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GIT赛道,交易金额已经超过60亿美金。
GSK、BMS、默克、诺华、吉利德等Big Pharma已经投入了巨额“赌注”,百济神州、君实、信达等国内头部Biotech在奋起直追。
然而,近期罗氏“PD-L1+TIGIT”联合疗法的连续受挫,为这一赛道的制药企业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个快速蹿红的靶点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罗氏临床试验为何未能达到预期?TIGIT的翻盘机会又在哪?
01、Tiragolumab坠落,但一息尚存
TIGIT因与抗PD-L1疗法(例如Tecentriq)联用,能同时防止或逆转T细胞与NK细胞耗竭,成为了明星分子。一度被视为免疫疗法的未来,甚至有人将其称作“下一个PD-1”。
作为TIGIT赛道的领头羊,罗氏进行了PD-L1单抗Tecentriq与TIGIT单抗Tiragolumab联合用药的重度布局,目前已启动9项关键临床试验。Tiragolumab也被认为是TIGIT赛道中最有前景的产品,在Ⅱ期临床研究中表现优秀。
不过,捧得越高,摔得越狠。
Tiragolumab+Tecentriq这套联合疗法在治疗肺癌的两项临床试验中,进展颇为不顺。
2022年3月,联合疗法针对小细胞肺癌(SCLC)的III期临床宣告失败,两个主要终点PFS(无进展生存期)和OS(总生存期)都未达到;5月,一线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III期临床的中期数据显示,未达到PFS主要终点。
这与此前二期临床的积极结果形成极大反差。如果说针对小细胞肺癌的临床试验只是罗氏的试水,数据结果还没让大家抱有太大期望,那么鉴于Tecentriq在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方面的*效果,联合用药在这一适应症上的失败,真正让TIGIT赛道的关注者们感受到了危机。
罗氏为何会失败?
问题有可能出在最根本的机理环节。专注抗体药的资深业内人士对动脉新医药指出,PD-(L)1的强效,可能掩盖了TIGIT的治疗效力。当两种疗法都想通过激活T细胞去杀伤肿瘤细胞,可能无法产生1+1>2的效果。“就好像考试已经考了 99 分,现在说要再补习一下,看看可不可以考到 100 分,这个就很难了。”
过于积极的动物实验结果,可能放大了大家对TIGIT的期待。一位曾经参与过TIGIT靶点研究的业内人士告诉动脉新医药,TIGIT在动物身上与在人身上的表达,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这会导致临床前数据与临床数据之间的差别。
此外,进入Ⅲ期临床,入组患者数量增加,也更具有代表性,大临床的难操作,导致临床前期成功、后期失败的例子更加常见。罗氏的失败,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那么,罗氏此次的三期临床试验,真的已经完全失败了吗?罗氏在新闻稿中提到,他们观察到了两个主要终点在数值上的差异,同时,OS数据还不成熟,也还未公布。
“OS才是决定这个药物行或不行的最终标准。如果说从OS 上确实具有统计学差异的话,那它一样能行。”
虽然目前为止的结果欠佳,但是OS终点留下的可能性,让罗氏的“TIGIT肺癌梦”仍然一息尚存。
02、热潮下的危机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所有关于TIGIT的临床研究结果,几乎都来自罗氏。在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与失望之间,Tiragolumab这个“个例”连带着TIGIT这个赛道,坐了一场惊险刺激的过山车。
仅凭Tiragolumab一款产品的表现就给TIGIT靶点贴上“行”或“不行”的标签,难免显得有失偏颇。但上述资深业内人士则认为,Tiragolumab的挫败中潜藏着普适性危机。
在谈话中,他显露了对于TIGIT的担忧。目前,全球获批的PD-(L)1产品已经太多,这导致各国的监管部门对于新产品的审批将更加严格。任何一个新靶点或者联用组合的出现,疗效要与现有PD-1产品进行对比。但是,“PD-1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中就像老大哥,想要发现一个和它一样的新靶点很难,其他靶点想要超越也很难。”
