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国*创业城市之北京：让创业者爱恨交加

　　租这儿的创始人黄利建打算在南京设个分公司。那里政策很有吸引力：免费办公，给100万元的启动资金。“最重要的是政府工作人员对你非常热情，像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觉得很受鼓励。”这些在北京都是享受不到的。但她只是想设个分公司。“你会有搬过去的想法吗?”《创业邦》记者问。她摇摇头：“不，当然不会。”

　　北京的优势太明显：人才、氛围、资本、品牌、媒体，这些优势加起来，没有哪个地方能比得上。这五个方面决定了北京是无法真正离开的。这个城市哪怕交通越来越堵、空气越来越差、房价越来越高，创业者们还是在这里坚持着，因为别无选择。即便是那些总部不在北京或者号称已经离开的，依然会把市场部和商务部门放在北京，创始人们则靠频繁的出差拉近与北京的距离。

　　到目前为止，北京依然是*的北京，没有人真正离开。

　　到北京去

　　今年8月份，杜梦杰也带着他的追梦网和七八个团队成员从上海搬到了北京。从下决心搬家到找房子，到全部搬过来，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这个大学毕业刚一年的男生看起来瘦小文静，做事却一贯干脆果断。他喝一口面前的饮料，皱着眉头说：“团队成员都有意见，正是因为有意见，所以必须要快。稍微慢一点，就搬不过来了。”

　　追梦网团队成员都是“80后”“90后”，年轻无牵挂，似乎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还是有两个团队成员选择留在上海，一个是做设计的，一个是做项目的，他们更喜欢上海比较小资的生活方式。杜梦杰帮他们找好了工作，同事不成，还是朋友。“这也是对团队成员创业投入度的测试。”他笑起来。

　　追梦网是杜梦杰大四那年创办的一个主要面向文化创意类项目的*网站。在南京邮电大学大三读了一半的时候，他想去环游世界。“比较迷茫，找不到让人觉得十分兴奋的事情，好像没有哪件事值得付出青春和热情。”为此他跟父母闹翻，他们盼着他赶快毕业找个好工作。“*不给钱;第二，在国外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就当没你这个儿子。”

　　杜梦杰决定自己想办法找钱。他写了一封2万字的筹款信放到网上，当时这封信在网上传得很火，有100多个人一共资助他6万块钱。

　　用这笔钱，他去了印度、尼泊尔、巴林、迪拜、阿富汗，本来的计划从南亚一路向西，到欧洲，再到非洲和美洲。但在阿富汗经历的一次自杀式炸弹爆炸改变了他的想法，他觉得自己得做点事，轻如鸿毛地活着，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

　　回国之后，他做了*网站追梦网，希望能像那些资助自己的陌生人一样，帮助那些有创造力、有梦想的人，为他们提供支持，让他们获得资金、宣传和能量——你不是孤独的。

　　一开始，杜梦杰把追梦网安置在上海，他觉得北京大小会议和活动太多，选择多、诱惑多，是一个容易让人浮躁的城市。创业初期应该静下心来踏实做事，尽快拿出东西来。另外，他一直在南方读书，因此对上海更熟悉一些，再说上海互联网的创业环境也不差。

　　今年2月份，追梦网得到一笔天使投资，最近还会有一笔百万级别美金的投资进来。有钱进来就意味着这家公司已经得到了认可，有可能并且需要发展得更好。这就要考虑找人、找合作。

　　在杜梦杰看来，虽然上海很重视创业，但整个城市历史文化的积淀、比较小资的生活氛围，导致人们并不是很愿意创业，进外企和政府部门还是热门选项。对初创小团队来说，获取人才并不是那么容易。追梦网的团队里没有一个上海人。

　　北京的会议多、活动多，可以被看成是浮躁，也可以被看成是氛围好。去任何一家咖啡馆都有人在谈论互联网，这就意味着人才的获取会相对容易一些。融资也是一个原因，大的投资机构在北京和上海都有分支，但杜梦杰个人的圈子在北京。“我的师兄，不管是创业的还是做媒体的，都在北京。他们可以帮我介绍这些投资界的大咖。” 另外，追梦网的项目偏文化创意这块儿，文化创意类的创业项目大多集中在北京。

