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天：一支多策略母基金“孵化记”

对于长年摸爬滚打在这个圈子的王福星和他的团队而言他们有着敏锐的嗅觉——他们熟知这个行业里的每个“玩法”，熟知每个策略里有哪些“玩家”，熟知这些“玩家”哪个更好。

2017-06-21 14:30 · 投资界　　　

　　新泽西乡下的11月间，有时候还会下雨，王福星早上6点起床时，发现窗子的玻璃上雨水已经汇聚成了一条一条细线，窗外一片朦胧。

　　从家里出来，雨还在下，他发动汽车，一路在雨中行驶，朝着离家最近的轻轨站开去。

　　王福星在那里换乘轨道交通，这是他认为的“进城”最便捷出行方式。这让他有机会能够启用已经被自己收藏进抽屉里很久的“交通卡”。王福星捏着那个已经使用多年，却又有一段时间没见的“老朋友”在轻轨站的闸机上刷过时，有点微微的恍惚，竟然有那么几秒钟，分不清自己是身处新泽西，还是身处北京。

　　在美国生活多年之后，王福星只身返回中国。开始了在中国财富管理行业任职的经历。

　　过去近40年中，中国经济获得划时代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中国高净值人群的形成。随着财富门槛的不断提升，这部分人群对于投资，对于生活的需求也在日益变得多元且国际化。与之相对的是财富管理机构也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在中国大有可为的新兴行业。

　　这些财富管理机构，正在改变中国高净值人群对财富的基本认识。对于中国人来说，因为财富聚集而产生的财富管理观念，是由最初的原始化的理财概念而来，而对于“类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的“痴迷”，是几乎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有过的经历。

　　“类固定收益”给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启蒙，目前来看，已经快要成为他们自己以及这个行业的包袱。高净值人群对“类固定收益”的执念，令他们在财富管理上更趋于保守，更使得他们的投资进入到了一种单一且危险的境地中。另一方面，在资产配置落地能力上的缺乏，也让一些财富管理机构不得不迁就甚至迎合前者已经“不合时宜”的需求，从而令整个行业的发展良莠不齐。

　　好在，还是有人与机构愿意花费更多的心血去努力改变现状，去挑战一些传统但不合时宜的行为，去扭转一些看上理所当然但其实已经落伍的理念，用匠人精神研发并打造一系列优秀的产品组合，让更多痴迷于“类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投资者真正领略到资产配置的魅力。

　　王福星和他的团队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

　　在北京，他就职于目前在中国处于行业引领地位的财富管理机构——宜信财富，这家已经创办11年的公司，是中国首家真正意义上让资产配置理念落地的财富管理机构。王福星担任资本市场董事总经理，负责全球资本市场投资和智能理财投米RA业务。

　　在跨地域国别、跨资产类别，以母基金的形式超配另类资产的“黄金三原则”理念之下，凭借着在美国大投行的财富管理行业就职经历以及在华尔街的人脉关系，王福星和他的团队们担负起了为中国投资者量身定制一款资本市场全球多策略母基金产品的重任。

　　从这款产品理念诞生，到最终母基金“孵化”成功，王福星和他的团队经历了120天的煎熬，而其中日夜颠倒的工作，循环往复的尽调都还并不是这个团队所经历的最艰难的事，最艰难的莫过于在面对人性的贪婪与恐惧时，他们选择站在了对的一方。

　　小圈子里的游戏

　　早上6点起床，从新泽西出发去纽约，每天在城里奔波见4到5个基金管理人，这是作为资本市场负责人的王福星为他的团队打造的全球Alpha多策略母基金进行投顾筛选时，每天的必选动作。

　　2016年8月底，宜信财富决定打造一款多策略母基金产品。这个被命名为全球Alpha多策略母基金的产品，主要使用的是对冲策略。

　　“市场有很多波动，有山峰、有谷底，所以投资单一资产或者单一策略都有相对大的风险。母基金通过将相关性较低的不同的投资策略有效地配置到一起，可以平滑整个组合的收益曲线，降低波动率，提高风险回报。如果投资在多策略对冲基金里面，波动相对较小，可以帮助客户拿到一个持续稳定的回报。这就是我们要做对冲基金母基金的理由。”王福星说。

