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厦门卖手机，从月入20万到亏本关店

回不去的时代，卖不动的手机

2022年，对手机行业从业者而言，是个不怎么友好的年份。

今年以来，国内手机市场连续四个月出货量同比下降，数据一个月比一个月惨淡，#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换手机#的话题一度冲上热搜。

尽管在刚过去的618促销里，各平台都给出了手机销售量同比增长的消息，但这种增长是否可以持续、线下实体店会否因此提振消费、未来如何，仍像迷雾中探路，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整体手机销量增长放缓的影响从手机厂商的出货量，传导到渠道商、代理，又传导到最下游的手机零售商身上。

曾经手机市场的一片繁荣，支持起了中国各大城市的数码市场里的千万个体手机摊位。

那里喧嚣吵闹，挂着“高价回收”的红色纸牌子，不管多热门的机型，这里总是能和上海北京和香港同步上市。老板精明而热情，扫一眼就知道客人手里的手机在市场上值多少。

贺简正是其中一员，他在厦门拥有一家开了9年的夫妻店，今年5月，因手机销量大幅降低，他决定关店。

多年的经营，让他见证了中国手机行业由盛转衰的过程：iPhone和国产品牌流行的轮番上场、互联网对线下实体店在手机售卖、维修方面的多维冲击，以及疫情这根压倒销量的最后一颗稻草。

而未来，谁也不知道会怎样。

一家开了九年的手机店，“看不到曙光”

2013年，贺简在厦门的手机市场里开了一个小夫妻店。

说是店，其实只有一个一米见长的柜台，柜面里放上几部手机，柜子下面是一些维修手机的工具和配件，除此之外再无其它。这也是厦门手机市场的常态——小本经营，就近从香港、深圳拿货（当日/次日可到），从来不用压货。

桌上是新到货的手机配件，桌下是一排排的手机，一个放满的柜台，价值能到千万。

在今年，贺简的手机月销售呈现出鲜明的曲线变化：

刚过完年的3、4月份，和整体手机销量滑坡不同的是，贺简店里的销量反而迎来一波小高潮。

这时厦门很多新公司开业，会为员工配备工作机。通常情况下，他们会选择iPhone6s、iPhone7作为主要的工作机型，这些机型上市时间早、流通多为二手，且公司不纠结品质（能打电话、发消息即可），使得整体购入价便宜。但因为采购量大，市面上较缺货，所以单机基本能涨70～80块。

要知道，在手机市场卖手机，天然会比商场中便宜，卖给熟人通常一台新机也就赚100多块。老机型单台涨价70、80，对贺简而言，已然算得上利润尚可。更不要说公司通常采购数量大，这两个月，他每月的工作机出货量能达到150～200台。同时，手机配件的价格水涨船高，维修的收入也有所提升。

贺简小赚了一笔。

但过了4月，情况便急转直下。工作机的小高峰一过去，销量马上跌回20～30台（新机+旧机）。

疫情带来的影响在持续的时间里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三年里，因为疫情带来的工作、收入的不稳定，股市的不利等因素，贺简感到年轻人对手机的消费热情变得低迷。销量只有从前的不到三成。

同时，受手机连锁维修品牌的影响，贺简店里的手机维修单量也在明显减少，通常一个月只有零星几人来维修，而如今每次维修，他只能挣30～50块。

新机、二手机的售卖，以及维修的收入，是支撑起他这家小小夫妻店的三根“支柱”，而现在，当这些都不挣钱之后，他的店便再也开不下去。

贺简算了一笔账：

“你看，我们每个月的成本是一万多一点，卖新机利润是150～300元之间，卖二手机是100多一点，维修只有几十块，现在每个月只能卖20～30台机子，维修一个月就几次，收入只有6000～7000元左右，打不平的。”

贺简目前小店单店收入成本模型，成本远超收入

他无比怀念那个才入行的年代，维修一次的纯利可达到300元，来店里维修、买手机的人络绎不绝，他每天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却有一种生活的充实感。

而现在，大家换手机的频次从通常一年就换，变成坏了才换；因为居家的原因，手机摔打少，且多会找连锁品牌上门维修。厦门的手机市场萧条了，他店里的人也越来越少。

5月，贺简关掉了这家经营9年的夫妻小店，在朋友的帮助下前往商场店铺里工作。商场的人流更大、店面装修更好，也让手机销售具备了提升利润的可能性。在手机市场时，他的利润通常是100多元，但在商场，单机利润可以达到300左右。