如果与PD-(L)1的联用都无法与PD-1相抗衡,TIGIT的其他研发方向恐怕会更加难走。
上述参加过TIGIT靶点研发的业内人士表示,罗氏此前披露的Ⅱ期临床数据,就已经显露出危险信号。
在Ⅱ期CITYSCAPE临床研究中,与仅接受Tecentriq治疗的患者组相比(16.2%),接受Tiragolumab+Tecentriq联合疗法治疗患者的客观缓解率(ORR)得到显著改善,达到31.3%。这一数据虽然看起来积极,却也引发了一些质疑,“看到数据后的*感觉就是,Tecentriq的数据有点弱。在之前的IMpower110研究中,Tecentriq单药治疗的ORR能达到40%左右。那这次的16%到底是不是一个偶然?所以当时我的态度就已经不那么乐观。”
这一数据让他想到了默克的PD-L1/TGF-β(M7824)双抗。曾经,这也是个被捧上神坛的“天选之子”,最终却在4次临床失利的境遇下草草收场。
在2018年ASCO大会上,默克公司曾经公布过一组M7824的积极临床数据,在使用1200mg剂量组的40名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PD-L1阳性患者的ORR(客观缓解率)达40.7%,PD-L1高表达患者的ORR更是高达71.4%。
漂亮数据的背后,是入组标准的严苛。默克不仅对PD-L1表达程度不同的患者进行严格筛选,还选择了本来PD-(L)1疗效就相对出众的非小细胞肺癌。在一些人看来,默克的数据似乎也存在一种偶然性,ORR的数据如此之高,可能是碰巧选到了合适的入组患者。
PD-(L)1+TIGIT与PD-L1/TGF-β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不免让人对TIGIT的未来走向感到担忧。
03、翻盘点何在?
今年,罗氏还将公布Tecentriq+Tiragolumab组合在治疗食管癌等其他适应症上的临床数据,默沙东的Vibostolimab、GSK/ iTeos 的 EOS-448,以及诺华/百济神州的Ociperlimab的临床数据亦备受关注。从业内观察来看,众多药企想要在TIGIT上突破的难度越来越高,但仍有很多可能性。
单就罗氏的Tecentriq+Tiragolumab组合来说,现阶段的失利还不能完全判定其在肺癌上无效。在后续的临床研究中,罗氏还将继续更新患者的OS数据。而正如我们前文所言,最终的胜负手在尚未完成的OS上。
在PD-(L)1历史上,PFS失利但OS有效的情况已有先例。默沙东的Keytruda在治疗PD-L1阳性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状细胞癌患者中,只看到了OS的改善,但在PFS和ORR上却没有类似改善。而这样的临床研究结果已经足以支撑K药获批HNSCC适应症。
在OS是金标准的当下,若罗氏的OS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TIGIT的未来依旧可期。
即便Tiragolumab真的最终未能取得成功,它毕竟也只是数十家切入TIGIT药物研发中的一家,还有更多与Tiragolumab类似或有差异化的产品可能在未来迈向成功。
从药物设计机制上讲,TIGIT单抗的差异化表现在Fc功能上。以Tiragolumab为代表的部分抗体选择了保留TIGIT单抗的Fc功能;而以吉利德/ Arcus Biosciences的Domvanalimab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另辟蹊径,去除抗体Fc端功能,阻断免疫抑制,提高免疫活性;另外,还有些其他的抗体产品选择了强化抗体的Fc功能。抗体Fc功能的存在或缺失,是否会对抗TIGIT抗体的临床疗效产生影响,仍有待观察,也为TIGIT的未来发展留下了更多的机会。
Tiragolumab只是TIGIT发展中的先行者,TIGIT未来的路还有很长。但是我们仍然应该看到,在医药领域,一款创新药的研发是如此的艰难。在这个“失败才是主旋律”的行业里,吸取教训继续前行,如何从临床上让患者受益才是更关键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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