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隐遁的帝王,咳嗽一下,全球科技界都要颤抖

2018-01-24 08:07· 微信公众号:华商韬略  张静波 
   
三星走过的路,也是国内企业未来可能要走的路。尤其是在中国半导体行业面临整体性突破的前夜和关键时期,三星的经验更是值得国内企业认真学习。

  接1月10日《可怕的三星帝国》,这是下篇。

  过去80年,三星建起了一个强大的威权模式,这使得它能够集中精力办大事,不惜血本投资半导体;同时,拥有惊人的决策效率,当对手还在观望时,它已经抢先一步。

  但这种威权模式有个前提,必须有一个天才级的舵手。而三星恰好有这样一个舵手,他就是被誉为韩国经济总统的李健熙。

  隐遁的帝王

  和很多侃侃而谈的领导相比,李健熙简直是个异类。

  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即使对身边亲近的人,也不轻易开口。在家里,他的外号是“没话的人”;在公司,每次开社长会,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听。

  他不坐班,没有特殊活动,很难在三星总部看见他。也不爱抛头露面,通常一个人待在汉南洞私邸,再加上喜欢晚上工作,“穿睡衣的时间真的很多”。

  因为说话少,他有大把的时间思考,从而比别人更接近问题的本质。很多时候,别人滔滔不绝说了半天,他一句话,就能令对方肃然起敬。

  路透社的记者曾这样形容他:“说话轻声细语……但只要他咳嗽,韩国就会感冒。

  每当遇到棘手问题,他都会宅在家里,几天不出门,像蜡像一样纹丝不动,甚至连续48小时沉醉其中,只是偶尔起来吃个汉堡。等他出门时,问题已经解决了七八成。

  李健熙的这种风格,一方面来自父亲的教导。1979年,就任副会长的第一天,父亲就将他叫到身边,告诫他要懂得倾听,要像木鸡一样沉着冷静。

  另一方面,更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李健熙1942年出生在一个大家庭。由于父母创业忙,他刚断奶就被送到外婆家。此后,一直生活在颠沛流离中。小学先后五次转学,11岁就被送到日本学习。

  “我是一个人长大的,连1%的家庭教育都没有接受过。”多年后,李健熙回忆道。

  因为总是和家人分离,他养成了内向的性格,朋友很少,所以经常一个人思考。他喜欢质疑事物的外表,想看内在的东西。

  很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机械狂,迷恋其内部结构,拆过数不清的东西。这个爱好伴随他一生。他对书中毒,尤其喜欢机械类图书,从电子、航空到发动机、工程学,其掌握的电子知识,绝不逊色于一位普通的工程师。

  三星在半导体上的成就,与李健熙的这种知识储备密不可分。

  1987年开发4M DRAM时,业界有堆栈、沟槽两种技术路线,各有利弊。

  东芝选择了沟槽,而李健熙凭直觉选择了堆栈。事实证明,沟槽适合16M,而堆栈更适合4M,三星大获全胜,东芝则被日立迎头赶上。

  除了爱钻研,李健熙还是个做事很投入的人。

  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孤独,狗成了他的朋友。他养了很多狗,每天和它们一起吃冰淇淋,一起睡觉,还给它们洗澡。

