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线城市的大厂内卷,工作状态"996",但收入很可观。
在云南的快餐店打工,真正的朝九晚五,每天都能看夕阳和晚霞,收入只有大厂的十分之一,一年只能挣过去一个月的钱。
你会怎么选?
生活并不总是阳光普照、风平浪静。
当危机如乌云蔽日,海啸席卷而来,人生亮起红灯、跌落谷底,我们是否还有还手的力量和勇气,或是坦然回应生活的每一记暴击,打捞起自己片羽?
View就是那个不幸儿。去年11月底,她被某互联网大厂裁员,同时收到自己的患癌通知和亲人的去世消息。所有的不幸都在两周内发生,一度让她无力挣扎。
之后一年,她经历手术、术后恢复、面试、留学申请等重重难关。在一次次漫长的等待和毫无结果之后,她决定不再等待,踏上南下的旅途,在云南沙溪古镇应聘成为一位汉堡店服务员,又回到北京,成为环球影城的一名电话客服。
她把这一年的经历剪成视频发上B站后,播放量超过了50万次,近3000条评论。有人留言说:“我们的不快乐,是不是来源于自己对自己的苛刻,我们的人生要努力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不努力?”
对View来说,生活的摧毁性打击让她开始反思日常的表皮和基底,明白了跨越阶层的艰难,也让她感受到自然与另一片天地的美好。
以下是View的自述。
过去一年,View在B站账号“viewyan”上更新了两则视频。
为什么是我?
之前我在某大厂的教育部门工作。去年8月底,“双减”政策出台,裁员的消息不胫而走。组里所有人的项目都被叫停,那四个月,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有具体工作,每天只要去公司打卡,坐在工位上就行。
同事们纷纷开始居安思危,投简历、找下家。10月份开始,我也开始投简历,只要和我过往工作经历沾边的工作,我几乎全都投了。整整一个月过去,没有任何回音,那时候我是非常恐慌的。
11月末,我等来了我的裁员消息,同时,还收到了自己癌症确诊的通知。
23号,我签署离职协议,约定25号正式离职。巧合的是,24号,我去医院做体检,被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医院建议我做穿刺活检,明确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公司给我上的商业保险会在26号零点自动过期,所以我当时恳求医生,能不能25号就来穿刺。医生很帮我,马上帮我挂了第二天早上的号,让我早上7点钟过来排队,给我*个做穿刺。
当晚六点多,我从医院走出来,知道情况大概率不会太好。我站在马路上,给HR打电话,想要侥幸试探看看,能否晚一点离职。我跟他说:“我可能生病了,非常需要钱,你可以不给我发工资,但是能不能不要停掉我的商保,哪怕让我自己缴纳都可以。”
打下那通电话,我完全没有考虑自尊,纯粹是为了钱。医生只告诉我这可能是甲状腺癌,但我对这个病完全没有任何概念,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需要花多少钱。我只想求得最后一丝回转的余地。
电话那头的回复是,只能帮我去申请。最后申请的结果就是不行,因为我已经在离职协议上签了字。
看到穿刺缴费单的时候,我还是非常震惊。一根针管1000块,医生一共用了十根针管,所有费用加在一起一共13000多。医保报销了4000多元,如果没有商保,我需要自费8000多元。这是我*次感受到这个病的巨大花销,感受到它对我往后生活的影响。
没有一丝侥幸,穿刺结果出来,确诊是甲状腺癌。
失业这件事首先让我焦虑,知道自己患癌后,我的心情变得异常痛苦。然而,这两件事我都没有让家人知道,尚且可以假装它们没发生。直到我外公去世的消息扑面而来。
