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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师晋江、弯道逆袭、升级困惑:北方鞋都三台的新焦虑

“新区产业升级是件好事,我会按照政策的要求去留,如果必须达到一定准入标准和投资额才能继续做生意,我也不会放弃,一个人干不了就合伙干。”张国祥说,他现在的唯一愿望就是迅速落实政策。
2018-02-02 09:55 · 微信公众号:棱镜  李超   
   

  三台镇泥泞狭窄的乡间土路,让张国祥的高级越野车显得过于庞大。尽管格格不入,但他也习惯了在这样的路上每日往返。张国祥在这个镇上从事制鞋行业三十年,现在经营着一家上百人规模的运动鞋厂。

  “先富起来”的张国祥是三台众多鞋厂老板中的一个。三台镇隶属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位于雄安新区西侧,与天安门直线距离不到150公里。作为雄安原生经济的典型和区内*入选国家重点乡镇建设名单的集镇,拥有庞大制鞋产业链的三台,在新区设立后一夜成名。根据官媒报道和公开数据,三台镇目前拥有3000家鞋企,年产鞋量5亿双,年产值200亿,3万人口的乡镇中,有将近15万外来务工人员受雇于当地制鞋生产线。

  三台有着与晋江同样悠久的制鞋史,但同后者早已闻名的全国品牌和铺天盖地的专卖店相比,三台鞋却长期潜伏于北方的批发市场中,被比作成九十年代的晋江。

  2008年后,行业下滑让激进的晋江鞋企陷入集体困境,却让保守的三台看到了机遇。部分老板开始趁机扩大规模、升级品牌,与此同时,设备商、打工者和研发团队蜂拥而至,连在晋江失意的鞋企高管们,也顶着雾霾组团来到这里谋求新发展。

  而新区的设立,给整个雄安经济带来了千年难遇的发展契机,也为三台鞋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助力,但压力也随之而来。

  “如果说之前三台驾着牛车,晋江开着飞机,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坐上了高铁在追赶。”一位当地鞋企老板踌躇满志地对腾讯《棱镜》发表完感言,但是,他又很快陷入沉默,“新区能否容下被归纳为落后产能的制鞋业,现在是所有三台老板的迷茫。”

  偷师晋江

  和晋江在改革开放后获得大量华侨帮助不同,三台鞋业的降生纯属意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天津运动鞋厂需要扩大产能,来自三台镇山西村一位名叫胡进堂的工人向领导提议,把新厂建在自己家乡,“天津运动鞋山西村加工厂”随即成立,大量三台镇村民被选入工厂培训并参与到制鞋行业当中。进入八十年代,天津总厂倒闭,村民们自立门户,成为了三台*批“老板”。

  张国祥便是其中之一。离开“天津厂”后,他动用全家人力,在自家土房建起了制鞋作坊。“那时我哥抓销售,我抓生产,有次在张家口,送给经理一袋白面,才同意卖我们的鞋。”张国祥早期的渠道秘诀,在于打通北方国营商场里分管卖鞋柜台的经理。

  由于北方寒冷天气形成的独特市场,雪地靴曾是三台生产的主要鞋品;八十年代末,运动鞋开始风靡,张国祥和许多三台制鞋人一样,开始频繁往返于河北与福建之间。

  如果说晋江运动鞋的野蛮生长源于对阿迪耐克的模仿,那么三台运动鞋,则始于“偷师”晋江。

  为了打探到最新款式,张国祥冒充过来自北方的经销商,他印出不同版本的名片,并在上面编写批发市场名称和自己的摊位号。他白天骑着三轮挨个厂转悠,晚上扛几麻袋鞋样回宾馆研究。

  “那时候一年不知道要去多少次晋江,大大小小的鞋厂都进过,畅通无阻,样品摆在展柜上随便拿,接待人员还给我们沏茶倒水。”张国祥说,弄到满意的鞋样后,便会以最快速度带回三台生产,“通常晋江那边还没上市,三台这边就先做出来了”。

  2000年后,福建淘汰下来的旧设备逐渐进入三台,原本依靠纯手工制作的三台鞋厂开始有了流水线生产,产量和质量大幅提升。尽管距离晋江的一线品牌仍然遥不可及,但晋江的中小鞋企们此刻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三台的威胁。

