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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亿票房,“献礼方法论”

十年后的今天,国庆档绝对可以作为一剂“强心针”,鼓励电影人解锁更多的“献礼方法论”。
2019-10-09 09:29 · 微信公众号:娱乐硬糖  谢明宏   
   

一气化三清,三片爆一档。以往商业价值略逊于社会价值的献礼片,在这个国庆档显示了惊人的票房号召力。

截至10月7日,《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三部国庆献礼片,总票房达到50亿。加上仍在档期内的《决胜时刻》票房破亿,2019成为史上最强国庆档。相比2018年国庆档总19亿的票房,今年同比增长158%。

其中,《我和我的祖国》单片就在国庆档期间获得22.17亿票房,以一片之力秒了去年国庆档总票房。《中国机长》也一路追赶,终于在10月5日以146万的微弱优势“坐庄”,首夺单日票房冠军。

此前备受期待的《攀登者》则成了最早的“掉队者”。上映首日获得2.08亿票房后,整个国庆档都在吃“老本”,10月7日晚堪堪破8亿。攀登高峰的勇气和一路跳水的疲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题材和卡司都不弱的情况下,《攀登者》是怎么输的?

通观近年献礼片的表现,《攀登者》或许输在了“献礼套路”上。

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很容易做出。但优雅而不带媚气的献礼,却自有一套方法论。别的暂且不说,光是吴京抱着章子怡叫“哎呀,我的胖妞”,就足以让人感到类型融合的“不适”。首先,爱情和登顶就很“不搭”。其次,章子怡都算胖,我们还怎么活?

而“大拼盘”《我和我的祖国》也一波三折。管虎从国外回来,六个故事都被挑完了,只剩了大家都“避忌”的《前夜》;张一白听说整改意见,神州返舱故事既要“爱情”又要“献礼”后,像尹正一样咆哮“这道题太难了,老师我不会”;

凯歌唯有发扬风格,把自己的《相遇》换成了《白昼流星》。临时换题找不到演员,刚好自己《尘埃里开花》演员进组,就薅来了主演刘昊然和陈飞宇。都说导演“捧仔心切”哪知是“饥不择食”。

十月献礼,三月开机,六月后期,七个导演有的还是半兼职。最后《我和我的祖国》票房还这么能打,可见一来群众捧场,二来Deadline永远是*生产力。

作为中国电影重要流派,献礼题材向来是最“稳定”的类型片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远追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献礼”,但类型突变却是近十年才出现的(2009《建国大业》后)。在穷尽了各种表现手法后,献礼故事还能怎样讲,成为今天电影人的全新课题。

新闻题材,如何超越期待?

我们可将《中国机长》、《攀登者》、《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紧急救援》等影片,归为“新闻题材献礼片”。

它们由真实社会新闻改编,有较高的先期知名度。2012年“湄公河惨案”主犯糯康的公审、2015年的“也门撤侨”、2018年川航3U8633的备降均是重大新闻事件。就连《攀登者》里的“1960和1975两次登顶珠峰”也是历史上的“新闻”,电影里的各类报纸充分说明了它的“新闻属性”。

接受美学认为,观影前主体心理上已有一个“前结构”。因此,根据新闻事件改编的电影,一方面要真实再现事件本身,另一方面又要吸引受众听故事。惟其如此,才能满足观众的两种“审美期待”。

首先是类型期待,《中国机长》必为“灾难片”、《攀登者》必为“冒险片”,这是板上钉钉的事。而电影能带给大家的新鲜感,主要来自于故事期待。

在故事期待上,《攀登者》主要以几条情感线出发,客观上冲淡了冒险片的类型感。吴京和章子怡一直没有捅破告白的“窗户纸”,而当黑牡丹打开井柏然的信封,对方已经牺牲。更有胡歌对父亲的一种“证明”,登山变成了一种代际纽带。

攀登者当然可以有“爱”,但它不应该成为“妨碍”。当章子怡说“原来你登的山,在我们俩之间”的时候,当井柏然要教黑牡丹摄影的时候,《攀登者》的文艺与扭捏会让人暂时忘记登顶的“血性”。

其次,必要的“留白”会带来“未定性”的神秘感。新闻事件,大家已经知道最后结局,如何在结束前仍然保存悬念,至关重要。《中国机长》和《攀登者》都缺乏真正的留白,一切都在观众意料中,难免有走过场的感觉。

《攀登者》开篇说“从这里开始的,是一个讲不完的故事”,就已经“剧透”了最后的缺憾。而《中国机长》里飞机失联的一段剧情,也因为对航行细节的展露无遗而失去压迫感。如果让观众和片中的地面,都对8633“失联”,留一段空白的航行“不去拍”,或许会有更好的效果。

最后的关键,是用“否定”去制造“偏离效应”。简单来说,越是对刻板印象的颠覆,越可以获得更深厚的内蕴。《湄公河行动》里,警察是倔驴,卧底有情伤,小孩是恐怖杀手,通通让人意想不到;《红海行动》里,硬汉的“吃糖回家”展现了内心柔软,起到了更猛烈的催泪反应。

新闻事件献礼片,既要出其不意,又要在意料之中。试想,如果《中国机长》里的杜江变成痴情机长,拒绝女乘客的勾搭,会不会比他自己去调情要好很多?