家人并没有*时间告诉我外公去世的消息,因为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我请了很长的年假回去陪他,他们不想我再因此耽误工作。当天晚上,我是刷朋友圈,看到亲戚们发的讣告,才知道这件事的。
三个坏消息叠加在一起,犹如一片幽深而黢黑的海,巨大的悲伤漫过我的头顶,我彻底失去了挣扎的力气。
第二天,我直接赶往首都机场,飞回老家。从机场出来,我在软件上打了一个车,目的地是殡仪馆,甚至都没有人接单。后来换了一个殡仪馆门口的地址,才终于有司机接单。
出租车刚好停在外公的灵堂门口,所有的亲人都在门口嗑瓜子、打牌、聊天。我下车,笑着跟所有人打招呼。那一刻,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参加一场葬礼,反而有种回家了的感觉。
他们扑向我,哭诉着“我的伯伯没有了”“我再也没有爸爸了”……我依然笑着安慰他们:你们照顾外公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已经做得很好了。
直到进入灵堂,给外公的骨灰盒磕头的那一刻,我都没有哭。当时整个人的状态已经麻木了,没有办法、没有力气再哭了。
三天之后,外公下葬,看到骨灰盒放进墓碑,水泥把它完全封住的时候,我突然放声大哭。那个时候,我才好像突然觉得,这个人,我再也见不到了。
“为什么是我?”这个问题无数次从我脑海中被牵引出来,没有答案。
我甚至曾迷信地怀疑,是不是因为我的失业和患病这两件事,引来了外公的去世。同样没有答案。
我变成了一个“没用”的人
参加完外公的葬礼,我回到北京准备我的甲状腺切除手术。
家里人一直不知道我得的是癌症,只觉得我是得了一个比较大、比较严重的结节,手术会影响我的美观。因为我的外公就死于癌症,在那个节点我不能再说“癌”这个字。
手术前一天,因为要做核酸,于是我让母亲去交手术费,没想到缴费回执单上直接写着“甲状腺癌”。直到那一刻,母亲才意识到,我得的是一个癌症。等我做完核酸回来,只看到收费处乌泱乌泱全是人,母亲穿着一身大棉袄,在一个队列里哭。那也是她*次来北京。
术后恢复情况并不好,伤口反复化脓积液,有一阵子我只能坐着睡觉,要是平躺,呼吸道就会被肿块压住。复诊时医生告诉我,我的淋巴管漏了,里面就像两个池塘,必须把积液抽出来。
用医院的正规设备抽,每次可能要1000块。但我当时已经失业,也没有商保,我直接跟医生说,我没有钱。这是我长这么大*次跟别人承认我没有钱。当时门诊室里还有很多人,医生很大声地问我,你没有钱是吗?自尊心瞬间被踩在地上,但我只能回他:嗯,我没钱。
医生让我去买个注射器,他直接给我抽。注射器的价格是2块6毛钱,我非常开心,还买了两个,心想他要是一个抽不完,还有一个备用。
大学开始,我一直在兼职、工作、赚钱,生活从来没有很窘迫过,我也不想让自己的北漂生活过得那么窘迫,所以我在北京很少坐公交。
生病之后,我每天从我家坐公交车去医院抽积液。当时只想着打车要花二三十块,坐公交只要一块钱,完全是出于对未来要花多少钱这件事情的不确定,哪还顾得上是否窘迫。
开始抽积液后,我的身体慢慢变好。虽然不能下楼、提重物,但是可以在线上平台买菜、在家里做饭。母亲在家照顾我,把我的作息调成老年人模式——早上6点起床,晚上7点睡觉。
一个工作日晚上,我洗漱完毕,在床上坐着,准备睡觉。两个室友下班推门回到家,我的情绪瞬间奔溃,把头埋到被子里大哭。母亲还以为是伤口太痛了,在旁指责我不够坚强。
但其实,我根本不是因为身体的疼痛而哭,我只是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没用的人,只能坐着睡觉,去一个500米外的超市都要停下来休息好几次。我6点半就要睡觉了,但别人才刚刚下班,明明两个月前我还过着这样“正常”的生活,这个时间点我可能正在公司开会,怎么现在就要睡了呢?