  他养狗不是简单的玩玩,而是深入进去,刨根问底。为了培育纯种的珍岛犬,他亲自去珍岛买了30多只,花了十几年时间培育配种,最后证明珍岛犬的原产地在韩国。

  他还喜欢看电影。在东京,他经常一个人跑录像厅,边啃三明治边看电影,三年看了1300部,相当于日本10年的电影产量。

  通过看电影,他把日本研究得很透。和养狗一样,他看电影不只看情节,还用心琢磨导演的意图,分析摄影师如何用镜头。他曾经说,如果生在别人家,可能会做导演。

  李健熙尤其喜欢研究各领域最优秀的人,是如何登上事业巅峰的。为此,他把德川家康的录像看了30多遍,丰臣秀吉看了10几遍,织田信长看了五六遍。

  此三人乃日本战国时代的枭雄。织田信长最先崛起,意图统一日本,后被部下逼死;他的副官丰臣秀吉以替主人报仇为名义,继承了其势力。

  德川家康的经历最离奇,他当了13年人质,在织田信长手下忍耐20年,还在丰臣秀吉家住了15年。最后,将两人熬老送走后,终于一统天下。

  世人用一个问题来暗喻三人不同的性格。

  对一只不叫的杜鹃,有什么办法让它开口?织田信长说,杀死它;丰臣秀吉说,想办法逗它;德川家康说,等到它叫。

  显然,李健熙更喜欢隐忍的德川家康,这个角色几乎就是他的缩影。

  李秉喆最早考虑接班人时,并未看上李健熙。在他看来,这个小儿子性格内向,是个成不了大器的人。

  1966年,三星走私糖精,被海关查获。事件发生后,李秉喆黯然隐退,次子李昌熙为父顶罪入狱。仓促之间,李秉喆将帅印交给了长子李孟熙。

  年轻的李孟熙本想重整旗鼓,怎奈能力有限,三星很快就因为管理不善陷入混乱。

  于是,李秉喆将目光投向了李健熙。谁知道,次子李昌熙出狱后,发现父亲开始偏爱李健熙,极为不满,给总统写信,揭发父亲偷税、向海外转移资产。

  巧的是,青瓦台第一个收到昌熙信件的人,竟是孟熙中学时的好友全斗焕。

  李秉喆一怒之下,将昌熙逐出韩国,不许他再回来。孟熙因为与昌熙关系亲密,受到牵连,逐渐远离权力核心。

  在熬走了大哥和二哥后,李健熙最终被钦定为三星的继承人。

  1976年,李秉喆被诊断出胃癌。在赴日本治病前,他召开家庭会议,宣布:“以后,三星由健熙来领导。”三年后,李健熙被正式提拔为三星集团副会长。

  当“储君”期间,李健熙干了一件大事——投资半导体。

  多年来,父亲主宰了他的一切。他从内心里,希望战胜父亲,像父亲在战后废墟中孕育出三星帝国一样,在某个行业闯出一番大事业。

  经过长期考察,他盯上了半导体。理由是,韩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小国,应该发展附加值高的尖端产业。最重要的是,那是自己痴迷且擅长的领域。

  尽管信心笃定,但在冒险之前,他还是做足了功课。在论证过程中,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连韩国人爱干净,而半导体需要一尘不染的作业环境,都想到了。

  因为痴迷,所以投入,所以寻根究底,挖掘事物内在的本质。多年后,有人问他,什么是经营?他回答,经营是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有趣的是,对半导体的痴迷,让他改写历史的同时,也失去了某些机会。

  90年代初,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筹建梦工厂,在全球招募合伙人。各界名流大佬蜂拥而至,李健熙因为酷爱电影,成为极具魅力的候选人。

  斯皮尔伯格摆下私宴,邀李健熙共商大计。李健熙给对方带去5亿美元支票,并在谈话中加价至9亿美元,但对方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谈判最终破裂。

  事后,斯皮尔伯格抱怨:“整个晚宴,这家伙一直在叨叨半导体,说了不止20次!这样的人,能理解电影产业吗?”

  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改变!

  1987年11月,李秉喆去世,45岁的李健熙继任三星会长。次年春,他在集团成立50周年大会上,斗志昂扬地宣布:要将三星建成世界超一流企业。

  然而,他的雄心壮志很快就被浇灭。父亲打拼50年,给他留下的不仅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更是固若金汤的观念和体制。

  当时的三星,在“汉江奇迹”的带动下,产品不愁销量,没有人关心品质。大家都陶醉在韩国第一的自满情绪中。

  李健熙早在“太子辅政”期间,就警告人们,三星再这么下去,肯定玩完。但那个时候,根本没人听他的,大家都认为,这是杞人忧天。

  继任会长后,李健熙反复告诫下属,如果不清楚比别人落后在哪里,三星很可能崩溃。会长忧心忡忡,下属却万分不解:每年都说倒闭,到现在不也没事吗?