　　包括王福星在内一起完成这项工作的核心团队成员，总共是四个人。与其它普通投资产品的人海战术不同的是，母基金团队的最大特点就是“小而精”。

　　“人多势众”在这一领域毫无说服力，对于资本市场，对于私募股权母基金，“精华”几乎都存在一个若隐若现的小圈子里，只有身在那个集中了资本市场投资领域所有精英人群的圈子中，才能获得第一手的投资信息，也才能在第一时间捕获到理想的目标。

　　除却精英光环，这个圈子的“精”还体现在了这个组织极高的专业度上。全面的信息，优秀的基金管理人，优化的组合，和动态的资产配置，这几个维度构成了组建一支优秀母基金的基本框架。

　　“Andrew在香港，早先在宜信财富负责家族办公室业务，在那个职位上，已经有多年的经验；罗培从美国回到中国加入宜信财富后，常驻上海；11月时，裴彪加入我们这个团队，他在美国已经是非常有经验的业者。”王福星说。

　　宜信财富全球 alpha 多策略母基金的团队运作中，Andrew主要负责亚太地区的投顾，裴彪负责北美方面的投顾，王福星担任总投资官角色，协调、评判所有的投顾和投资决定，做资产配置，罗培则负责投中、投后的工作。王福星对自己的团队非常满意。

　　带领着自己的精英团队，王福星与他的伙伴们开始从五个渠道入手，寻找“猎物”。

　　王福星把“从自己的工作圈子里获知”排在第一位，这也是无论金钱成本还是时间成本都最低的一种获取渠道，但这一渠道需要借助当事人的工作阅历，而这是王福星的团队绝不缺少的，团队成员都有海外工作经验，对那些大的投资机构都非常熟悉。

　　第二个渠道就是一些已经与宜信财富有合作的大的券商与投行，它们所拥有的对冲基金平台上的成百上千的对冲基金，可供王福星他们筛选。

　　而一些大的投行，会承担给中小对冲基金寻找资金的职能，这类大投行会帮忙向王福星他们推荐与引荐，“比如摩根斯坦利就给我们推荐了许多中小型对冲基金。”王福星说。

　　第四种渠道，就是通过一些可以获取的专业的数据库。并设定具体的选择标准在数万的基金中逐级筛选。

　　第五种渠道，就是完全通过人脉，也就是“圈内朋友”去获取信息。这是王福星每次出差时的必修课，“业界做得好的朋友坐在一起，大家会讨论一下现在合作的对冲基金有哪些业绩好的，”王福星说，“然后就是问朋友能不能引荐一下。”

　　依从这几个渠道，王福星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大搜索，寻找那些不同投资策略中的最优秀的基金管理人。对于母基金产品本身，王福星希望“组合配置做到最优化”，并且是“动态的”。他的设想是，有更好的，可以不停地加进来，如果有做得不好的，也可以减配或者拿出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办法把母基金回报做得相对稳定。”王福星说。

　　而对合作伙伴的筛选，王福星决意寻找“最优秀的、不同投资策略、不同投资风格的优秀管理人”。

　　当海量信息铺面而来后，最重要，也最体现母基金管理者管理能力的便是筛选与搭配。

　　筛选投顾是个体力活

　　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筛选过程，王福星他们从一两万数据库中进行筛选，通过不同标准，最后找出最优秀的几十个基金管理人。而包括王福星本人在内的团队成员，每年面试过的基金管理人，都有上百个。

　　“搭建一个组合，挑选基金管理人，实事求是来说都是体力活。”王福星说，筛选的过程中，可以见10个基金管理人，最后从中“挑”出一个来，也可以见100个基金管理人，最后“挑”出一个来，王福星说，见100个人的工作量比见10个的要大五、六倍，“但好与坏的区别，就在这10个和100个。”

