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里的移动支付江湖

经过10年的发展，移动支付已经取代掏钱结账，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动作。根据。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的《中国支付产业年报2022》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9.04亿。有专家预测，未来中国移动支付市场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预计到2026年移动支付的交易规模有望达到1290.42万亿。

如今，移动支付的风潮正在渗透中国千余个县级行政单位。在山西的小县城长治，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部分县城正在因移动支付而发生改变的市井生活。

（一）县城里的线上支付江湖

“手机里的钱就是一串数字，”小黄说，不安的感觉对于这样一群对钱的数量“一点概念都没有。”的人来说简直就是灾难。今年6月，小黄在朋友家做客时吐槽一个月挣八千，抛出车贷房贷，剩下的钱放在手机里不知不觉就没了。分文都攒不下来。

在山西长治县，销售员小黄试图弃用线上支付。花了千把元，他从网上淘了台小米牌学生手机，功能简单，最重要的是——用不了移动支付。

他兜里重新装上了人民币。薄薄的一叠，付钱的时候从兜里掏出来，数出几张递出去，一沓钱花完了，花了多少钱心里有数，久违的感觉。小黄寻思着，钱一有数，就不会乱花；不乱花，钱不就省下来了嘛。

麻烦却是多了起来。每次但凡想买点什么，得客客气气地和老板问一句：“收现金吗？免不了被上下打量一番，接受一番申请差异的注视，然后才得到准许：收。

有一次，小黄去小卖部买了25块8毛钱的东西，老板哪儿还有两毛钱的纸钞，实在找不开，老板问小黄：怎么不带手机？小黄才承认，他还是摆脱不了线上支付。即便他本人下决心不用，他为了长治县乡亲的方便，也得继续用移动支付。

长治县市井的生活已经和移动支付嵌在一起，无法剥离。

“一份油泼面、一份干拌面！”淮海小吃街上的西北宽面馆来了两个银行职员装束的女。报完菜，两人抢着扫二维码付款，“微信收款，23元。”不知是谁抢先付了款，付款音传到摊主张尕亮的耳朵里。

“好嘞！”张尕亮顾不上抬头，赶紧收拾残碗端水招呼女客落座。好一阵没有这么忙活了。移动收款的声音，是小店的生意重新转起来的标志。淮海小吃街在今年3、4月经历了疫情封锁重新开放，作为街上西北宽面馆的东家，张尕亮和妻子忙个不停，一人下面拌料，一人收碗抹桌，有几天两个人忙着，没有人顾得上收款。

距离小吃街不到三公里的一家大型制造厂，午饭时间，餐厅自助无须刷钱，总装线聋哑人王磊下工前还是装上了手机。吃过午饭从食堂出来，他溜进了入口的小卖铺处，在里面转了两圈，买了一根烤肠和一包辣条。收银员是隔壁车间的女工，见他工服背后贴着荧光条知道不会说话，比划了两根手指，王磊滑动解锁手机熟练付款。

国企员工王晓骑着电动车疾驰在前往县中医院正在赶往做核酸的路上。上一次核酸检测结果将过5天，马上就要进不了单位的大门，他到医院后飞快跑到24小时核酸采样点，手机翻出晋快检对着里面窗口大喊“做核酸！”采样点里的小护士被吓了一跳，还是拿着一根长棉棒在嘴里搅了几下，然后面无表情地指着窗口的收款码：4元。王晓扫毕看时间还够，心掉回肚子里。

县城晚上最热闹的城隍庙广场，本地红人“小胖妞”正在众人的围观下载歌载舞，不过她的注意力都在面前的两副手机上，屏幕里老铁们不断刷着小心心。小胖妞一首接一首的劲歌热舞让夜晚沸腾，只是中间偶尔传来音响里的甜美女声“微信收款一元”让堂堂大网红略显尴尬——谁让她地下还摆了收款码。

退休职工蒋姨每天下午出门遛狗，都要带着那台薄薄的智能机。起初她嫌累赘不肯带，可家人总因为联系不上她而平白担心，女儿为此还恼怒了几次。在孩子们的要求下，不得不随时把手机挂在胸前。用智能手机多了，蒋姨的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她不仅不嫌手机累赘，现在找不见手机，她根本出不了门。她把手机字体调得老大，每次遛狗回家，都会带着小狗顺便逛菜市场买菜。她慢慢地操作，按出扫一扫，对准付款码……“叮”的一声，2块钱的馒头费便划进了人家账户。