  “非典以前那边还不太把我们当回事,后来听到三台口音的人,就会高度警觉。”晋江人还没反应过来,三台人已经在北方中低端市场里打下了根据地。

  三台的反击

  刘全胜的鞋厂在三台已经颇具规模,不仅拥有两条生产线,还在辽宁和山东开设了几家经销商专卖店。前年,他在镇郊包下20亩地,准备大干一场,来次质的飞跃,从批发市场打入店铺零售。他已经多年未曾去过福建。

  2010年开始,只要出得起价钱,三台已经能够通过正规途径,在市场上买到和晋江同步的制鞋设备和原始设计,空间壁垒被彻底打破;与此同时,国内制鞋业陷入低迷,前期依靠资本运作快速扩张的晋江鞋企陷入集体困境。在三台老板们眼中,这个曾经膜拜的学习榜样,成为了反面教材。

  “德尔惠的鞋我研究过,质量不错,他们破产肯定是老板心思用在了其他地方。”刘全胜认为,丧失创业期的专注,是晋江鞋企没落的决定性因素,而敬业精神,又恰恰是三台的*优势。

  去年冬天,刘全胜出差北京,刚过省界,感觉到气温比往年更低,他本能地打电话回工厂,要求所有鞋款立即加厚,“每双鞋成本增加了三块钱,但很快供不应求,价格涨了十几块”。

  “以前是生产决定市场,现在是市场决定生产,必须要紧盯潮流,就算是丁世忠(注:安踏创始人、董事会主席),不去亲自监督款式,安踏也活不下去。”刘全胜每天工作到凌晨两点,从鞋底到鞋面,从款式到材料,亲力亲为,随机应变。在他看来,晋江的周期订货会模式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变化,小快灵的打法才能适应市场,“连安踏也在建设快速生产线”。

  去年,刘全胜在广州因为不知道阿玛尼,被售货员嘲讽了一番:“连这都不认识还做鞋!”这彻底燃烧了他心中潜伏已久的那个小宇宙:跳出晋江。他想了一个高大上的名字,回到三台,立马注册了一个新商标。

  将品牌突破和产业升级纳入下一步规划,已经在三台发展较好的头部鞋企中形成共识。2016年,天宏股份(837702.OC)登陆新三板,成为三台*家触电资本市场的鞋企,同时,它为其旗下潮鞋品牌请来赵丽颖代言;今年1月,三台产量*的鞋企亿兆,签约赵忠祥作为旗下老年健步鞋品牌代言人。

  “以前只知道把鞋做好,不知道营销,未来肯定是要做大,做出品牌,开发电商和专卖店模式,但速度不能过快,产品要能够跟上节奏。”刘全胜认为,三台鞋厂已经追平了国内中线品牌,但他也承认,与安踏这样的一线品牌相比,三台鞋仍然全方面落后。尽管开始邀请明星代言,但在广告宣传上,三台老板依然守有心理防线。

  刘全胜暂时不想请来明星代言,他想把产品做好一些再出手,这个过程他预计需要三到五年。

  北漂福建人

  工艺、设计、范例、教训,晋江“跌倒”后,人才成为了他们留给三台的最后一笔财富。

  2010年后,三台部分规模鞋厂的升级转型开始陆续起步,规模扩大后,以家庭为单位的管理模式难以为继,于是,大批晋江背景的鞋企高管作为最后一块拼图,被高薪挖到了三台。现在,三台拥有两条生产线以上的鞋企中,有90%的管理人员来自福建。

  “这边给出的待遇,比晋江高出30%。”丁伟是土生土长的福建人,从事制鞋行业23年,服务过晋江两家上市鞋企,目前在三台一家较大规模的鞋企担任总经理——“晋江的萎缩和三台的扩大”,让他五年前决定北上。

  对于两地的差距,丁伟有心理准备,但初到三台,工作的难度还是让他大吃一惊。“工人每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光是整治打架问题,他就用了一年时间。“车间不规范、品质不规范、工艺不规范、管理不规范。”丁伟说,单是企业管理规范上面,三台当时比晋江至少落后十五年。

  “德尔惠和喜得龙的高管我几乎都认识,他们老板已经不打算拿鞋来赚钱了,做做地产,炒炒股票,想用钱来赚钱。”尽管三台起步低,眼界没有福建开阔,但老板更加稳重和务实的态度,以及对自己工作的全力配合和求贤若渴,让丁伟受宠若惊,他坚持留了下来。

