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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总如何谈判的:为争股权闹辞职 有独特优势

从争取股权、到发辞职信,再到后来的老虎基金,有人说,我是搞“人体炸弹”,同归于尽;也有人说,我是胡闹。
2010-10-19 13:38 · 英才杂志  张军 修思禹 孙瑜   
   

  商场如战场。

  同理,谈判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置身谈判中的每一方,是攻是守?如何攻如何守?正是大智慧所在。

  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即便是在说服别人、解释问题的过程中,谈判的影子也会乍隐乍现。可见,谈判不仅包括商战中的攻坚堡垒,有时更表达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或人生状态。

  况且,能为企业家所深刻记忆、所总结梳理的,其用心也专。

  那么,这些凝聚着心血与经验的谈判,兴许是现代商战的活教材。

  从争取股权、到发辞职信,再到后来的老虎基金,有人说,我是搞“人体炸弹”,同归于尽;也有人说,我是胡闹。

  李国庆跟股东们博弈

  口述|当当网联合总裁李国庆

  我记忆最深的一次谈判是跟我的股东们博弈。

  当当网在成立后,企业给我和俞渝的bond share太少——我和俞渝及其创业团队通过北京科文经贸总公司共持有当当网41%的股份。名义上是我和俞渝控制公司,占了公司的*控股,但实际上,除了团队和我们用现金出资所得的部分外,我俩bond share的实际比例仅有12%。但身处创业期,我们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更没有影响到创业的热情。只是一直在口头上强调,企业对我们的估值是低估的。而当时,各投资方也一再表示“可以谈”,可始终没有结论。

  2002年,当当网面临第二次融资,我向董事会及各个股东明确表示,这个事情不能再拖了,要有个定论。如果再拖,对个人不好——不能保证我和俞渝的利益,对当当也不好——股权不明确妨碍新一轮融资。

  有股东提议,先调查一下业界的平均水平与真实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当时,中国IT企业的创始人、管理层的股份分配比例都很高。有的公司创始人,不出钱都可以占到65%。

  从1999年开始,中国大量互联网公司兴起,到了2002年,很多公司已经把*轮融到的2000万美元都烧光了。但当时的当当网,不仅*轮融到的680万美元没有用完,自身业务也开始盈利。抱着这么好的业绩,再加上调查数字的支持,我对自己的要求信心十足。我当时觉得,即便算是对好业绩的奖励,董事会也该给我们增加股份。我当时的目标是让老股东稀释百分之十几给我们。

  然而,事情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有的股东说“这不是成土改了吗?我们投了这么多公司,如果都像你们,全部清算一遍,我们还怎么干?”

  有投资人提出一个方案,与未来挂钩:未来三年,如果管理团队做到什么样的业绩,可以按照我们的想法稀释。对这个方案,俞渝坚决不同意,她认为未来的成绩是未来的事情,不能把历史问题和未来混淆在一起。至此,谈判陷入了僵局,投资人开始搪塞、回避,就怕见了面,我开口提股权的事情。

  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我单独跟一个股东沟通。我跟他说:股东们的态度让我的积极性很受打击,干脆,我辞职。我给你们六个月时间,找人接替我。不过我提醒你们,我跟公司并没有同业禁止合同,因为你们对我也没有任何保护。我辞职以后,可以再办一个“叮叮网”。我之前也是办过企业的,有很多企业界、投资界的朋友。对我来讲,找到投资重新办一个电子商务公司并不难。

  之后按照这个意思,我给全体股东发了辞职信。在信中我表示:虽然创办一个新的网上零售公司的路途很曲折,但我相信用三年时间追上当当网是完全能做到的。我也预祝当当网有良好的未来——因为我还是当当网*的股东。

  发信前我没有和俞渝商量,因为俞渝是那种表面坚定内心不坚定的人,而我是表面和缓内心却非常坚定。我想通过这封信向股东显示我的决心,也阻断他们通过俞渝做我工作的想法。当时,情况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局面,老股东不愿退步,我也做好了另起炉灶的心理准备。

  也许是辞职信的作用,终于,事情有了转机。最顽固的一个股东松了口:“过去的事情很难找回,要想实现愿望,只有找到新的投资人。新投资人可以给公司重新估值,估值中,有多少是你们的,给你们多少股权,是新投资人的自由。同时,老股东可以缩小比例变现,不让你被过分稀释。”他的这个说法符合美国商界的规矩——新投资人是利益既得者,怎么说怎么算。

  至此,跟老股东谈判的阶段结束。最终的结果反而简单,就是买卖、自由交易,跟老股东不涉及转让、奖励什么的。

  接着,新的投资人——老虎基金出现了。谈判进入第二阶段。

  当时俞渝跟我说,谈判时,你别跟老虎基金提我们跟老股东之间的纠纷。如果暴露矛盾,谁还敢投资?

  但我并不这么想。和老虎基金谈好估值后,我特别把他们留住说: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们的管理团队已经没有信心了,这样下去我要辞职……

  事后,俞渝抱怨我把这事说出来。我说,他们肯定会投的。因为老虎基金是对冲基金,他已经投资了*网——当时的行业第二,如果不投资老大,一旦*被当当挤垮,他的收益没办法保证。这就是对冲基金的赚钱方法,行业前两家都投,有一家赚钱他们就不亏,另一家则是干赚的。

  其次,老虎基金是犹太人办的,犹太人愿意劝架,况且劝这个架还有利可图——至少可以压压价。

  结果证明我的推测完全是对的,老虎基金给老股东发出了通碟:我们投的就是团队,如果团队都没积极性,那我们干吗还要投资?

  在电话会议上,老虎基金明确表示,老股东必须变现一部分现金。你们安全后,我们愿意用这个估值,给李国庆和俞渝补偿不平衡。能满足这个条件就投,不同意就不要谈了。三分钟,他们就把电话挂了。

  迫于老虎基金的这种强势,也考虑到一些实际问题——如果我辞职,可能连经理人都找不着,于是,老股东们接受了老虎基金的条件。

  从争取股权、到发辞职信,再到后来的老虎基金,有人说,我是搞“人体炸弹”,同归于尽;也有人说,我是胡闹。但其实,我并不是蛮干。我当时的认识很清晰。大家总说谈判、谈判,我认为,应该先有“判”才有“谈”。只有判明各方所处态势、关系,再针对关节处下手,复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在这次的谈判中,正因为我正确判断了与股东的关系、与投资方的关系,甚至正确判断了自己——完全可以东山再起,才最终取得比较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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