微商娜姐直接用上了微信转账支付酬劳。在小孩出生后，她代理了一个母婴用品品牌，成为了该品牌的“山西*经销商”。从此她的朋友圈都是厂家给提供的各种广告。靠做着熟人的生意，她的生计还算可以，一度有开店单干的想法。

她在附近村落找了两个员工。每个月2200，对方给她吆喝，出货后，一手给货，一手交钱。

没有劳动合同，没有休息时间，更没有五险一金。口头约定的公司就这样运转着。每到月底，娜姐总会给两个员工转账做工资。清楚明了，有迹可循，让她省了不少心。

在小城长治的寻常巷陌，这样的线上支付细节时刻发生，人们的生活和线上支付交织在一起，已经无法剥离。

（二）谁在用线上支付收钱

县城，一度是线上支付争夺的阵地。线上支付打入县城后，一批个体摊贩试着主动用线上支付改造自己的生意。

“两拨人，来了一轮又一轮。”在长治最热闹的八一广场桥北小吃街卖汆汤的大婶感慨，2015年的时候，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两家巨头在长治县的小镇里争夺线上支付的市场。“当时我们卖一块钱的东西，今天微信敢补贴3毛钱，明天支付宝就敢贴4毛。”那段时间赚得可多，不说买卖挣得，光平台补贴，就能领上千元。她一度为算不过来给客户推荐哪个买单好而发愁。

她感谢线上支付，不仅仅因为多赚了钱，还因为有了那个小小的付款二维码，她一个人出摊更游刃有余了。以往她一个人收钱、做饭，钱黏腻腻粘在大口袋里，她汆汤的手在口袋里找半天捏不齐找零用的纸币。做饭、收钱，简单的步骤繁琐又麻烦。有了线上支付的二维码之后，她考耳朵就能管收账的活儿：“省了一个劳动力，这不是钱啊！”

更早的时候，在微信和支付宝留意到小县城之前，县里“阿里巴巴烧烤店”的老板老马就在食客的要求下使用了微信支付收款。一开始，他还以为得加对方好友，通过好友对话框里的红包功能收钱。结果食客不愿加他好友，拿过手机点开了他微信钱包里的收款码，自顾自扫码付了餐费。“这样付钱不用加好友。”留下这句话就走了。

于是老马索性用起了收款码。一开始，他觉得新奇又尴尬。那时候手机没那么高档，还没有收款到账语音提醒，有时候网络不好，食客付了钱半天他也看不到账户显示，只能追着客户确认。有些客户理解他，乖乖配合，遇到不理解的，直接拉下脸摆出不耐烦的样子，仿佛在责怪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还有一些掌摊人不仅用线上支付替代了原本的收银，还钻研着想让自己的生意“触网”更深。

在长治五一小学门口推炸串车的老刘，2017年经不住长治农业银行业务员的软磨硬泡，收下业务员许诺的两个水杯和一个书包，办理张贴了微信、支付宝、农商行的三付合一码，他还在一旁贴着自己的微信名片二维码。两张二维码，是他生意兴隆的秘诀。一张用来支付，一张用来加他好友，后者也是他留住客户的秘诀。

只要扫码加好友，老刘就会额外送顾客一串素串。这些年，他每天早中晚在学习到门口摆摊、晚上则挪到县城最热闹的八一广场，每天辗转好几个地方，靠着每位好友一个素串的成本，他攒下了一个稳定在300余人的顾客群。逐渐有了稳定客流。这些人不算少，养活他们家已经绰绰有余。

在微信群，刘老板每天会告知大家自己几点在哪里出摊，方便有心光顾的顾客找到他。遇上逢年过节或者年轻人们流行的“光棍节”、“520”，他也经常给下一场数额不大的红包雨；有时候他还把熬料、穿串等准备工作视频发群里，让大家吃得放心，群里氛围很好。现在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收入能上了万，在小城里算是「高薪」，相比此前在制造工厂月薪3000的待遇，成功让自己的月收入翻了一倍还多。

这些操作刘老板后来才知道有一个专业术语叫「社群运营」，告诉他这个词的，还是县城跟他一样搞客户群的药店老板。当时老板告他进群成了会员以后买药搞活动便宜，他内心还想笑，谁天天买药还弄个会员。结果加了没多久他就忍不住下手了，维生素、山楂片、枸杞……便宜量大，买大赠小，刘老板想着，这些东西总有一天需要，群里的会员还能拿到药店的“折扣价。“不买还等啥？”刘老板说，他很惊讶的是，群里还有人直接问药店老板“批发”。

