,其他唯一赚钱的《百鸟朝凤》还是靠他下跪的营销噱头得来的。

而以现在电影市场的环境来看,别说是给艺术片一口饭吃了,连商业片都只能喝粥了。反复的疫情影响、跌破1万家的影院数、破亿都难的上映现状……也难怪连电影慈善家方励的态度都变得谨慎。

外行资本涌入影视行业那几年,各种新导演扶持计划层出不穷,还容许新导演有点个人追求。但现在,行业给不了新导演机会,因为场内剩下的没几人能赔得起了。

传统电影公司都在疫情冲击下幡然醒悟,纷纷布局网剧网大“续命”。院线电影本身,越来越像是一个奢侈品行业。那么最适合从事该职业的,也就只能是有钱人?

导演成了富二代职业?

不知你是否和硬糖君感觉一样,无论是去参加xx电影节、电影周,还是看《导演请指教》这类综艺,行业里所谓的新导演,大多是些不缺钱的“二代”或者“关系户”。

《导演请指教》里,除了明星演员、主持人转导演外,陌生面孔的“新导演”就八位,各有各的来头:王文也,华谊老总王中磊家的千金;宁元元,第六代导演张元之女;王一淳,做生意的老公投资300万拍处女作。

德格娜、钱宁黄、王暘都是海归,分别毕业于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这些学校一年学费、生活费开销不低于50万人民币。

对比下来,“北电系”新导演曾赠、相国强还算朴实了,但他们拥有北电师哥师姐的豪华人脉资源,也算是赢在了起跑线。

硬糖君最近参加的某青年电影展,更是广聚富二代海归,拍着不食人间烟火的文艺片,哪怕是恋爱、亲子、未婚先孕这类接地气题材,那也绝对跟你我所知的世界相隔重山。与其说主办方邀请他们来参展,其实更像是邀请“二代们”来主办方的楼盘转转。

还记得在某创投现场,一位找投资的新导演称,自己已经投了200万拍片,现在想找个有经验的合伙人帮助完成后期宣发的部分;隔壁另一位新导演又说了,要是找不到上千万的投资,他就自己投资几百万,以小成本的方式拍了;转头,硬糖又听说导演孙浩的老婆是身价超25亿的新希望“千金”刘畅

当时硬糖君就很感慨:现在的导演,都人均富二代吗?能随随便便拿出几百万?虽然没有数据统计导演家庭背景,也可以理解电影毕竟归属于艺术学科,学艺术就是比其他专业烧钱,稍微富裕点的家庭才供得起孩子搞艺术。但现在,市面上这些“新导演”,也富得有点超出预期了。

从源头上来分析,发掘新导演无非三个渠道:一是圈内转行,比如常见的编剧、演员、执行导演等转导演,包含各种二代关系户;二是通过相关艺术院校,拼的是知名院校的同门师哥师姐资源人脉;三是电影节或者新导演扶持计划。

以新导演辈出的2018年为例,当年票房Top11有6个新导演,“圈内转行”有四个:知名歌手转导演的刘若英(《后来的我们》),知名演员转导演的黄渤(《一出好戏》),徐峥《港囧》执行导演苏伦转导演(《超时空同居》),开心麻花知名话剧导演闫非、彭大魔转导演(《西虹市首富》);

相关艺术院校的有一个李芳芳,毕业于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是李安正儿八经的同门师妹,《无问西东》的主演都是与李安导演合作过的演员;新导演扶持计划出来的有一个文牧野(《我不是药神》),宁浩坏猴子计划扶持的新导演。

非京圈、非知名院校毕业的导演以及海归导演,都是靠长期混迹于各大电影节或是扶持计划谋求出头。只不过,行业不景气,资源压缩、僧多粥少,普通家庭的孩子大多为生计打了退堂鼓,能留下了不用为生计发愁的导演,也就是硬糖君眼中的“二代”导演了。

想当电影民工,都有门槛?

不说电影导演变成了“二代”越来越多的职业,其实很多非京圈、非知名院校毕业的,想进圈子当个普通的电影民工,也得有家里兜底或是副业救济。

硬糖君认识不少朋友拿着5、6k的工资在某电影公司做项目开发/策划,而北京目前五环内朝阳区合租价格在2-4k不等,余下3k不到的生活费,得勤俭持家才能活下去;如果讲究点,想住5k以上的一居室,那必然要靠家里接济房租或生活费了。

硬糖君身边就有一位刚脱离苦海、跳槽去互联网的朋友,她不可思议地谈起还在某知名电影公司奋战的友人,“从德国留学回来的硕士欸,拿着那么低的工资,挣扎在贫困线上,图什么啊?”