　　不管是找钱、招人还是谈合作，北京都是*的。“公司不在北京的时候，我也有1/3的时间呆在北京，那干脆把公司搬过来好了。”杜梦杰说。

　　追梦网的新办公室在双井地铁站附近，离国贸只有一站地。两室一厅的商住两用的民居，每个月租金7000块钱。“比上海稍微贵一点，可能跟地段有关，我们在上海的办公室比较偏。”

　　杜梦杰来的正是时候，北京正迎来最美的季节。暑热渐退，秋高气爽，没有沙尘暴，没有雾霾，每天都能看得见蓝天白云，长居此地的人会觉得这样的北京美得有点不真实。这对杜梦杰来说是个美好的开始：上海暴热，晚上12点还翻滚着热浪。北京就舒服很多。

　　他的工作也进展得非常顺利。找项目、找钱、找人，效率都比在上海快很多。杜梦杰特意把公司安置在东三环的双井，附近的国贸到北京站一带是北京投资机构最集中的地方，北京的东部也是文化创意产业比较集中的区域。中关村一带天使机构也很多，创新工厂、天使汇、亚杰等等都在那里，是另一个投资机构聚集区，据说那里汇集了中国40%的TMT创业项目，不过这些离追梦网有点远。

　　2012年6月，丁秀洪从网易副总编的职位上离职创办云辰科技，他们的产品是大可乐手机。当时投资人对丁秀洪的要求就是到北京去。几个兄弟从广州出发，开了2200公里，追随他到北京。

　　北京的优势众所周知：高校多，有人才;有创业氛围，可以跟很多同行交流;投资机构云集，找钱很方便。除了这些，丁秀洪最看重的其实是，北京可以给品牌做背书：“在北京做的手机比在深圳做的手机，在市场上获得的认可度更高。”

　　广州是丁秀洪的大本营，他在那里工作、生活了十几年。其实他挺想把公司放在广州或者深圳，那里不仅有完整的手机产业链，也有丁秀洪自己的人脉圈子，政界、商界、媒体的朋友都在那里。

　　大约20年前，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科技创新的前锋。人们以能到深圳、广州工作为荣。“但是深圳这个城市的城市品牌经营得有问题，这么多年来没有大力倡导和传播‘创新’的特点，反倒任由山寨的形象泛滥。现在如果我在广东做手机，肯定会被人认为是个山寨机。”

　　因此，丁秀洪愿意支付更高的成本到北京来。

　　如果只有这些，其实北京和上海也差不多。但帝都还有一个优势是魔都也比不了的，那就是媒体，北京聚集了中国大多数创业类主流媒体。所以即便是那些总部不在北京的公司，也要把市场部门放在北京。映趣科技的总部在深圳，后来他们在北京设了办公室，负责对外合作和对外宣传。他们的智能手表inWatch推出后，在798开的品牌发布会，董事长王小彬说：“我现在一半时间在深圳，一半时间在北京。”

　　希望在哪里?

　　租这儿创始人黄利建刚刚把公司搬到了望京悠乐汇。悠乐汇的标志性建筑像个外星侵入地球的怪兽。这里是商住两用房，每天每平方米3块多钱。黄利建租了三间，打通了，再隔成会议室和办公区。对一家创业公司来说，租这儿的办公环境相当不错，宽敞明亮，窗外视野开阔。黄利建对此挺满意的：“找了很久才找到。”原来他们借用另一家公司的地方办公，非常挤。黄利建是个身材高挑的女性，此前做过8年的拉丁舞俱乐部，算是北京最早教拉丁舞的教练。

　　但并不是每家创业公司都像租这儿这么幸运。雾霾和拥堵的交通都是可以忍受的，高房租是创业公司最直接的压力。

　　接受采访或者跟人谈事儿的时候，丁秀洪都会选择在写字楼一层的咖啡馆。因为办公室里实在没有地方。

　　云辰科技成立的时候，丁秀洪在三元桥的霄云中心A座租下了一间10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公司开始运营的*个月，楼上办公室在装修，四五个同事就在写字楼的8点钟咖啡馆办公，以至于后来公司的QQ群就叫“8点钟”。