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圆形的沙盘,沙盘中间有一条瞩目的铁轨,上面飞速行驶着一辆列车,我们每个人就坐在这辆列车上。
以往所受的教育都在告诉我,要考好学校、找好工作、嫁好老公、买学区房、赚钱、生孩子,所有的事情都要符合这样的主流价值观,我才有资格坐在这辆列车上。
但在这条铁道的周围,其实零零散散地生活着很多其他人,只不过我们当时跟随着列车飞驰,身边所有人都只想着往前开,我们看不到旁边的那些人。
直到有一天,我被丢下那辆车、甩出那条轨道,还摔伤了。我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这辆车搭载着其他人,从我眼前驶过。我想跳上去,但是已经跳不上去了。
我错过了冬天、春天和夏天
我来自湖南的一个小县城,本科是在一个天津的三本院校,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因为我笨,相反,我认为自己还算是个聪明的人,只是能够获得的教育资源有限。我们那届高考生,全校考上本科的只有六个人,哪怕我考的是个三本,也是那六个人之一。
从老家来到天津,我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落差。所以我从大一就开始做家教,知道自己在学历上不如其他人,那我就要在经验上赢过别人。大三下学期开始,我来到北京,从很小的公司开始实习,一点点积攒经验。
在被裁员之前,我*的生活目标,就是去中国*、*的公司,我确实一步一步地实现了。
被裁员之后,我才醒悟过来,时代和我的命运是交织的,我的命运并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难过、动荡、迷茫……当时的我就处在这样的一种混合状态之中。
过去五年,我一直努力向前奔跑,已经走到自己追求的地方,现实却没有如我预想中的那样发展,让我跨越阶级,或者打开不同的天地。相反,我被落下了,被丢下车了。手里只剩那点存款,但因为这场大病,它也变为一个未知数。
我们这种人还算好的,至少手上有点积蓄,但教培行业里更多的是那些月薪三五千的客服,后来他们去了哪里?
摆在眼前更迫切的问题是,接下来我去哪?
去另一个互联网大厂,继续无意义地内卷,然后又因为什么突如其来的原因被裁员吗?我感觉自己突然失去了方向。
命如浮萍的强烈感受让我想要去抓住点什么,留学,这个自己从小到大的梦想从迷雾中显形,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等到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我找到一份新工作。上班时间之外,我积极地准备APS考试和雅思考试,早上起床后先完成一套听力再去上班,午休时间做阅读理解,晚上连线美国同学练习口语。
整个冬天,我既没有去过颐和园,也没有去过故宫,一直在家里背单词;春天到了,我每天按时按点前往国家图书馆自习,一直学到5月国图因为疫情闭馆。
去参加APS考试的那天,社区正处于封控,View下楼才注意到原来桃花都开了。
通过所有考试之后,差不多时间,新公司约谈我,项目取消,我再次被裁员。
这一次被裁员,我不像上一次那么手足无措,因为这次我有了明确的目标,也觉得结果十拿九稳。我打包好所有行李,一共18个箱子寄回老家,离开了北京。5—7月,我都在漫长的申请学校、等待offer中度过。
故事到这里,听起来应该有一个*的结局:我拿到offer,出国留学。然而现实总不如我们所愿,没有offer,一个都没有。
或许当时我留学的这个决定有点天真了,心想是不是跳出当下的语境,到其他的地方去,情况就会好一些,就能把命运攥回自己手中。现实给了我重重一击,无情地戳破了我的天真。
难过,从头到脚被击败的难过。
整个上半年,我一直都在等待,等待我的裁员结果,等待我的病理结果,等待我的手术转移结果,等待我的考试结果、面试结果、offer……
冬天没有去故宫看雪,春天没有去颐和园看花,我错过了整整一个冬天、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等到的结果却是,没有结果。
我真的不想再等了。怀着某种报复的心理,我收拾行李,离开老家,从湖南一直游玩到贵州,又来到云南的沙溪古镇。
这条伤疤是我的勋章
在云南,我感受到了我一直想捕捉的夏天和秋天。沙溪很美,不是那种商业化古镇的美,而是非常收敛的美。到了那之后,我就不想再走了。
在客栈老板的介绍下,我找到本地一家知名的汉堡店,去面试服务员。汉堡店老板很帅,也很酷,接待我之后,也不问我的名字,也不问我之前是干吗的,我甚至还没自我介绍,他就开始跟我介绍这份工作有多辛苦,问我愿不愿意做。
我当然愿意,因为我没有其他选择。沙溪虽然很美,但是工作机会也很少。我需要一份工作来维持我的日常开销。
