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首创集团前董事长刘晓光于19时左右离世。随后，冯仑、王功权、任志强、潘石屹等大佬纷纷发文追忆这位地产界长者的离开。
刘晓光，何许人也？
他，出生于1955年2月。1970年，在父亲的安排下，15岁的刘晓光远走新疆参军，直至1975年复员回京。1978年恢复高考后，刘晓光报考北京商学院（现为北京工商大学），并于四年后获得商学士学位。1982年至1995年期间，刘晓光曾担任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处长、委员、总经济师、副主任、北京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
1995年，刘晓光临危受命，加入重建首创集团。2015年，刘晓光卸任。首创集团已稳稳树立起四个核心主业：水务环保、基础设施、房地产和金融服务，旗下有5家上市公司，集团资产超过1600亿元。其中，最知名的是在A股上市、专做水务市场的首创股份（600008）和在H股上市、以地产为主业的首创置业（02868）。在基础设施领域，承建北京地铁4号线、14号线、16号线。2015年，60岁的刘晓光选择退休，而后投身环保事业。
以上便是刘晓光的事业线，在时间的流水账里，旁人无法读出光阴里的跌宕起伏以及当事人的成事艰辛。如今，所有的过往和人事纠葛都在昨日定格。这也正应了刘晓光喜欢的那句诗，“人生苦旅踱步，终似一缕春风”。终似一缕春风，随风而去。
一个亲切的技术派“官僚”
从任志强、冯仑、潘石屹、王巍等人以及媒体的追思可知，1982年至1995年期间的刘晓光就职于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历任商贸处的副处长、处长、总经济师升任计委副主任、北京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是一个技术派官员，年轻而又“使命感非常强”。
冯仑认为刘晓光的官，“不算大，但也不算小，至少在计划经济的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在刘晓光担任北京市计委的副主任时，两人打了不少交道，从认识刘的第一天开始，冯仑就觉得刘不是一个官僚，“他也不会用为官的那套标准程式和语言把你拒之门外，更不会用官僚的那种目光去审视你，他会设身处地地替你着想，帮你解决问题，关心你的项目和企业。”
对于冯仑的评价——替你着想以及非官僚，任志强并不认可。任志强在一次会议上，曾向刘吐槽：我84年时候，拿着文件跑到市政府去找他审批，成立有关的公司。我进他办公室以后，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出去等着去”，我就跑到走廊里等着。等到12点该吃饭了，他出来了，他说“外头还有一人呢”，他早把我给忘了，典型的官僚主义。我跟刘晓光是就是从那儿认识的，我每次都到他那儿盖章，每次到他那儿去审批，他就跟你说外头等，等4个小时以后他才想起来外头还有人。但是有一个好处，你等的时间长了他就理亏就会给你盖章，如果不理亏,吃拿卡要都来了。
任志强必并不是唯一等待的人，他的“好基友”潘石屹也是。在潘石屹的博文《纪念刘晓光》，潘回忆了二人初见的情景。故事发生在1992年，潘为了跑批文也找到了刘晓光，“我们项目批文一直在等待中，我十分着急。半夜一点多钟，我还在北京市计委的门口等着。刘晓光加完班出来看到我，说大冬天的别冻着了，明天下午你来我办公室吧。结果，第二天我就取到了批文。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刘晓光，跟他打交道。”
在北京计委工作这一段时间，善于借势学习的刘晓光，通过不断和商界人士打交道，逐渐成长为一名既懂政策，又懂市场的技术型官员，甚至代表北京市政府去香港拉融资。
刘晓光曾事后回忆，“政府的工作经历使我从审批人、权力拥有者的角度，坚持‘以权谋知’。也就是说，如果有人申请项目，就必须告诉我项目运作的法则、钱从哪里来、钱到哪里去。那个时候我学会了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对外汇、外贸、旅游、地产、外资和股票等领域都有了一定了解。”
或许，正是这段“以权谋知”的经历为刘晓光临危受命，1995年主事首创埋下了伏笔。命运，有时就是如此奇妙，悄无声息地在人的生命历程里大大咧咧地落墨，而后粗笔勾连，完成一幅或传奇或跌宕的画卷。1995年下海的知识分子或官员，也有另外一个称谓，“92派”。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词的发明者。作家陈晓守曾著有同名图书《九二派》，以记录1992年前后，这代企业家的理想与商道。而更大的时代背景是1992年邓公南巡，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
这一批企业家，对于中国以及中国商业史的意义非凡。著名宏观经济学家胡释之指出，官员下海，从一个分配别人的财富的人变成一个给自己和他人创造财富的人，从一个维护体制的人变成一个瓦解体制的人，使得这批企业家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方面是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其他企业家一道，真正支撑了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成为改革的动力，助推了旧体制的瓦解和新体制的建立。
本文来源投资界，作者：Julian，原文：https://news.pedaily.cn/201701/20170117408196.shtml
清科创业（1945.HK）旗下
创业与投资资讯平台
旗下微信矩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