另一位从美国本科念到硕士的朋友更挫败。她在一家小公司做策划,三年出不来一个署名项目,试图跳槽改善境遇。面试了某知名电影公司策划,结果对方拒绝她的理由是“屈才了”,实际上是嫌弃她要价太高。她本以为高学历+工作经验不愁找工作,但实际上很多公司只愿找更便宜的“傻白甜”应届生。

其实也不怪电影公司抠门。影视行业并非能量产的生产模式,不需要太多固定上班的工作人员,大部分人都是流动性的项目合作制,超30人规模的公司已经算人多了。毕竟为固定上班人员付出的边际成本越少,才越能提高收益。

而在一家制片公司中,固定上班的财务、法务、人事部门,是专职专需;核心的制片部门,是拿项目分成大头的油水部门;签约的导演、编剧更是高价绑定的核心资源,只有前期的项目开发/策划处于金字塔的最底端,是可以压缩成本的吊车尾部门,也只有这个部门是对广大普通院校毕业生、影视爱好者敞开的。

很多小编剧为了有稳定生计,也会选择去应聘策划,然后再接编剧的私活,靠两份工作养活自己。前期项目开发/策划虽然是处于金字塔底端,但也是所有部门中最清闲的,找IP、读小说、评估剧本,找编剧、维护编剧资源等等,都是无法量化的弹性工作。有的公司策划会深度跟进项目,负担一部分制片前期的活儿,甚至是项目后期的活儿。

硬糖君就认识一位曲线救国的海归朋友,回国先进高薪的互联网行业,靠不断跳槽提升工资,疯狂积攒存款,然后再进电影行业追求梦想。总之,没点家底或是副业,想来电影圈打工是撑不下去的。

普通人还有机会吗?

《寄生虫》夺得奥斯卡的那晚,编剧之一韩进元说:“要与忠武路电影人分享这份荣誉。”

忠武路,对韩国电影具有特殊意义,它见证了韩国电影产业的变革与崛起。而其更传奇的一面是,见证了无数“穷小子”实现电影梦。

1988年,进入延世大学的奉俊昊,一边念社会学系,一边像《寄生虫》里的剧情一样,去有钱人家当家教。后来,他凭着对电影的爱好进入忠武路打工,干过照明、摄影、场记、配角、助理等多个工种。

这就是忠武路培养导演的方式——学徒制。入行者都是从最底层做起,经历过各个工种的历练,最后才有望成为执机的导演。这种封闭体系培养导演的方式,也是国内正午阳光等传统影视公司的方式。

某制片人曾和硬糖君分享过一个现场故事:某部双导演执导的剧集,两位都是新导演,只不过一个是从学徒制体系走出来的,另一个是大老板的女婿,也就是关系户。

这俩导演在拍片现场产生了很多矛盾。女婿导演提出了很多制片无法落实的拍摄创意,而学徒制导演则想用更省钱、更实际的方式,赶紧拍出来。

曾经辉煌一时的香港电影圈,之所以能培养出那么多基本功过关的“行活儿”导演,正是因为他们一直奉行学徒制体系,林超贤、徐克、王晶等大导演,都是从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比起现在,电影圈太多揠苗助长的“二代”新导演,而学徒制体系也算给了不少努力的普通人机会。

电影是一个比电视剧风险高的行业,它没有稳定为其买单的视频网站、电视台,加上疫情对电影行业的持续影响,资本对于电影导演的选择更加谨慎。

四处为自己电影项目找投资的小余告诉硬糖君,最近在某资方的游说下,他终于决定放弃处女作的大银幕梦,转战更实际的网大。

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做甜宠剧编剧维持生计。他曾满腔热血地闷在家写电影剧本,直到听闻胡波自杀的事,改变了他的想法。遗作《大象席地而坐》夺得中国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的胡波,生前曾不断在微博提及生活的窘迫:“拍电影就是屈辱,就是穷,就是忍受。”

深受触动的小余决定:先有面包,再谈梦想。毕竟做电影梦的时代,已今非昔比。大洋彼岸的好莱坞老大哥迪士尼,都在今年的片单中大力布局剧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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