  更要命的是,此时的三星,整个组织都是父亲留下的。昔日的元老们,不甘心自身的利益受损,想尽办法阻挠变革。

  事实上,自打成为接班人后,李健熙的“登基”之路就极不平坦,期间充满各种阴谋和中伤。

  1982年,在一场车祸后,有关他的谣言就满天飞,从未间断。有人说,他被撞成了植物人;有人说,他跟电梯女郎有染,车祸时跟女明星在一起,私生子不计其数。

  那一刻,他一定想起了自己的大哥,被人污蔑为性变态者,砍断手脚抛弃在大街上。

  重压之下,李健熙陷入了迷茫。后来,他索性不去公司上班,一个人隐遁在自己的“洞穴”中,任由传闻愈演愈烈。

  然而,沉默不代表软弱无力,而是在积蓄力量,随时准备一剑封喉。

  1990年秋天,他不断将秘书室的高管叫到跟前,批评他们是盖世太保、克格勃,并暗示他们是阻碍变革的顽固堡垒。

  这年底,三年服丧期结束后,李健熙出其不意地祭出第一柄剑。他将秘书室的大领导苏秉海调走,换上自己高中时的校友李洙彬,并对秘书室进行了大改组。

  通过这次“清洗”,李健熙真正掌握了实权。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斩断公司上下根深蒂固的“数量至上”的观念,给三星来一次洗心革面般的再造。

  怎样推进这一再造过程呢?李健熙陷入了沉思,他每天都在焦虑中度过。

  这种焦虑在1992年达到了极致。从夏天到冬天,他一直在失眠,每天睡眠不超过4小时,平时吃烤肉一人顶三人,彼时一天勉强吃一顿。半年下来,体重减轻了十几公斤。

  沉寂多时后,李健熙带着自己的思考,祭出了第二柄剑。

  从1993年初开始,他马不停蹄地考察了美国、日本和德国市场。

  在洛杉矶,他亲眼目睹了三星的产品,因为品质不行,被遗弃在大商场偏僻的角落里,落满了灰尘。随后在东京秋叶原市场,他看到了相似的一幕。

  尽管心里早有准备,眼前的场景还是让李健熙极为震惊。而更令他吃惊的是,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

  6月5日,李健熙计划飞往法兰克福。头天晚上,他把几名日本顾问叫到房间,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一个叫福田的人向他递交了一份报告。

  第二天在飞机上,李健熙打开了这份报告,一读之下,勃然大怒。

  原来,福田在报告中痛斥三星的弊端,说这些年,他在公司到处遭排挤,三番五次提建议书和改进方案,都被上级驳回。写这份报告时,已经做好辞职准备。

  同一天,李健熙还碰到一件更窝火的事。

  临上飞机前,他收到秘书室的一盘录像带,内容令人触目惊心:在生产车间,一台洗衣机的上盖开关大了一点,无法安装,三星的员工干脆削掉多出的部分,勉强装上去。

  李健熙一看就火了,他当即打电话给秘书室次长:

  “从现在开始,把我的话录下来!我强调这么多年的质量经营,结果就这样?让各位社长到法兰克福集合吧。从现在开始,我要亲自上阵!”

  受到呵斥的三星高管们,包括社长尹钟龙等200余人,匆忙搭飞机赶往法兰克福。

  6月7日,法兰克福,凯宾斯基饭店。

  所有人屏住呼吸,紧张不已。李健熙环顾四周,缓缓开始他的演讲。

  “前天,也就是5号……这就是我说的质量经营吗?……次品是蛀蚀公司的癌细胞,是经营上的犯罪。各位都在犯罪!”说到激动处,李健熙嘴唇微微发颤。

  “从现在开始,三星将果断放弃以数量为主的经营,而走以质量为主的路线。”说到这里,他停顿了片刻,然后惊人地喊出一句话:“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变!”

