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机
折腾了几年，张揆说自己不后悔，*后悔的事情是，“出来晚了”。
他设想，如果出来再早一点，机会会更多。比如2005年，那时互联网刚刚开始，遍地是机会。即使后来几年离职，“早出来半年，哪怕早一个月，往往就不一样。互联网恶战凶猛，晚出来一会，曾经有的机会很可能被填满了。”张揆说。
和张揆的离职时间和经历比较像的是乐货网的蔡虎。“不同的是我是中层干部，人家离开时是已经是中国区高层。” 张揆调侃。
蔡虎同样在外企工作，先后在德州仪器和施乐，在施乐时已经是中国区的高层。2009年2月，蔡虎加入百度，任百度联盟总经理，后来，借着百度的资源，蔡虎进行了百度体系内的创业爱乐活，不过，这次创业并不成功。2014年初，蔡虎再次创业，这次做了社会化电商乐货网，他担任董事长和CEO。
史彦泽自我评估自己离开外企的时机是“刚刚好”。 他感觉，过早的话移动互联网B2B业务不成熟，过晚，这个领域也许没有机会。在2011年，在戴尔、SAP工作多年以后，有了经验和积蓄，创业比以前有底气。
2011年，他离职创业时，移动互联网大潮刚刚开始，在面向用户端的创业已经有很多，包括美丽说、陌陌、唱吧等，但面向企业级的移动互联网创业还非常少。在创业初期，他发现风投对B2B的业务也并不感兴趣，但随着移动互联网创业到了“深水区”，红杉等风险投资也开始关注B2B的公司创业，他顺理成章拿到了投资。
碰撞
从一个高台到了平地，获得自由的同时，失落感必然存在。
协同办公平台Worktile联合创始人兼CTO李会军，今年31岁，他曾在一家外企IT咨询公司Ethos(宇思信德)任职高级系统架构师。谈及在外企的工作，李会军坦言要比创业“舒服”很多。
虽然没有经历“外企40岁”的尴尬，李会军就离职选择创业。但同样经历了很艰苦的时光。创业初期，早出晚归，连自己一岁的女儿都很难见上一面，“那个时候女儿对我很陌生”。 在学会平衡工作和家庭后，“创业就像吸毒，会上瘾”，李会军感慨。
回忆起最开始离职创业的时候，史彦泽感觉，*要做的是调整心态。“突然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了。”
他发现，原来在一个平台上做事很容易，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现在搭建一个小平台都不容易。原来是很稳定，有条不紊，现在自己躲在小屋里搞产品，和原来的生活离得越来越远。“没有人管你有没有周末和假期”。
最难受的是在离开外企之后创业后，比草根创业者更难获得认同。“很多投资经理会觉得外企出来的人很难接地气，加上我们做的是B2B的业务，更难。”史彦泽说。
2011年初，在创业最需要资金的时刻，由于尚未拿到风投，史彦泽不得已请周围的亲朋好友帮忙，“真不想动用这些关系，不过这时候要拼人品了，最终他们都投资了我们，让我们顺利将产品研发出来。”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过往在外企规范化的运作，在创业时也有很多牵绊。“外企企业出来创业，过于高举高打，比较理论化，比较崇尚正规军作战，太讲究规范和阵营了。但互联网创业大多是草根创业，路子也比较野，属于野蛮生长。”张揆说。
他反思，职业经理人创业由于不是技术出身，都是销售、管理出身，到互联网行业创业时，会发现很多盲点，落地时不够本土化。
不过，经历了2年的摸索，张揆感觉，吃亏了，交了学费，也懂了，再从头开始也不晚。
现在他正重新招聘组队，打磨产品原型。预计新的身边到年底上线。
认同感方面，外企高管到民营企业比自己创业可能还难一些。赵锡刚深有体会。这些年来，他看到很多外企高管到中国民营企业以“空降兵”的身份加入，又因为无法融入团队离开。
一个原因是，外企高管是带着架构、流程来民企任职，民企的管理流程相对简单，这种碰撞很容易给民企的高管带来很多限制，削弱其权利或者所谓的势力范围。
有了过往的经验教训，赵锡刚认为，融入民营企业不是要加入之后完全推翻别人所做的所有工作，而是用自己的经验帮助到新的同事。在俏江南，他通过自己擅长的互联网工具切入，琢磨O2O的运营，已经小有起色。
毋庸置疑，外企带给员工的经验、工作方法是弥足珍贵的。
张揆感慨，在国际化的公司里工作，除了高薪之外，更多的是“软收入”。无论是在公司里学到的技能，包括接触到的行业垂直资源，这些都是在小公司难以企及的。尤其是职业经理人的系统化训练，这些都是华为等企业一直向IBM等企业学习的。
在获得B轮融资后，史彦泽发现，在搭建团队，梳理工作流程之后，过往的外企经验开始越来越多派上了用场。“草根创业者从0到1容易，但从1发展到10很难。而1到10如何发展，外企的规范流程，自己的视野和经历是非常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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