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任正非缠斗20年，干出堪比华为的大事，却鲜为人知！

　　在*代企业家中，侯为贵几乎是知名度*的。和他同时代的柳传志、张瑞敏早就声名远播，和他缠斗20年的任正非更是家喻户晓，只有他至今鲜为人知。

　　2016年1月，执掌中兴30年的侯为贵正式交棒，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30年前他在“七国八制”的围剿中起步，30年后他的企业一举击败西门子、诺基亚，位居全球通信厂商第四位，并与华为一道，将爱立信、阿朗逼至死角。

　　初次试水

　　侯为贵1942年生于西安，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中专老师。后来，学校改为航天部691厂，侯为贵也从老师变成技术员，历任技术科长、技术副总。

　　80年代初，在钱学森的要求下，691厂开始研究半导体技术。侯为贵作为骨干，被派往美国考察。在那里，他就像“到了另一个星球”，震惊之余，每天接受市场的洗礼。

　　在国内做集成电路时，厂里不考虑成本，电镀很厚，几个微米。美国人说，你们这是乱撒钱，电镀并不需要那么厚。对方的话让侯为贵*次萌生了市场和成本意识。

　　回国后，不甘心当一辈子技术员的侯为贵决定创业。1985年，他说服领导，以技术引进为由，前往深圳创办了中兴半导体。最初想做IC，但那是个烧钱的行业，为了求生存，他只好从电风扇、电话机等做起。

　　这些产品技术含量低，利润薄。以电话机为例，每台赚几毛钱，200多号人干一天还拿不到200块，人均创收不如一个修鞋工。但通过做电话机，侯为贵接触到程控交换机，他敏锐地意识到，通信业在未来将会迎来大发展。

　　当时，国内通信市场被NEC、爱立信、朗讯等国际巨头垄断，分别有来自7个国家和8种制式的机型，业界流传着“七国八制”的说法。侯为贵夹缝中求生存，针对农村市场，推出*代程控交换机。

　　凭借这一产品，中兴摆脱苦日子，销售额很快突破一个亿。但苦恼随着而来，股东们开始为利益而争，侯为贵不愿看到中兴陷入险境，开始在产权上做文章。

　　1993年，侯为贵等技术元老自筹资金，成立维先通，并与691厂、深圳广宇共同组建中兴通讯，在国内开创了“国有控股，授权经营”的全新模式。通过这一制度设计，侯为贵避免了股东的过多干涉，争取到更多的自由度。

　　这次制度创新后来成为中兴成长的重要推手，使中兴避免了国企“巨龙”式的悲剧。

　　不搞技术崇拜

　　侯为贵工程师出身，做了几十年的技术专家，但他对技术并不迷信。多年的市场摸爬滚打经验告诉他，技术必须紧贴市场，过快或过慢都不行。

　　摩托罗拉当年因为技术崇拜，推出野心勃勃的铱星计划，最终却因为技术超前，投资巨大，以惨败收场，搞得元气大伤。侯为贵目睹了这一切，对市场多了一份敬畏，他的目光总是专注于技术和市场的结合点上，这让他有鹰一样锐利的眼光。

　　2001年做小灵通时，这种产品并不受专家和企业待见。日本京瓷曾找华为合作，华为以技术落后为由拒绝了。在中兴内部，很多技术人员的观点和华为一样。更要命的是，国家的政策摇摆不定，曾几度下令封杀、缓建。

　　侯为贵不为所动，他站在市场的角度，反驳了质疑者：*，国内电信业分拆后，电信和网通为了生存，对小灵通有迫切需求。第二，小灵通技术在日本很成熟，UT斯达康在国内已经布局。第三，与移动相比，小灵通资费低，单向收费。

　　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兴坚持做小灵通。此后，随着国家政策放开，中兴赢得了大单。在鼎盛时的2003年，小灵通一度为中兴贡献了1/3的收入。

　　很快，相似的一幕再度上演。

　　联通上马CDMA之初，华为认为CDMA95技术落后，转而重金豪赌技术更先进的CDMA2000。侯为贵不以为然，在他看来，95标准并不逊色于GSM，发展2000要从95积累技术。退一步来讲，即使联通没有采用95，中兴也可以寻求海外市场。

　　最终的结果是，联通采用了CDMA95，中兴再次成为*的赢家。两场战役，中兴完胜华为，趁机缩小了与华为的差距。

　　时值互联网的寒冬，全球通信巨头都在苟延残喘。华为经过2000年的急速扩张后，也遭遇业绩大跳水，任正非不得不写出《华为的冬天》。而中兴却逆势成为当时表现*的通信厂商，这其中被誉为“过冬棉被”的小灵通和CDMA功不可没。

　　低成本尝试

　　重视市场，并不意味着忽视技术。只不过，和华为重金豪赌某一技术不同，侯为贵采取的是一种低成本尝试的策略。具体来讲，中兴不排除任何一次新的机会，也不会在某个机会上过多下注，只有在形势明朗后，才会大规模投入。

　　这种策略源自市场的教训。北电、摩托罗拉等国际巨头，都曾因为冒进盛极而衰，有的甚至彻底倒下。另一方面，保守同样害人，曾经叱咤风云的诺基亚，就栽倒在以前的功劳簿上。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的策略就是全面跟踪，一个也不落下。

　　在3G投入应用前，市场上有WCDMA、CDMA2000、TD-WCDMA三种制式，背后的主导者分别是欧洲、美国和中国。由于信息产业部久拖未决，各厂商不得不三头下注。

　　虽然都是三箭齐发，但侧重点不一样，华为采取一贯的压强原则，投入几千人的研发团队，以压倒性的物力和财力，豪赌被公认为是主流的WCDMA。

　　与华为不同，侯为贵采取中庸策略：不放弃WCDMA，适度投入；依托CDMA95，向CDMA2000过渡；与大唐共同起草TD-WCDMA，争取政府的支持。

　　TD-WCDMA是*次尝试国际标准，大多数厂商信心不足，敢于大规模投入的寥寥无几。但侯为贵断定，这是一次政府意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必定会在政策上给与大力支持，因此进行了长期的跟踪研究，最初只投入了几十人，后来逐渐增加到3000多人。

　　2009年，中国移动获得TD-WCDMA牌照。在设备招标中，中兴凭借技术上的优势，毫无悬念地成为*赢家。

　　虽然后来，WCDMA成为世界主流的3G标准，华为也因为这次豪赌，逐渐拉开和中兴的差距，但侯为贵的选择，无疑确保了中兴的稳健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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