  福建龙岩人士孙明从事制鞋业十五年,在晋江和温州都待过,他三年前来到三台,在当地另一家规模鞋企担任设计主管。

  “晋江老板经常看不见人,早上不起床,下午喝喝茶,晚上又夜生活,这边老板起早贪黑,每天都要和你面对面研究款式。”初到三台,出门一脚黄泥和漫天的雾霾,让他有些灰心,但三年时间,他发现这边的工厂进步迅速,对发展前途看好起来。孙明说,现在老板需要什么人,就会去找他们推荐,他很乐意帮助老板把老乡从福建挖到三台。

  经过五年调教,丁伟就职的工厂现在已经在各方面步入正轨,产销量饱和。“实话讲,我觉得三台已经超越了晋江,质量和工艺没有区别,款式更新、生产速度更快。”曾经十五年差距的三台鞋业,发展速度超乎丁伟预料。

  “当然,超越仅仅是指晋江做同级市场的鞋企,要做成安踏那样工厂市场双赢的一线品牌,是一个系统工程,从老板思维到全员能力,都需要一个极大提升,我觉得三台十年之内不会有那样的企业。”迟疑片刻,丁伟补充了一句。

  在晋江,老板通常会要求完成30%到50%的业绩增速,但在三台,10%的增速就会让老板非常满意,这让丁伟和孙明感到钦佩。但企业已经规范化,其实需要迈出一个更高台阶,这又让他们感到无奈,因为“走得稳固然好,但有时候也是障碍,发展太慢”。

  搬迁与升级

  如果安踏是三台老板即将攀登的一座高山,那么搬迁,则是他们眼跟前需要迈过的一道门槛。雄安新区设立后,关于三台鞋业的去留问题,当地鞋厂至今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官方的明确态度,他们和局外人一样,只能从网络上获取零星信息。

  但鞋企老板们已经各有所思:有人对留在原地抱有希望,有人只愿不要离家太远,有人已经开始在外市寻找新的归宿。

  去年下半年,雄安周围县市的工业园区纷纷来到三台招商,张国祥已经考察了好几个地方,最近一次是他今年1月初刚去的衡水市故城县,县政府给出的政策是银行先给他贷款买地,三万块一亩,其他建设园区统一规划,先由银行垫付,企业进驻后再开始还款付利。

  让张国祥犹豫的是,每个工业园区都要求产业链规模进驻,这意味着只有双方政府接洽下的统一规划才能靠谱,他一家做不了任何决策,另一方面,那边要先交钱买地,万一不搬,还得背负一块空地。

  “现在,三台至少有五家跟鞋有关的行业协会。”一位当地鞋企老板说,去年初,三台还只有一个松散的行业协会,各地来招商后,搬到哪里出现分歧,几个大鞋企牵头,各自自立门户。在搬迁方向上,有石家庄高邑派、衡水故城派和定州派,而高邑和定州,安新县政府均派出了人员出席。“只要县里不明确表态,谁都不会轻举妄动。”该鞋企老板表示。

  比起张国祥,刘全胜已经做好了承受巨额损失的准备。“没有证的地还五十万一亩呢。”由于无法像南方那样划拨专业用地,三台鞋厂为扩产,只能占用耕地,他前年在三台买下的20亩地,“即使赔偿也没有多少钱”。在三台,像刘全胜这样买下不同规模土地,准备扩大企业规模的鞋企还有很多。

  “新区产业升级是件好事,我会按照政策的要求去留,如果必须达到一定准入标准和投资额才能继续做生意,我也不会放弃,一个人干不了就合伙干。”张国祥说,他现在的*愿望就是迅速落实政策。

  刘全胜的办公室里,摆放了一张两米长的功夫茶桌,这是福建生意人的必备品,他烟不离手,不停为来访者斟茶,时不时有人进门,拿出鞋样让他定夺。工厂里,废弃鞋料被摆放在一个固定角落,凭老板印象判定员工表现的人事制度,已经被可量化的考核标准取代。

  过完年,又快到白洋淀最美丽的时候了,而三台鞋商们,仍在盼望心中的那朵荷花的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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