他希望再撑一下，想撑到市场重新回暖。但整体而言，他对未来依然感到不乐观，“看不到曙光”。

从月盈利20万到月入6000元

贺简是80年代末生人，初中辍学后，和漳州的同乡一起到厦门打工。那时正值厦门发展的黄金年代，贺简什么都做，在2013年时拿着*笔攒下的钱，包了一个手机柜台。

那时厦门的手机市场异常繁荣。

2010年，iPhone4 横空出世，带来了整个智能手机产业的革新，此后，购买智能手机、维修智能手机，成为一门火热的生意。

厦门有其地利：毗邻香港、深圳这些大渠道商的位置，拿货、拿配件非常方便。这带来好几个好处：

在快递业务尚不发达的年代，只有厦门这种就近香港、深圳的城市购机能当日或次日达；货品充足、周转快，从业者没有仓储压力，包一个柜台就能进入；同时，因为本地市场手机和配件的繁荣，延伸出在那时颇有竞争门槛的维修行业，利润极高。

“那真是一个黄金年代。”贺简这样说。

那时互联网不发达，智能手机又是个新鲜玩意儿，稍有磕碰、关机，或出现不明问题，大家都会来店里维修。

那时贺简店里每天光来维修手机的，就有十几个人，再加看机、订货的人，贺简忙得连轴转。更不要说那时苹果手机是个紧俏货，很多人加价购买，那是个有新闻报道有个别年轻人为了一部苹果手机去卖肾的年代。

在当时，贺简这样一个小柜台，月盈利都在15～20万之间。

手机柜台也因此水涨船高，尽管月租金只在2000～10000之间，但转租费却普遍在10万左右，且要跑一定的关系，才能租得到。

整个2013～2016年，贺简都处于一种忙碌、兴奋、看着钱生钱的氛围里，他给老家的父母修了房，从位置较偏的柜台搬去了位置更好的柜台，甚至还盘算着，要不要多包几个柜台，请人来做，把盘子铺大。

但最终，这个做大蛋糕的想法未能成功。

2017年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这一年，中国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开始走下坡路，同年，受厦门举办的金砖会议的影响，大量工厂、人员迁到厦门岛外。岛内人员减少，消费自然也少，贺简当年年末一算钱，整个收益锐减30%。

但此前的繁荣给了贺简一种错觉，他总觉得手机市场以后可以变得更好。

也是在这一年，国产品牌开始进军高端市场，小米、OPPO、vivo打出高品质兼具性价比的牌，它们的价格低于苹果，又逢国货复兴潮流，琳琅满目的机型挤入消费者的眼帘里，各式各样的机型都有人前来咨询和问单，整个市场看上去依旧繁荣不减。

到了次年，因为美国制裁华为的举动，爱国热情加上各方面表现都较好的华为，一跃成为贺简店里销量堪与苹果比肩的品牌，并在此后数年一直形成销量两极之势。

市场的繁荣景象给了贺简希望，更重要的是，贺简有之前的老客积累，不愁客源；那时大家对手机消费的理念也尚未大变，虽然频次略有下降，但也不过是从一年一换，变成两年一换，他觉得自己可以撑下去，等待一个手机爆品带来的市场繁荣。

毕竟，层出不穷的品牌与机型，总能有一个爆品，是吧？

但所有的构想，都在疫情后发生了改变。

“疫情这三年带来的改变太多了。”贺简这样总结，这些改变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首先，购买频次变低。疫情后随着人们工作、收入水平的不确定性增加，人们换手机的频次进一步下降，从2年一换变成了「不用到坏不肯换」；

其次，网购挤占线下。网购平台的补贴吸引了大量消费者网上购物，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对网购平台的信任，快递的快速发展让当日达/次日达成为寻常；

最后，连锁化维修品牌出现。随着大的维修品牌在各个城市的遍地开花，挤占了他们维修的份额。

这些所有的变化，都让贺简的生意变得再难支撑。

“疫情之后，整个世界都像按下了加速键。而我们这些小零售商，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逼近天花板的手机行业