  几天后,李健熙将社长团叫到自己房间,想了解一下他们的看法。秘书室室长李洙彬小心翼翼地说:“会长,我们还不能放弃数量,质量和数量是一块硬币的两面。”

  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想法。李健熙一听,脸都绿了,他愤然起身,将手中拿着的茶匙狠狠摔在地上,拂袖而去,留下一脸惶恐的社长们。

  事后,李健熙再次改组秘书室,李洙彬黯然下野。

  从洛杉矶、东京到法兰克福,三个多月时间,李健熙在国外召集数千名员工,发表了1000多个小时的演讲,最长一次社长会超过16个小时,所有高层都接受了洗礼。

  法兰克福会议后,三星上下掀起了一场新经营运动。

  第一,向高端挺进。

  为此,三星从沃尔玛等大型超市撤出,转至百思买等专业店销售;推行品牌战略,收回子公司广告权,统一交由广告巨头美格(FCB)负责;斥巨资加入奥运会TOP10计划。

  第二,抛弃以数量为中心的经营思想。

  发起质量运动,把质量第一的思想整理成资料,每天组织员工学习。同时,在生产线实行停止机制,一旦发现不合格品,马上停机检修。

  李健熙本人先后与上千名高管促膝长谈。此外,他还召回15万部问题手机,当众销毁500亿韩元残次品,并对负责人说:再生产这种劣质品,绝不手软!

  第三,重实效,埋葬形式主义。

  进行人事改革,打破世袭、亲缘、地缘关系,大力提拔年轻人,重用有技术的人。

  推行7·4制,早上七点上班,下午四点下班。这样,下班后,不但可以运动一下,见见朋友,也有时间到图书馆学习充电。

  通过这场运动,李健熙使三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改变了三星人的二流意识,让质量经营成为公司上下所有人的共识。

  事实证明,这场变革来得太及时、太关键。

  四年后,一场金融风暴席卷亚洲,大批韩国企业宣布破产。三星因为提前转型,并在风暴来临时,果断砍掉了卫星、卡车等不盈利的业务,成功度过了危机。

  人才第一主义

  做半导体,主要拼两样东西。

  一个是钱。半导体就是烧钱的游戏,建一个工厂动辄数十亿美元,光是一台ASML光刻机,售价就高达1亿美元,还不一定卖给你,比如对中国就长期禁售。

  另外一个是人才。在高科技行业,人才就是企业的命根子。

  最近一两年,内地半导体企业在整个东亚疯狂“挖墙脚”,引起日韩两国的恐慌,韩国人放话:不怕中国抵制“萨德”,就怕中国挖人。

  韩国人当然应该忌惮,因为三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就是人才战略的结果。

  三星对人才的渴望,从李秉喆时代就开始了。这个帝国的创始人,很早就提出人才第一主义的信念。他声称,自己一生80%的时间都用在了育人选贤上。

  李氏父子二人,个性差异很大。李秉喆锋芒毕露,善于表达;他有洁癖般的严谨,绝不允许半点差错,上飞机哪怕慢1秒钟,都会对秘书大发雷霆

  李健熙则相反,沉默寡言,很少袒露真心;他为人宽厚,允许下属犯错,且从不过问细枝末节,只关心大方向和战略问题。

  但两人在人才问题上,却有着不谋而合的共识。

  李健熙掌权后,对人才的重视,比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2002年,他曾当着众多社长的面说:“以前,是几十万人养活一个君主;今天一个天才能养活20万人。”