慢慢地他开始思考，「微信群」是个好方式，在自己的烤串群，越发卖力地给老客户哄着，新客户引着，慢慢收入就上来了。

在长治跑出租的罗哥也是是微信收款的「重度商户」。

他曾在省会太原拥有过一份月入过万的销售工作，几年前父亲生病，他辞掉工作回了老家，为了时间自由一点方便照顾老人，罗哥只好跑起了出租。他和另一个人白天晚上双班倒承包下来，每个月要交三四千的“份儿钱”，算下来每天跑够350才能够勉强维持生活和医疗费用。

罗哥在主驾驶和副驾驶的扶手中间贴着二维码，在后排右侧乘客要下车的地方一面挂着微信，一面挂着微信二维码，只要拉上人就四处侃大山。微信是他的收钱工具，收回来的车费每凑够1000元，就给老婆转过去，只留两三百块应急用。这样每个月家里营收多少就看有几笔转账即可，通过小账本还能清晰地看到收入来源。

现在老婆一份工，罗哥自己一份工，儿子幼儿园，爸爸身体也有好转，钱有时候还是不够用，只不过一家人在一起，对他来说一切都值得了。

当然还是有用现金支付的，以老年人乘客为主。

落个经常在长治宾馆等活儿。长治宾馆是小城里有头有脸的国营宾馆，各级领导官员来开会的很多，有一回他在宾馆门口接到过一个大背头的上了年纪干部，一看就来头不小。结果对方看起来体面威风，下车时竟然不会用微信支付，丢给他一百块钱罗哥找不开，那人大手一挥便下车了。

（三）玩红包给了老乡们精神满足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等机构2021年7月发布的《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12（2021）》，接受问卷调查的受访者中，有近9成人每天使用微信。日使用时长在“4小时以上”的受访者人数最多，占比为25%。

然而估计这些机构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基层老百信每天用微信做什么。相比于城里老人对微信支付的热忱，长治农村的乡亲们则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更有创造力的延伸：红包。一种新的“新经济业态”伴随着红包出现了，且很有市场。

家住长治县县农村的艳芳经营着一家麻将馆，一直做附近村民的生意。2020年疫情以来，因为没有营业执照，她的麻将馆被迫关门。好在门面是自家的，麻将馆关了也不用空付租金，没有损失多少钱。

关掉麻将馆之后，艳芳开始寻找其他的挣钱方法。

她的微信上聚集了四五百号村民，二三百号麻将客户，她开始琢磨开设线上麻将馆。一个麻将APP她以前常玩儿，她研究了规则，发现能让自己成为房主，邀请客户上线打牌。她主动招呼大家成局，八圈一把她收每个人3元红包，好的时候一天能有20多桌，比她家那三间门市房桌子的总数都要多。

而艳芳只需要开锅时候收每人“场地费”即可。组局成功四人自己建群，输赢都微信转账。她有好几个微信用来收款。她也在社群里努力「运营」，凑不够人数就自己先顶上，最忙的时候，艳芳的公公婆婆老公都来给她替人头。

她很享受网络上指点江山的感觉。“有了微信以来，大家都不敢欠钱了。以前几块几毛的，附近人直接抹零，现在哪怕是一厘也都能清清楚楚付给彼此。”艳芳一阵轻松地介绍，她也坦白，并非没有风险。

她的「欢喜麻将群」都是人拉人相互拉进群的，有一些自己也不认识。作为群主她有必要守护群里人的信用安全，有一回遇到不认识的人输钱了直接退群拉黑，她不得不垫付了欠款。从此她开始了入群认证，必须有熟人担保才能进群。

这一创新每月给她带来了3000多元的红包收入。虽然比不上以前，可她省了不少心。以前开线下麻将馆，遇到喝酒闹事耍赖皮的，还得出来陪笑脸哄着，现在发疯的人，管理员一脚踢走就行。以往过年还多管瓜果零食和晚饭，现在省了一大开销不说，不讲规矩的还能直接挂朋友圈。

最重要的是，她的时间更充裕了。以前一天从下午到半夜都耗在麻将馆，孩子才三岁就识牌，五岁就会摸。长大了写作业就在麻将桌上，小小年纪在吵闹环境中难以静心，被烟熏雾缭呛得咳嗽不停。现在网上打麻将安静多了，不算账的功夫，艳芳能有时间辅导功课，还能亲自下厨给孩子做顿好饭。