　　王福星见投顾前，就已经在每个行业和每个策略里进行了初步挑选，联系每个基金，找他们索要业绩等重要信息，然后进行对比，最后选定“那些还不错的”，确定“要去见他们”。

　　11月间的那个有雨的清晨的早早出门，就是为了赶时间去纽约见“住在高大上的城里的基金管理人”。差不多半年过去，王福星还对那个下着雨的早晨记忆犹新，“基金管理人一般8：30进入办公室，我要赶在开盘前能跟他见面，那就必须6点半出门。”王福星说。

　　见面是确定合作伙伴必须步骤，但伙伴的选择一直都是你情我愿的一件事。对于顶级的基金管理人来说，他们绝不缺钱，相较于资金而言，他们更看重的是合作伙伴的实力，投资理念，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未来的市场前景。宜信财富的投资能力以及其背后的中国市场无疑是一个令人向往的选择。

　　那段时间，王福星每天都要见4到5个基金管理人，“马不停蹄”地从一家机构到下一家机构。这些机构和基金管理人都在王福星事先拟订一长串手写名单中，担心弄丢名单，他还拍照存证。

　　有雨的那一天，王福星拜访的几个基金管理人中，只有一个被最后看中。

　　一天见三四个基金管理人，最后选中一个，已经算是好成绩，“有时候最后可能一个都选不中”。王福星说。

　　在纽约会见基金管理人的一周中，王福星至少见了20个基金管理团队，“最后真正就投了2个”，而这20个还是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精心挑选出来的。

　　前期工作包括联系基金管理人，做自我介绍，“大部分人可能先前已经认识，不认识的可以通过朋友先建立联系。”如果是之前就认识的，王福星和裴彪会先写一封邮件，不认识的基金管理人，或许会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建立联系，“这会让人觉得比较正式”。

　　无论是邮件还是电话，都会包括以下内容：先做自我介绍，讲一讲宜信财富，告诉对方宜信财富刚刚成立了全球多策略母基金，现在是融资阶段，“我们可能后续要找一些好的投顾去做一些资产配置，是否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参与其中。”王福星说，如果谈得好，就会问对方能否把他们基金的信息和业绩报告提前发过来看一眼。

　　“需要研究他们的策略是否是我们想要的，他们的历史业绩是否达到我们的要求，波动性、预期回报是否达到我们的门槛”，王福星说。

　　这些资料一般来说数量会比较大，需要王福星他们自己做分析，这要花很多时间。因为是私募，从每个公司拿到的东西都不是统一的格式，也需要他们自己处理。“做很多前期工作，积累很多问题，同时针对每个投资管理人，都要提前搜集相关的信息，尽量见面时能在一个小时的会议当中把我所有关心的问题都解决。”裴彪这样叙述自己的工作。

　　而实现这一点，需要此前在一个管理人身上至少花两三天时间，见面聊过之后，可能10个管理人，最后筛选剩下2个或3个，再向他们要更多的材料，“比如最近一个月的业绩，比如昨天整个portfolio snapshot（具体持仓）是什么，昨天你的持仓是什么。裴彪解释说，“ 在尽调的过程当中，花的时间越多，看到的东西越多，自然会有很多问题积累出来。”

　　第二轮尽调会比第一轮更复杂、更细致，可能还会要求对方提供与他所有相关的内容，“比如要见他整个投资团队的人，如果是量化的基金，要看他们的平台是不是有能力来支持这个策略。如果他在纽约，那么在其他地方有没有备用机房，如果纽约这边发大水了，不能交易怎么办。”裴彪说。

　　在实地尽调中，王福星最喜欢拜访的“要么是基金经理，要么是总投资官”。因为只有这些人才能回应王福星最关切的问题：“投资能力和投资策略”。

　　王福星把这个过程描绘成三个场景：第一，谈得特别好，会要求再见见其他人，每个地方都核实一下，一次性把问题都解决；第二，觉得还不错，但还是有点犹豫，就再多考察考察别的层面，把顾虑打消；第三，最差的情况就是见过以后，觉得连策略都不是他想要的，也就不用再浪费时间。