  他还以比尔·盖茨为例,说明韩国只要有三个比尔·盖茨,整个国家就能提升一个档次。而自己的任务就是,寻找三名这样的天才。

  尽管性格内向,李健熙对识人却有一手绝活。

  当年,父亲曾开除过一名干部。作为高中生的李健熙,却认为此人是人才,建议父亲将他请回来。结果,这个人后来为三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的同学看他插手大人的事,挖苦了他几句,他却说:“研究人的功课,我做得是最认真的。”这句话从一个内向的孩子嘴中说出,令人不寒而栗。

  李健熙喜欢具有特质的人才,虽然不一定是全才,但一定要在某个领域拥有无人能及的天赋,同时还要有“从马车梦想到汽车”的狂热。

  通过开展新经营运动,三星的质量得到飞速提升,但李健熙很快就意识到,要想走向全球,设计是唯一的武器。

  为此,他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设计革命。

  引领这场革命的,是李健熙从美国请来的两位天才。一位是美国工业设计大师高登·布鲁斯,另一位是IBM神童汤姆·哈迪,ThinkPad的设计负责人。

  两人没来之前,三星的设计人员就是一群“穿西装打领带的农夫”,他们因循守旧,脑子里整天想着如何打败日本。

  为了改变他们的心智模式,布鲁斯告诉他们,要忘掉敌人,专注于设计。同时,要求他们每年到海外学习三次,出国期间,不许说韩语,不许用筷子。

  汤姆·哈迪则以自己的经验,为设计师们开阔视野,启发思路,并建议三星引用韩国传统的太极文化来表现自己的设计理念。

  在两位大师的指导下,三星的设计水平突飞猛进。从1998年开始,三星频频荣获美国工业设计奖(IDEA),成为获奖最多的公司。

  为了吸引人才,李健熙打破常规,为他们开出比CEO还高的薪水。他本人则亲赴日美欧等人才聚集之地招揽人才,从全球500强企业里挖人。

  如今,三星已建成以三星综合技术院(SAIT)为核心的三级研发体系,同时还推行地区专家制度,每年派遣优秀人才到海外学习。

  在李健熙看来,“不管这个人才有多贵,只要需要,就一定要招进三星。”而他的下属也清楚,凡是会长看上的人才,无论花多大代价都得拿下。

  2001年,三星盯上一位半导体专家。本来约好9月12日签约,结果头天早上发生了911事件,全美所有航班停飞。眼看事情就要泡汤,人事科科长李宪凤不顾疲劳,连续驾车13个小时,亲自赶到对方家中。

  挖人可以不惜血本,但人才守不住,李健熙可是要发飙的。有一次,三星一位总裁被现代汽车挖走,李健熙不依不饶,一直找到总统那里,把人要回来才算完事。

  三星最经典的一次挖角,是从台积电挖走梁孟松。

  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梁孟松则是台积电的元老,FinFET工艺负责人,其功劳被认为仅次于公司技术副总蒋尚义。

  2009年,梁孟松突然从台积电辞职,离职前跟公司签下竞业禁止协议。

  之后,梁孟松前往韩国,在一个叫成均馆大学的地方任教。在那里,他只教一门课,每周授课时间不超过3小时,学生只有10人。

  外界鲜为人知的是,这个成均馆大学就是三星投资的。台积电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有一次,梁孟松在邮件中不小心说漏了嘴,用三星的邮箱给导师写信祝寿。

  根据后来披露的事实,梁孟松在成均馆大学的学生,都是三星的资深技术人员。

  坊间一直将三星在芯片代工上的崛起,归功于梁孟松的“叛变”。但这种说法显然言过其实。事实上,三星早在2004年就开始做芯片,后来一直替苹果做代工,实力不容小觑。

  三星不仅挖走了梁孟松,还曾打过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的主意。

  据张忠谋自己透露,1989年李健熙到台湾视察业务时,曾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但被他婉拒。李健熙不知道的是,张忠谋早在两年前就成立了台积电。

