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万日本中年人，从上班族变成「啃老族」

在日本，“隐性贫困人口”的数量正在急剧增加。除了“8050问题”，还演变出了“9060问题”和“7040问题”。

为什么本该是年富力强、奋发有为的中坚世代，却有100多万人掉出了就业舞台？就像《消失的劳动者：放弃工作……》的拍摄案例之一佐佐木哲夫所言：“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样了呢？”

现实远比小说魔幻，现实版《小偷家族》正在上演——据日媒报道，日本近期陆续出现“中老年人遗弃高龄父母遗体”案件，被捕的嫌疑犯大多是没有工作、与父母同住的高龄子女。据日本警察厅统计，涉嫌遗弃遗体而被逮捕的人中，40岁以上的案例呈增长趋势，尤以50～60岁群体居多。

日媒称，这些案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8050问题”：80多岁老人与50多岁未就业子女同住，陷入生活困顿，被称为“8050问题”。2010年以来，日本社会对它的关注与日俱增。

2018年，NHK特别节目录制组拍摄的纪实片《消失的劳动者：放弃工作……》，聚焦于日本的中年失业者群体。节目组调查发现，在日本，四五十岁的单身人群总数为650万，其中有103万人长期不工作，也不求职，连“失业者”也算不上，成了被排除在就业统计对象之外的“消失的劳动者”。

在日本，这种“隐性贫困人口”的数量正在急剧增加。除了“8050问题”，还演变出了“9060问题”和“7040问题”。

为什么本该是年富力强、奋发有为的中坚世代，却有100多万人掉出了就业舞台？

就像《消失的劳动者：放弃工作……》的拍摄案例之一佐佐木哲夫所言：“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样了呢？”

从统计数据中“消失”的劳动者

《消失的劳动者：放弃工作……》探访了几个在就业市场上“消失”的人。他们大多深陷家庭护理的泥沼，在一场名为“无止境看护”的噩梦当中，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千疮百孔。

当中最令人有共鸣的是57岁的佐佐木哲夫。佐佐木原本是一家电器制造公司的正式员工，还参加了公司的马拉松爱好群。工作两年后，母亲去世，父亲希望他辞职回家，继承被褥店的生意，父子俩齐心协力经营自家生意。然而，在他45岁时，父亲的腿脚不行了，还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病症状。父亲每月的退休金是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000元），这点钱进不了任何一家养老院。于是，经营店铺和照护父亲的重担，落在佐佐木身上。

他被护理父亲的繁琐事项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无法投入工作，被褥店倒闭，父子俩只能靠父亲的退休金维持生活。他瘦了30公斤，留下了难以治愈的腰伤。父亲去世后，虽然卸下了护理老人的负担，但他也没了立即开始工作的信心。

节目组到他家探访时，发现他做菜不放任何调味品，因为，“要是习惯了吃好吃的，就会想到外面去吃饭”。父亲生前*的鸡尾鹦鹉，成了他*的“家人”。拍摄期间，鹦鹉突然死了。他说：“比起难受或者悲伤，更像被什么东西划了一个大口子，感觉失去了什么。”父亲在世时，他尚且还有生活下去的目标；父亲走后，他说：“我现在光是活下去都已经用尽力气。”

53岁的原真由美，曾是外资证券公司的派遣员工，7年前被裁员，在那之后便一直处在不停换工作的状态。原的父亲92岁，为了看护父母，原只能频繁辞职，不时回老家尽到为人子女的责任。像原这种从事非正式工的单身中年女性，大多数情况下所承担的风险比男性大得多。在原看来，人要活百岁的话，自己才活到一半，“却一直在打败局已定的‘垃圾比赛’”。

因为照护重担，佐佐木和原不得不长期闭门不出，成为“家里蹲”，难以返回职场或重建自己的生活。中年“家里蹲”往往有着“亲子同倒”（即子女为了照顾高龄父母而与之同住，形成绑定式生活）的风险。他们越投身于家庭照护，与社会的联结就会越来越弱，因此陷入无助的痛苦。

片子中也有鼓舞人心的案例。49岁的藤井健一，父亲也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自己则因工作落下腰伤。他决定辞职，专门在家照料父亲。和佐佐木不同，得益于帮扶中心的早期介入，藤井通过“成年监护制度”，聘请律师担任父亲的第三方监护人，全权管理财产。在这样的保障下，养老院不再有顾虑，接纳其父入院。藤井本人也凭借之前的驾驶证找到了一份工作，从名为“家庭护理”的牢笼中全身而退。

但藤井的案例仍占少数。早在2000年，日本就确立了看护保险制度，但在少子化、老龄化的双重夹击下，看护仍存在不少漏洞，很大程度上依赖家人的帮助。

日本福祉大学教授藤森克彦在研究日本人口年龄结构时发现，过去，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结婚后成为家中顶梁柱，他们是社会公认的中坚群体。人们普遍认为，在他们身上很难产生贫困或孤独问题，他们可以自行解决生活中的风险。

但在如今的中年人群当中，未婚者人数增加。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非正式员工，工作稳定性和收入都无法保障，也不能像正式员工那样利用看护假制度，不得不自行承担全部看护工作，持续看护父母10年甚至20年。一旦父母去世，与社会关系长期隔绝的他们，就会陷入绝境，面对自己步入老年的严峻未来。