面试第二天我就开始上岗。店里一共四个员工,除了我和老板,还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子、一位妈妈。我们四个人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全名,不知道对方是谁、之前是干吗的、为什么来这里,这种边界感让我感觉非常新鲜和棒。
在沙溪没有人认识我,邻居不会时不时冲进我家,问我怎么还在家、是不是找不到工作、怎么还不结婚。每天早上起来,我就知道今天要切多少面包、洗多少碗、迎来多少客人,以及客人一定会跟我说谢谢。
这份工作让我真正做到了朝九晚五,每天下午五点,我迎着太阳下班,到固定的一家餐馆吃晚饭,然后回到客栈,穿过热闹的公共区域,换衣服、洗澡。洗完澡之后,我会走到顶层的露台,坐在那里等待日落。看完晚霞,一直到夜幕完全落下,才回到我的房间睡觉。
此时不过进行到晚上8点,在北京,这不过是*个会议结束,等待第二个会议开始的时间。
汉堡店的薪水是我上一份薪水的十分之一,这意味着我在这里工作一年,只能拿到我之前一个月的报酬。时间的刻度好像在这里被扭曲了,但因为每天等待晚霞的这一两个小时,时间的刻度好像又没有那么扭曲。
高中军训的时候,班主任会要求男生和女生在休息时间坐在一起,但我只想一个人坐在旁边,班主任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怎么这么孤僻、不合群。但我不懂为什么一定要坐在一起,我只想一个人坐着,我很开心。
在沙溪的生活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我不需要任何无意义的社交,可以尝试着自己一个人待着,我感到前所未有地安稳和平静。
然而,这样的美好很短暂,大约一个月后,因为需要回北京复诊,我辞掉汉堡店的工作,再次回到北京。
现在我在北京环球影城当一名电话客服。因为不想把时间花在通勤上,也不想再繁琐地租房了。于是我想到了环球影城。
投简历、面试、培训、上岗,我再次回到一个“盒子”里工作。
以前我在北京的工作就是在一个“盒子”里,天亮的时候进入写字楼,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有几年雾霾特别严重,我每天从工位往外看去,漫天黄沙,我就像在一个快递盒里。
在云南的时候,我非常后悔,自己在20岁到27岁,没有生病、精力最充沛、最宝贵的这些年里,把时间浪费在了“盒子”里,浪费在会议室来回奔波的路上,没有让我的身体好好晒过太阳,感受自然的空气、水分和阳光。
如今我又回到“盒子”,仿佛是因为与命运抗争的这一年里花费了我太多的精力,我想先认输一段时间。
这是一份不用太动脑筋的工作,上班的时候可以接听不同人的声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员工后勤的福利也很完善,整体像是大学生活。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约5平方米的小房间,我很开心、很满足。
当然,内心深处也会残留着一丝不甘心。每当想到我的收入锐减,每个月赚的钱是我之前的零头,同事们要么非常年轻,要么已经成家,我也会不甘心。但那又怎样呢?我还能回到互联网工作,过着高薪、每天跟其他部门的同事吵架的日子吗?
我想起很久以前,我曾作为买方,代表公司去一些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玩具工厂考察,经常被老板很好地招待。当老板领我去看他们工厂的作业线,我看着那些工人们年轻的脸庞时,都会非常胆战心惊。我的前半生,哪怕哪个选择有任何一点偏差,坐在那条流水线上的人,就会是我。我花了*的力气挣脱了故乡的泥土,就以为自己跳出了命运的轨迹。
如今,当我回到现在的工作岗位,成为一名电话客服时,我又会觉得释然。按照我的背景,家庭能给我物质资源和精神支持,我就应该做现在的工作,这就是我顺其自然的人生轨迹。
但我没有放弃留学的想法。上一次留学申请全部被拒,我把原因归结为雅思成绩不够高。等这份工作稳定之后,我想再考一次雅思,把成绩提高一些。
之前我把留学当成逃离现下环境的救命稻草,极力想以此证明自己的能力。我现在没有那么着急了,可以慢慢准备这件事。
甲状腺就像我们人体内分泌的红绿灯,手术切除之后,我的身体里没有这个红绿灯了。我需要终身服药,每两个月去医院检查体内的甲状腺素状况,据此调整药量,大概调理2—3年激素才会稳定下来,一直等到第五年,我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
至于脖子上那条12厘米的伤疤,我现在觉得它很酷。拍照片的时候,我不会特意把我的疤遮挡或者修掉;今年买衣服,我会特意买那些能把我脖子全部露出来的衣服。这条伤疤是我的勋章,是我勇敢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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