毕竟,群众普遍觉得空乘出渣男,深情人设方显英雄不色。

百姓故事,关键节点把脉

我们将《我和我的祖国》、《明月几时有》、《老港正传》等影片,归为“百姓故事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含有两种亚类型:一种是有具体人物原型的,比如《前夜》和《护航》;另一种是无具体人物原型的,比如《夺冠》、《北京你好》等剩余五个故事。

大时代激荡小人物,小人物融入大历史。这类影片以小人物为主角,勾连重大历史事件,定格某个具有代表意义的瞬间。虽非事件真实,但有历史真实,并反映了时代风貌和习俗变迁。

要把角色给“立住”,核心在于“爱国逻辑”的构建。简言之,是出于何种经历,让主人公对家国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联系。《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夺冠》与《北京你好》聚焦“女排热”与“奥运热”,在这种全民风尚下,主人公投入其中无需赘余解释,观众亦可很快代入。

而《回归》和《相遇》采取的修表和恋爱切入,就需要仔细架构。《回归》里的任达华多年前由大陆去香港,受到惠英红父亲的救济,成就一段美好姻缘。作为“桥梁式”的人物,他最后的情感升华是有稳妥铺垫的。

《相遇》的主要戏份是一对恋人的“久别重逢”,因为工作的保密性,张译始终没有明确告诉任素汐,自己消失的几年在干些什么。几年后的电视上,女方看到两弹的无名英雄照片,这才完全释怀了当年的“误解”。

不得不说,《相遇》和《白昼流星》的“共鸣点”都非常陡峭,将特殊人物和边缘角色揉进献礼主题,冒了很大风险。凯歌导演试图通过个人成长隐喻时代进步,通过航天器降落边疆落后地区,表达现代和历史的碰撞。但在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长里,只够观众努力看清两个脏脏的娃而已。

人物的“行为逻辑”也不可忽视,说话做事必须吻合历史语境。这一点,《前夜》里40年代末的北京和《夺冠》里80年代的上海就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处理好了“爱国逻辑”与“行为逻辑”,接下来就是整个故事的“拐点”。导演要将历史节点与人物故事在某一点连接,稍有不慎就会全盘皆输。《前夜》里黄渤出现在建国大典的历史画面就属“无缝连接”,《白昼》少年遇到神舟被感化就有点不得其解。

不明身份的人竟能在军事现场自由穿梭,作为当地干部,返回舱落地是高度机密却提前知道。种种细节的粗糙,让我们不得不说:在这个“拐点”上,《白昼流星》“翻车”了。

比较投机的做法,可以学宁浩的《北京你好》,葛优以无名英雄的形式出现在小孩口中,不连而连,似断非断。

历史春秋,献礼继往开来

我们将“建国三部曲”(《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和今年的《决胜时刻》等影片,归为“历史春秋献礼片”。这类影片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随便一晃而过的角色,都是教科书脚注的“常客”。

传统献礼片的待遇通常是“两高两低”,“两高”是首映式规格高,出席嘉宾职位高。“两低”是观众关注度低、票房低。而“建国三部曲”开启了我国献礼片“大片模式”运作的开端。

西蒙·查特曼将电影文本分为论证、叙述和描写三种。以此参考,《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属于“论证型文本”,而《建军大业》属于“叙事型文本”。

以《建国大业》为例,影片采用以军事为辅线、政治斗争为主线的叙事策略,突出两党政治领域的冲突,强调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领导战略、政治路线上的胜利。

而《建军大业》呈现出不同于前两部的风格: 前两部是言语型的,会议、演讲、对白层出不穷。《建国大业》一共有110场戏,其中有50多场都是开会,几乎占了全片的一半;而《建军大业》是动作型的: 杀戮、射击、炮轰不一而足。

“论证型”主要用讲话和对白来推进情节,而“叙述型”依靠角色行动来推进。前者诉诸听觉意义,后者诉诸视觉意义。被厚重的主题拖累,“论证型”用镜头拍开会的形式接受门槛要高些。毕竟生活里黄晓明式的老板已经那么多,谁还能兴致高昂地坐影院看几十场会?

比较而言,“叙述型”通过造型和动作来讲故事,更具电影性。《建军大业》中,刽子手挥舞屠刀和蒋介石站在窗口的画面多次出现,影片运用重复蒙太奇的方式,意指蒋介石才是反革命大屠杀的“操盘手”。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建军大业》的票房收入略低于前两部。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春秋在影片中展示了出来,其表达的意识形态也被隐藏了起来。它展示的故事时空更不突兀,意识形态表达更含蓄和隐秘,更容易被观众接受。

其实,“论证型”和“叙述型”没有*的优劣。在娱乐性增强的浪潮中,刘伟强执导的《建军大业》的“叙述型”应该是更佳的文本选择。《决胜时刻》对“论证型”的坚持,也得到了市场的正面回馈。

作为一种“半命题作文”,献礼片无疑是对导演水平的一场大考。既要充分展现个人特色融入商业元素,又要保持鲜明主题彰显时代风貌。

十年前,饶曙光先生曾疾呼:“献礼片创作到了一个临界点,夸张一点说,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而十年后的今天,国庆档*可以作为一剂“强心针”,鼓励电影人解锁更多的“献礼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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