艳芳的三舅妈大兰子也很沉迷微信支付，她和邻里把微信红包当作了一种游戏。从村里搬进小区的集体楼，大兰子一开始很不适应。以前的老邻居没了，想去打麻将没了伴，冬天漫长的农闲她该怎么度过。

以前的牌友把她拉进了「好友红包娱乐群」。这是基于微信红包的的一种游戏。群里面都是熟人，他们中有一个人会发起红包，数额不会超过10块，抢到*金额的人，再发一个10元红包，以此类推，一直到游戏结束，输赢见分晓。大兰子参与起来兴致勃勃，进群当天一下午都趴在沙发上点手机。

手机是儿子一年前给她换的，已经有点卡顿，这很影响她抢红包的速度，经常忙活半天一个也抢不到红包。有时候手气好得次次*得发红包，气得她恨不得剁手。如果可以许愿，她期望自己每次是第二名，不用出钱还能拿到*的红包，经济效益*。

最多的时候，她有二三十个抢红包群，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后来她学精了，每次参与游戏前都要先做记录，登记游戏前后账户的余额，差价便是输赢的结果。

在红包游戏里，微小的金额都显得郑重。以前打麻将每天输100块，大篮子都没什么感觉，现在线上耍红包，要是哪天少了5块钱她都叹气连连。连续一个礼拜日历上登记的数额为负后，大兰子告别了红包群。账户里的余额，就用来给两个孩子发红包。

她和儿子女儿不亲近，互发红包是表达爱的*途径。三八妇女节、母亲节、生日，甚至是六一儿童节，远在大城市的俩孩子都会给她发红包。数额不大，200以内，顺便写上一句祝福话，大兰子学会截图后总是晒在朋友圈，展示小棉袄和小夹克的用心，顺便收获朋友们成排的点赞。

微信能在入长治这样的小城杀出重围，还依赖于中老年人。

根据2018年腾讯发布的《老年用户移动互联网报告》显示，当年我国的老年网民数量已经达到8000万，占比总老年人口数的20%。也就是说，每五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使用手机上网。现在，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

长治更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城市——老龄化占比19.15%，按照国际计算标准，早已经超过了14%的深度化红线。而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长治市年末常住人口数量比上年减少了29.71万人，相比2010年减少了15.37万人。他们中很大一部分被虹吸进太原、郑州、西安等附近省会城市，更有追求一点的则前往北上广深打拼。“总之待在哪里都至少比家乡强。”

当留不住年轻人成了现实，长治的衰老肉眼可见：公交车上目光所及都是银发老人；公园里的户外KTV、广场舞大部分被50岁以上人群占领；附近小学接送孩子的，也几乎都是爷爷奶奶辈……

从每10万人口中受教育程度人数来看，2020年长治市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5247人/10万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6279人/10万人。这里面的老年人更是寥寥无几。

他们年纪稍长，文化程度有限，刚刚接触移动互联网不久。对这个广袤而神秘世界里呈现的爆炸式信息还没有学会适应。微信一般是中老年人*个安装的工具，用来联系子女；学会微信支付才是他们真正融入数字世界的标志。

55岁的王阿姨也是在此机缘下才拥有了自己的*台智能手机。疫情之后，去哪里都需要“码”，大屏手机出现在了她的视野。儿子给她买了台小米，安上了微信、抖音、快手，让她能方便联系和打发时间，还给她绑定了自己的银行卡，教她怎么出门买菜、怎么给人转账。

王姨学得很认真，不久便在这份辛苦学习里获得了自由。她沉迷上了短视频，还跟着邻居的脚步学起了购物。邻居孩子给她的短视频认了证，她从此爱上了“小黄车”和“小红车”。3块钱十条的洗碗布，9.9的洗衣液，19.9的薄外套……她不会用放大镜功能搜索，每划着看到一个都觉得好便宜。跟着点进小黄车微信支付，王阿姨初识着便捷生活的喜悦。

她最喜欢的软件是拼多多，像个游乐园一样，可以种树、可以养宠物、可以答题。每一个都可以抵钱让购买更划算，从此王阿姨乐此不疲。有时候玩儿得昏了头，竟然花钱昂贵饲料给宠物进化。理由是这样可以更便宜。至于这笔账省钱了没有，她至今也稀里糊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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