　　即便当时觉得不合适的，王福星也不会当场说“我们不合适”，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市场变化很快，很多策略在不断发展，团队也在不断改进。很难讲现在不合适，以后就一直不合适，特别是机构与机构的这种合作关系一直要保持在比较合适的专业层面。

　　与基金经理、总投资官相谈甚欢只是尽调的序幕，合作意向初步达成之后，双方负责风控与运营的人将会再次登场，在“道”的层面达成共识后，在“术”的层面考察将更为深入。

　　五分法与自我证伪

　　专业性，一直是王福星谈及自己团队与合作伙伴时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然而如何评判专业性却是体现一个团队是否真正专业的核心所在——在这个评判过程中，除了数据、标准、模型等客观的东西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克服自己的主观判断。再严格和细化的标准，毕竟也是由人来完成最后的判断，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控制好感性，保持理性，王福星凭借多年的经验总结出了一个“五分法”。

　　“判断对方的团队是否专业，首先要了解他们的投资策略、并判断出对方的管理团队是否有能力管理好这个策略；其次是历史业绩是否足够好？好的表现是否可持续？波动性是怎样的，预期回报率是怎样的，团队和业绩是否稳定；第三要看有没有合适的风控标准，在市场不好时如何控制风险，做止损、仓位控制；第四要看有没有好的平台，这个策略假如果是量化，要看这个平台和模型能否支撑量化交易，如果是别的策略，也要看有没有好的模型加以支持；最后是要确认运营方面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王福星说。

　　虽然理性标准更容易量化，但是“第六感”对于私募界而言则有时候更为宝贵，因为这中感觉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一种经验和直觉的叠加。

　　“每个人最后都会形成一个思维定式，只不过这个思维定式如果是在生活、工作当中不断经历‘错误—正确’的过程，我倾向于相信这是一个更好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准则。”裴彪说。

　　裴彪说自己会首先默认投资标的是“有问题的”，之后通过自己得到的东西，来证明自己是错的。

　　当经过一系列的尽调，“五分法”的衡量、“自我证伪”的判断后，这个产品还将经历一次严格的“过会”过程。

　　“我们对一个产品有足够的信心，才会把它拿去上会。”裴彪说。

　　裴彪所说的这个“会”，是指专门由宜信财富来自产品、风控、法务等各个部门专家所组成的投资委员会，他们将为这个产品的“生存与死亡”投下关键的一票。

　　每当过会时，王福星和他的团队成员的角色也随之发生改变。由过去的“发问席”改为了“被告席”。

　　“投委会的成员没有时间做我之前做的那么多调查和研究，我要提前设想他们会问哪些问题，我会提前审视自己之前的功课是否已经做到位。”裴彪说，“这就不只涉及到投资，还牵涉到风控，以及一些非常细小但又非常重要的问题，例如基金管理人的操作有没有备份，在其他地方有没有备用机房，甚至有没有备用的发电机等等。”

　　如果说专家委员会上的“咄咄逼问”只是为了实践用匠人精神打造产品的理念，那么在“过会”过程中的关于产品锁定期的设计则更多地体现了宜信财富对于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这一核心逻辑的尊重。

　　反人性的设计

　　相较于目前财富管理行业中，资本市场产品普遍被定义了为短期，甚至还一度被投资者视作为可以“炒作”的投资类别这一现象，宜信财富做出了一个挑战人性的决定，将其流动性强的资本市场产品设计成了三年锁定的中期封闭产品。

　　这样做的首要目的是希望投资者能够真正体会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要义。宜信财富资本市场产品的设计基于的是对全球资本市场的透彻了解、对全球经济发展态势的准确掌控，以及对资产配置理念的深刻理解，而不是对于明天，或者是某一天股市的上涨还是下跌的简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