  帝国的隐忧

  今天的三星,紧扼全球手机产业链的命脉,势力可谓如日中天。然而,跟许多盛极一时的帝国一样,三星也有诸多隐忧,如芒刺在背。

  隐忧一:财阀死结

  三星从创立伊始,就跟政治扯不清关系。

  最早在二战和朝鲜战争中,得到李承晚政权的扶持,迅速腾飞。60年代初,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向李秉喆等人开出一个条件:要么加入他的发展计划,要么蹲监狱。

  从此,三星就算是被绑上了“政治”这辆战车。从朴正熙到全斗焕,乃至金泳三上台、韩国民主化以后,三星始终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韩国政府,有不少高官、检察官、法官来自三星举荐。而三星在每一次关键的历史时期,都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扶植。

  90年代进军面板行业,韩国政府为三星提供了60亿美元低息贷款;21世纪头十年,三星又获得87亿美元税收减免,这些钱在当时够建四个半导体工厂。

  攻克4M DRAM技术期间,韩国政府牵头,联合三星、现代和LG,赶超日本企业,三年投入1.1亿美元,政府承担了其中的57%。

  然而,政商关系是一把双刃剑,一不小心就会伤及自身。

  在1961年的军事政变中,李秉喆被定为非法敛财罪,被迫捐赠了所有财产。

  几年后,朴正熙为筹集大选资金,鼓动李秉喆走私糖精,事件曝光后,李秉喆自己背了黑锅,气得他恨恨地说:“孟熙,永远不要相信搞政治的人。”

  因为与政府走得太近,李健熙和儿子都曾被起诉过。他自己更是两次被判入狱,一次涉嫌行贿总统,另一次涉嫌偷税和非法转移控制权,所幸均被总统赦免。

  在韩国国内,民众对三星的争议很大。尽管其体格庞大,政府和民众也不希望其倒下,但过于密切的政商关系,始终是悬在三星头上的一颗定时炸弹。

  隐忧二:继承人问题

  从李秉喆时代起,继承人就是困扰三星的老大难问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李氏三兄弟围绕“太子”之位展开激烈争夺,其过程惊心动魄。最终,李健熙胜出,而他的大哥和二哥,却命运多舛。