“家庭护理是对日本的诅咒”

2012年，作家叶真中显凭借处女作《失控的照护》（又译《死亡护理师》）获得日本推理文学大奖新人奖。这部社会派推理小说反映“家庭护理”问题，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由它改编成的电影《死亡护理师》于2023年上映。

站在被告席的凶手“他”，一共杀害了43名老人，但被害人家属却没法涌起对他的愤怒和憎恨。检察官发现，原来，“他”的杀人行动，源于他同样处于家庭护理困境当中。父亲求“他”杀死自己，让双方都得到解脱。之后，他进入护理行业，选择护理负担过重、导致本人和家属都痛苦不堪的老年人，逐一下手——“我的杀戮拯救了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我所做的也是一种护理，是让人解脱的‘死亡护理’。”

这部小说指出，“家庭护理是对日本的诅咒” ——“负责护理的人和被护理的人都感到一种负担，但前者无法坐视不管，后者也无法撒手而去，因此而痛苦。”它像一则振聋发聩的“社会寓言”，预见了现实中轰动日本的数起护理杀人案。

家庭护理成了当事人难以逃开的“噩梦和诅咒”，有其结构性成因。正在显露苗头的“7040问题”，与“8050问题”又有所不同：70多岁的父母主要是“二战”后出生的工薪族，有不少人享受着丰厚的养老金；另一方面，40多岁的子女正值不惑之年，经历过战后最严重的就业冰河期，加上泡沫经济的破灭、人才市场流动化的推进、非正式雇佣制的迅速发展，有不少人无法实现经济独立，生活并不稳定。

因此，40多岁的单身中年人可能会选择依赖父母的养老金维持生活，一直打零工。就像藤森克彦教授所说，一旦他们的父母去世，就会出现无法挽回的悲惨局面。

社会学家三浦展在著作《下流社会》中曾提及“平成废柴”——“平成废柴这种不求上进，人生热情全盘低下的心态，并非他们不愿意上升，而是上升空间已经丧失。”

昭和时代仍有终身雇用、专职主妇等“铁饭碗”的保障，到了平成时代，大多数年轻人遭遇社会转型阵痛，就像被交付了一张张空头支票，奋斗和努力的价值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不求上进、低欲望生存的社会风气由此而生，年轻人也被贴上“废柴”“啃老族”等标签。

“啃老族”标签带着社会偏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个体化的自我意识觉醒，更值得思考的是它形成的逻辑和结构性问题。“啃老族”呈高龄化趋势，“平成废物”也进入了令和时代，日本当下接连出现的隐患，更多指向了家庭照护的失控。

不被看见的老年照护

2019年，日本政府出台应对中年“家里蹲”现象的方案。对策之一就是针对就业冰河期一代，计划在3年内投资600亿日元，以增加30万个非正式员工岗位。就100多万名“消失的劳动者”而言，新增的30万名劳动者占比不过三分之一。但是，这30万人要么不事劳作便步入老年，领取生活保障金；要么成为能够正常纳税的劳动者，年迈后也能自立生活。两者对于社会支出而言，可谓云泥之别。

当下老龄化、少子化的趋势，不仅在日本，在其他东亚国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一文一度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胡泳在接受采访时，讲述了自己照料患有重度阿尔茨海默病的年迈母亲的“残酷问题”。

胡泳说：“世界上只有四种人——曾经是照护者的人，现在是照护者的人，即将成为照护者的人，还有需要照护者的人。照护是每个人都终将面对的议题。社会需要很大的认知转变，在此刻所有的趋势性变化中，最致命的就是人口结构——中国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处境更严酷的将是下一代照护者，独生子女一代。”

豆瓣上一个名为“独生子女养老交流组织”的小组，聚集了近10万组员。他们交流养老经验和困境，讨论得最多的棘手问题，除了父母重疾，就是“失能老人”了。正如胡泳所说，这个世界是不适合老人居住的，居住空间的适老化，改造起来都很难，除非在设计时就能考虑到老年人的需求。

在普遍性的生活需求上，除了保健品，很少有产品会考虑老年人的需求。现在，越来越多老年人放弃了熟悉的家乡生活，漂在大城市，承担起照顾第三代的责任，他们被称为“老漂族”。在城市空间里，老年人更容易被忽视。年轻人觉得易如反掌的便捷应用和智能手段，对老年人来说是一道道现实的门槛。

而在家庭空间里，他们又要面对观念冲突带来的各种生活矛盾。“8050问题”引申出的就是贫穷家庭当中面对养老现状的人性崩塌，让互相羁绊的两代人只能互相伤害。《失控的照护》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名老人为了进监狱，而故意到商场偷东西，“监狱似乎成了被社会抛弃的老年人的养老院”。这个情节，源于真实的社会案件。

如何养老，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命题。人人都会老去，能否实现每个人以符合人性或曰“体面”的方式衰老乃至死去？

《失控的照护》一书援引了《马太福音》中的一句话，或许可以视为我们最朴素的愿景——“所以，无论何时，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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