　　*个办公室用了三四个月，不够用了。丁秀洪又在B座租了第二间办公室。运营团队放在A座，技术团队放在B座。后来又租了丰台办公室，把售后服务放在那里。

　　一百来人的团队，每个办公室30多人，很挤。办公室里浅灰色的墙壁没有任何装饰，没有隔板隔开的工位，大家相对而坐，像在一起埋头学习的学生。两个办公室只有一个会议室，A座的员工开会也要跑到B座去。

　　地方太小，丁秀洪想找个大点的办公室，能够让公司所有的同事在一起办公，毕竟是成立一年多的新团队，在一起交流、磨合会更方便一些。租金也在涨，去年签的时候是每平方米每天5块多，今年续签的话估计会涨到7块。

　　凡客搬到亦庄去了，据说是要艰苦创业，当然也是为了节省成本。丁秀洪不是没考虑过，亦庄、大兴、平谷这些地方也来找过他们，要他们搬到自己的辖地去。到那里会有大办公室，租金也便宜得多。但这对员工来讲都要大动干戈，上班会非常不方便。“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初创期，加个班是经常的事。如果不在市区，那么晚怎么回来?”

　　丁秀洪决定继续留在三元桥，这里离地铁近。对于北京这样一个交通拥堵严重的城市，选择交通便利的地方办公也算一项员工福利。大可乐内部做过员工调研，大家都很看重这一点。作为老板，他必须考虑为员工选择一个相对来讲交通便捷的地方，上下班不能太折腾。“哪怕办公室不是很豪华，简陋一点，也行。”他说。

　　但令丁秀洪担忧的并不仅仅是这个问题。今年以来，大可乐100多名员工中有4人离职回老家，4%，并不是一个很低的数字。

　　小魏是最近被自己的父亲逼着离职回老家的，他原来在大可乐做UI。小魏的叔叔来京，受小魏父亲之托来看他，叔叔一定要到小魏住的地方去看看。小魏租住的房子在香山脚下，他带着叔叔乘地铁10号线倒4号线，再倒公交车，在晚高峰拥挤的人流中，奋力跋涉了两个多小时回到住处，叔叔看到的是一处简陋的出租房。

　　小魏的父亲知道了儿子在北京的生活状况，勒令他回家：“要不回来就断绝父子关系。”从生活上来说，在北京挣万把块钱，但生活品质很低;在当地挣5000块钱，就可以过得很舒服。

　　高企的房价和房租，无疑是北漂们沉重的负担，也推高了企业的用人成本。

　　“看到新闻说，融创拍出7.3万元每平方米的楼面价，顿时觉得在北京没有希望。”丁秀洪说。

　　东三环边上的西坝河，出租房没有低于2500块钱的单间。一年前的价格大概在1500块，一年涨了1000多块钱。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到北京来找工作，光房租就2500块，再加上吃饭、买衣服、跟朋友交往等费用，至少得4500块钱的工资，才能活得像个样子。

　　如果一个员工拿到4500块钱的工资，那么算上保险等费用，企业要拿出七八千块钱，这是一名最基层员工的成本。对丁秀洪来说，这么高的价钱，他真的有点舍不得。

　　丁秀洪曾经想招个实习生，让他来给大可乐手机做配件。那个男孩是山东枣庄学院的小小发明家，发明了很多好玩儿的东西。双方谈好的价钱是一天100块钱。但他来报了个到，就不打算来了。钱太少，在北京不够生活。“他想要一个月4000块钱。”

　　丁秀洪觉得给实习生4000块钱，对在职员工不太公平。后来他看到房租价格才有点理解那个男孩：真的要4000块钱才能活得下去，否则只能睡地下室。

　　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基层员工不稳定。房租和房价的高企令员工看不到未来。他们没有安全感，不安定，只要别的公司多开500块钱工资，员工就会因此换工作，还有很多人的打算是工作两年就回老家。

　　企业最重要的还是员工，大家都看得到未来，有信心地去追求梦想，这才是企业能够长期生长的根本。“带领一帮兄弟一起创业，当然得胸怀梦想，但也得脚踏实地。我们完全有可能做10年还是个很苦逼的公司，结果兄弟们连个房子都买不起。”这个话题，对丁秀洪来说很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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