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文化”
侯为贵性格温和,很少发火。
有一次,网络事业部在南京开会,负责人陈杰请他去讲话。不巧赶上飞机晚点,晚上7点的航班,到11点还没起飞。侯为贵也不着急,一个人坐在候机厅里看书。后来,陈杰觉得太晚了,打电话让他回去,他才回去。
他对下属很亲切,和员工沟通,从来不居高临下,更多是一种咨询式的交流: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你有什么想法?只要不违反规定,什么都可以谈。
他不轻易否定一个人,即使你犯了错,也不会收拾你,或者一巴掌拍死。曾经有一个员工,大家都觉得他问题很多,建议辞退。但侯为贵认为此人有可用之处,屡次给他机会。
在中兴的历史上,侯为贵一共只免过三位高管,其中有两位还被送到美国去学习。回国后,侯为贵给他们安排了新的工作。
他也从来不记仇。在创业早期,有个大股东单位的领导想换掉侯为贵,当时闹得很不开心,但2004年当他听说这位当年的“仇人”病了,还派人去看望他。
有人研究侯为贵和中兴后,将其总结为“温情文化”。但侯为贵似乎并不喜欢,因为温情隐含着对人性弱点的妥协,给人做事不讲原则的感觉。
也许是意识到,太过温情可能会伤及中兴的执行力,侯为贵刻意在内部塑造自己严厉的一面。在中兴,有一份专门揭露公司阴暗面的《中心内参》,侯为贵每期必读,而且会针对重要事项做出批注。他还颁布了五条高压线,任何人一旦触碰,一律开除。
出差带电饭锅
生活中,侯为贵是一个很节俭的人。他常年穿一件夹克,一副老工程师的打扮。如果不是相熟,没有人会把这个瘦瘦高高的“老头子”当成跨国公司的掌门人。
和任正非一样,侯为贵出差一切从简。他只坐经济舱,不住豪华间,公司的车库里停放着六辆奔驰车,侯为贵从来不因为个人原因占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开着一辆普通的捷达,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由于喜欢吃素,他出差时经常让人带上电饭锅和米,自己在宾馆里熬粥喝。
有一次,侯为贵去南京出差。到达目的地后,陈杰把他安排到宾馆住下,就回家了。第二天早上,当陈杰去宾馆接他时,发现他已经搬走。当时没有手机,陈杰只好赶回家,结果进门却发现侯为贵已经坐在她家里,她先生正在给侯为贵煮面吃。
原来,陈杰走后,侯为贵嫌宾馆太贵,自己搬到招待所去住了。
侯为贵也不配秘书,不仅自己不配,还下令所有高层都不许配。在他看来,秘书是山头文化和官僚主义的源头。他也不喜欢把办公室搞得很大,他说领导人的办公室越大,这个企业就越没有前途,因为你喜欢铺张,下面的人就会上行下效。
并非侯为贵不喜欢舒适的生活,也不是中兴没这个经济条件,只是侯为贵心里清楚,在竞争激烈的商战中,企业赚点钱不容易。身为领导人,在工作中花的是员工和股东的钱,拿公家的钱去高消费,等于是占了所有人的便宜。
隐退“江湖”
2016年1月,侯为贵正式交棒,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30年间,他将中兴从一个做外贸加工的小企业带进世界通信设备厂商的前四强,可谓功勋卓著。
但在傲娇的成绩面前,也留下不足。和华为相比,两者同时起步,起初规模相差无几,而30年后的今天,华为的销售额是中兴的4倍,利润更是后者的10倍!
究其原因,除了运营商业务外,手机也是一大主因。中兴从1998年就开始做手机,在交了一笔学费后,渐有起色,并成为中华酷联的一员。但在智能机时代,中兴手机慢慢开始落伍,再加上过分依赖定制机,更是制约了其发展。
华为也曾遭遇相同的困境,生产利润薄、无品牌的定制机。但华为醒悟得更早一些,2011年转型做高端品牌机,先后推出P系列、Mate系列和荣耀系列,引爆全球市场,2015年手机销售额高达1291亿。仅此一项,双方就相差近千亿。
2012年,中兴由于过分追求市场规模,再加上海外市场扩张的步伐太快,出现了28.4亿元的净亏损。侯为贵痛定思痛,决定带领中兴转型。
他将终端业务独立出来,任命“少壮派”曾学忠执掌其业务,同时制定M-ICT(万物移动互联)战略,向芯片、物联网、云计算等领域拓展。
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兴推出了努比亚、天机等系列手机,逐渐在市场上风生水起。尤其在美国市场上,中兴手机已跻身前四名,成为美国市场上最成功的中国手机品牌。
专利方面,据华商韬略了解,中兴在全球累计申请专利6万件,连续多年稳居全球三甲。其中,4G LTE专利在全球占比超过13%,Pre 5G方面也走在了世界前列。
2015年,中兴的营业额首度突破1000亿大关,尽管与华为相比,仍逊色不少,但考虑到纷纷陷入衰退中的欧美企业,已实属不易。
带着这样的成绩隐退,侯为贵不应有憾。对于自己,他这样评价:“我留给中兴最有价值的并不是账面上的财富,而是经过多年沉淀并得到全体员工认可的一种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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