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支付宝股权转移背后：中国公司的契约困境

　　但站在另一边的则更多地用欧美的例子来反衬国内的缺失。天使投资人薛蛮子在微博中称：“中国的企业家要走向世界，就必须遵守契约，这是商业的基本精神。面对财富的诱惑，创业者和企业家能否坚定地坚持价值观，并不以民族主义为借口呢？”

　　马云在做着不止一道选择题，阿里巴巴集团未来面临的政策风险和股东暂时权益的保存，选择谁；时间不等人，是先斩后奏，还是先奏后斩；国家经济信息安全和国外大股东利益，选择谁；最后才是法律法规和契约精神的选择。

　　不可否认，马云这一代企业家是改革开放以来*批真正意义上与世界接轨的企业家。但适逢中国逐渐从世界工厂转为世界市场，国内的企业家们一直面临着一个尴尬。在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过程中，国内企业正是因为打破了很多传统的模式和规则，才换得如今的欣欣向荣，违犯契约一度成了中国经济的推动力。

　　万通董事长冯仑曾在他的书《野蛮生长》中反思过这段时光。那是一个没有现代商业规则的地方，他的很多生意都是在夜总会里谈成的，他们甚至还经历过被人用枪指着脑袋，逼迫撕毁合同的事，万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江湖规则”是冯仑很恰当的概括，“每一个创业者都积累了很多解决复杂问题的经验，但中国变化太快，很多经验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偶尔有一两条原则可能还有用，比如说应该按商业规则而不是按江湖规则来游戏。以前，我看到太多朋友之间的砍砍杀杀，这是江湖规则，但这都是要过去的。”

　　度过“青春期”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当口，跟谁玩？怎么玩？如果是“自娱自乐”，我们大可不必费尽周折地去改变那些江湖规则，而现实却是你想“玩”得更好，就必须得跟着世界。

　　因此，契约精神是根本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在基督教盛行的西方国家里，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很多西方国家都信奉一个准则，所有的人性之恶，法律管得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其他部分由上帝管。这部分由“上帝管的”就是诸如契约精神这样的伦理约束。

　　这正是国外企业在中国水土不服，而中国企业在国外又屡屡碰壁的原因，国内市场经济的一些特质是国外企业无法想象的。很多外国公司在投资中国时，都把政府关系、政策稳定性等作为重要的考量标准。

　　这是两种游戏规则的碰撞，很难归结到文化上，当然更不应该武断地判定孰优孰劣。正如郭恒基和阿伟，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游戏规则，自然不会把一些市场行为上升到伦理层面。而在中国，他们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主力军，这难免让我们有一个疑问，契约精神于中国有何用？

　　其实，阿伟所在的行业协会本应是契约精神的产物，很多不成文的行规在保证着行业的正常运行。“但如今的行业协会似乎变了味，产品质量不再是讨论的重点，多数时间都是在保护几家领头羊的利益，还有驱赶潜在的进入者。”行业协会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圈里人有人脉，活多得只能粗制滥造。而阿伟只能处处巴结那几家大厂和协会领导，这样才不至于被边缘化。

　　“契约精神太软，硬的是利润，其实我更接受契约，至少有凭有据。”在阿伟口中，领土意识和契约精神的矛盾在国内被无限放大，“要么都做，只有我一家发扬精神，于事无补。”

　　郭恒基用在公关上的费用甚至占到总成本的三成，他有苦难言，“房地产牵扯到的资质应该是所有行业中最多的，盖一个章就需要公关一次，但没办法。”郭恒基的担心和阿伟相同，契约精神的确可以大幅削减整个行业的运行成本，但该由谁去推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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