贺简的故事，其实是整个手机行业在过去十几年间发展的一个缩影。

2010年iPhone4横空出世后，在年轻群体中掀起了智能手机的风潮。而后国内厂商纷纷追赶，涌现出魅族、小米、OV、华为、中兴、酷派、联想等多个国产手机品牌，它们彼此从价格战打到配置战，从传播打到用户经营，策略层出，打得不亦乐乎。而后玩家过滤，逐渐形成了苹果、华为、小米、OV的整体格局。

在这个过程中，整个智能手机市场欣欣向荣，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也一路走高，常年维持在10亿台以上。同时，基于社交、拍照、存储等需求，当时年轻人换机频次也很快，根据德勤的调查报告，2015年，在14个发达国家中，大约70%的智能手机用户一年半就换一次手机。

2016年智能手机出货量达到顶峰后，2020年开始逐步下跌（图源IDC前瞻产业研究院）

但到了2017年，随着大众智能手机拥有数量逐渐饱和，消费者换机的频次逐渐降了下来。

一方面，是智能手机的性能冗余，一部手机通常能用到2～3年或更长的时间，消费者需求没有变化，旧机性能够用，消费者缺乏换机的动力。

另一方面，近几年手机厂商也并未实现手机的革命性改进，自从iPhoneX之后，主流智能手机的外观变化不大，后来各厂商在颜色、快充、像素等方面发力，但大部分消费者对此的感知不明显，也很难刺激换新。

而持续反复的疫情，也让工作和收入充满不确定，面对持续走高的手机价格，很多年轻人选择不买，或选择更便宜的品牌或型号。

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使得今年手机行业从业者面临比以前更艰难的现状。

但市场存在起伏也很正常，抛开目前的低谷，我们要问的是：未来手机行业会变好吗？

贺简感到并不乐观。

尽管很多人期待折叠屏手机，认为这将是刺激整个行业的鲶鱼，但就贺简接触到的消费者而言，大部分人手机消费的心理价位在5000元左右。折叠屏手机动辄上万，他认为走货量不大。

另一方面，单机利润较高的华为，因为美国芯片管制的原因，制造成本被整体抬高，这使得售价也进一步水涨船高。尽管贺简本人对华为充满期待，但较高的价格，也使得他怀疑华为的出货量能否上去。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消费者的需求在「消失」，手机从高峰时期的一个快消品，变成了当下的耐用品。加上互联网的冲击，新机、二手机、维修的收益都越来越低，零售的利润少得可怜，且以后恐怕也很难有利润高幅回暖的时候了。

同样的，手机卖不出去，代理商、经销商的日子也不好过，他所知道的*过得稍微舒坦一点的，是一些渠道商——他们早早开辟了海外业务，利用价格差走海外市场，反倒有一线生机。

做电商也是一条路子，因为面向全国消费者，虽然单机利润薄，但走量更多，整体利润也比线下零售店丰厚。但贺简没赶上好时候。2016年，朋友曾劝贺简做电商，但那时贺简认为线上的电商挤压了他们线下小店的销售空间，对电商心有排斥。如今想做，入局却难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也没有别的技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贺简在期待苹果今年的新机发布。通常来说，苹果的新机发布时会迎来一波消费高峰，而目前销量*的6s、X都到了可以更新的时间段。这个秋天对他来说，代表着收入可以重振的希望。

和一个时代说再见

离开厦门手机市场时，贺简看到市场里有1/3的店都处于关门状态，人员稀少，到处都显得空荡荡的。这和曾经手机市场人流摩肩擦踵、匆忙繁华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那一刻，过去和现在，好像变成了一组电影镜头：人潮逐渐散去，繁华终究落幕，像极了手机行业从繁荣走到现在的一个注脚。

这是一个严重依赖科技、创意、创新的行业，当年iPhone4石破天惊的创新带来一整个时代的繁荣，但科技的流动、行业整体的进步，又注定前一代的创新必然会有失落的那一日。

未来会如何？

这些位于中下游的零售商、经销商、渠道商，改变不了手机创新的进度，只能基于他们自己的能力与资源尝试更好地走下去，如贺简关掉市场内的小店走向商场、如有些代理商走向电商，也如一些渠道商选择海外市场。

当某个时代繁华的浪潮逐渐退去，他们能做的或许只有沉潜在水流里，等待下一波浪潮与机会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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