  大哥孟熙失去父亲的信任,远离权力中心,最后客死北京;二哥昌熙因举报父亲,被逐出韩国,最后得白血病死在了洛杉矶。

  到了李健熙时代,虽然只有一个儿子李在镕,但烦恼一样不少。这其中,三星的控制权是李健熙最操心的。

  多年来,李氏家族通过交叉持股,以不到2%的股权控制着整个三星。在这个链条中,爱宝乐园是关键一环,它是三星生命保险的大股东,而后者是三星电子最大的股东。

  目前,爱宝乐园的最大股东是李在镕,但其控股过程充满了争议。

  2008年,李健熙涉嫌以非法手段,向儿子转让爱宝乐园债权,遭到法院起诉,被判入狱3年。此前一年,他因为这件事,已经被迫辞去会长职务。

  父亲被判入狱,儿子接班,这事看起来顺其自然。但没了李健熙的三星,仅仅坚持了一年零六个月,就因为冰箱爆炸事件陷入被动。

  后来,不光李健熙坐不住了,就连韩国政府和民众也站了出来。政商界大佬纷纷要求放人,总统李明博就坡下驴,以平昌冬奥会的名义,特赦了李健熙。

  但三星的劫难并未就此结束。2017年,李在镕因涉嫌向崔顺实行贿,获刑5年。这意味着,三星的权力交接中途夭折。

  更要命的是,儿子入狱,老子年事已高。如今的李健熙已是70多岁的老人,身体每况愈下,2014年还因心肌梗塞住过院,此后淡出公众视野。

  可以说,继承人已成为三星眼下最急迫的问题。

  隐忧三:技术短板

  尽管三星在内存、面板上实力超群,但它的优势主要在量产技术上,对于原创性技术还存在较大的短板,包括生产设备和基础材料都依赖进口。

  这些技术目前掌控在日本、美国和荷兰等少数国家手中。

  以日本为例,生产半导体芯片需要19种基础材料,日本在其中的14种材料上位居全球第一,总的市场份额高达66%。

  一大批日本企业掌控着这个行业的命脉。例如,信越化学提供了全球27%的硅晶片;凸版印刷提供了全球30%的光罩(一种模具,用于光蚀刻)。

  此外,还有全球最大的光刻胶生产商JSR,以及全球第二的玻璃基板制造商旭硝子

  311大地震时,全球半导体产业都跟着遭了殃。

  生产设备方面,日本也不弱,在总共30多种设备中,市场份额达37%。其中,东京电子是排名前三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尼康和佳能是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光刻机制造商。

  当然,这个领域的霸主是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几乎垄断了物理气相沉积(PVD)和化学气相淀积(CVD)设备市场。另一个巨头,荷兰的ASML则垄断了高端光刻机市场。

  光刻机是半导体生产的核心设备,虽然三星入股了ASML,有优先供货权,但每年砸在光刻机上的资金也是个天文数字。

  有一种观点认为,三星的威权模式阻碍了它在原创技术上的进步。

  在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里,员工为了向上级表忠心,甚至会将袜子、皮鞋扔进酒缸,当众喝下。这种近乎疯狂的“愚忠”,制约了三星人的创造性思维。

  但这并不是全部的真相。日本企业之所以垄断了基础材料,是他们痴迷于技术、几十年如一日的工匠精神结出的硕果。当然,它们也因为“闭门造车”失去了终端市场。

  值得警惕的是,三星的技术短板,也是中国企业的短板。

  隐忧四:中国追兵

  如前所述,三星有很多隐忧,但最大的隐忧来自中国的追击。

  最近这些年,韩国人对中国半导体的忌惮溢于言表。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企业和韩国企业的打法太像了。

  事实上,三星赖以成功的因素,中国企业几乎全都具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反周期投资为例,三星通过在行业低潮时逆势扩张,获得在内存、面板上的优势,背后依靠的是强大的威权模式,还有韩国政府的支持。

  这些条件别的国家很难复制,中国则轻车熟路,只会比三星玩得更溜。

  更让三星胆寒的是,经过多年在半导体上的“失血”,中国政府已经觉醒,不但发布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还成立了集成电路产业基金。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一大批明星企业正在冉冉升起。

  面板领域,通过多年的输血和补贴,王东升领导的京东方已经跃居全球出货量最大的面板厂商,不久前更是投产了全球首条10.5代线。京东方崛起的套路和三星几乎一模一样,那就是不计成本,越亏越投。

  存储器领域,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下,在收购美光被美国政府拒绝后,赵伟国领导的紫光集团在武汉组建了长江存储,并于近期推出了首款3D NAND闪存芯片。此外,国内还有合肥长鑫和福建晋华两大存储器生产基地。

  芯片制造领域,中芯国际不仅挖走此前跳槽三星的梁孟松,还有他的前领导蒋尚义。昔日台积电的两大元老,如今齐聚大陆。尽管中芯国际在制程上还远远落后于台积电、英特尔和三星,但前途不可限量。

  综合各种因素,中国企业在手机产业链上赶超三星,只是时间问题。

  结束语

  从1938年创立至今,三星已走过近80年的历程。但它真正崛起为世界一流企业,也就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

  面对这样的对手,国内企业没有半点可以炫耀的资本。哪怕经历了手机、洗衣机爆炸事件后,三星的影响力依旧强大到令所有厂商都在惊呼去三星化。

  三星走过的路,也是国内企业未来可能要走的路。尤其是在中国半导体行业面临整体性突破的前夜和关键时期,三星的经验更是值得国内企业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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