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400亿股权转让背后：那些挣扎在政企之间的心酸往事

历时半年多，格力电器15%股权转让项目终于尘埃落定。

10月28日晚间，格力电器披露公告称，高瓴资本旗下的珠海明骏被选为母公司格力集团所持15%股权受让方，交易总价高达400亿。

公告披露，珠海市国资委全权控股的格力集团将只保留3.22%的股份，主动放弃*大股东地位。这意味着格力电器从国有相对控股企业转变为“公众公司”，彻底进入了市场化运营的阶段。

这一天来得实在艰难。

一

故事要从一场宴会说起。

2013年1月4日，珠海金融行业交流会正在一所高档会馆举行。酒足饭饱后，众人意犹未尽，便让侍酒师现场讲解红酒知识。当十二支空酒瓶排列在餐桌的时候，有人顺手拍下一张照片发到朋友圈，一夜爆火。

由珠海国资委空降的格力集团总裁、党委书记周少强被认了出来，他正是这次宴请的组织者。彼时中央刚刚发布八项规定，周少强被一撸到底。

对此，董明珠只是冷冷地表示：格力电器没有喝酒文化。

据媒体报道，在八个月前的股东大会上，正是董明珠和小股东们联手将代表大股东的周少强拒于董事会门外。

其实，董明珠对于“学酒哥”的强硬只是多年来格力内部政企症结的一个典型缩影。

时间再退回到2003年。

“产业观察家”仲大军写了一篇名为《格力再现“褚时健”式的人物》的重磅文章并发表在多家媒体版面，一时间将格力电器创始人朱江洪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文章站在保护国有资产的立场，批判朱江洪意欲通过管理层收购（MBO）、股权置换的方式控制格力电器。文章还提到，母公司格力集团以“账外账”“小金库”问题要求朱江洪在董事会作报告。

尽管当时“账外账”问题已经调查很久，对账结果显示并无谋取私利嫌疑。此次，旧账重翻无疑再次把朱江洪架上了侵吞国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舆论审判席。

褚时健家破人散的结局世人皆知，朱江洪一时间被这篇文章带来的巨大压力搞得身心俱疲。

他于是拿起法律武器，愤然起诉仲大军诽谤、侵犯个人名誉，获得了法院支持。仲大军拒不履行判决结果，后被法院强制执行。这位“产业观察家”后来再一次进入舆论风暴中心，已是十四年后的地铁打女人事件。

朱江洪赢了官司，但接踵而来的风风雨雨远没有结束。

多年来，珠海国资委全权控股的格力集团和其下属由朱江洪一手创立的格力电器，有着长期的矛盾。

格力集团原名珠海特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因为旗下格力电器名号响亮而“父随子姓”。但多元化投资的格力集团经营不善，除了格力电器的贡献利润后，基本处于亏损状态，甚至负债累累。

另一方面，眼见竞争对手美的集团完成股权改制，开始大踏步发展，朱江洪也在积极筹划着格力电器的股改，却被母公司格力集团断然拒绝。后来“父子”之间又因“格力”这个金字招牌使用问题两次大打口水仗，矛盾愈演愈烈直到爆发公开冲突。

格力“父子”内斗的巨大舆论负效应引发格力电器股价下跌、投资者受损，格力电器公开要求撤换母公司格力集团董事长徐荣。

2004年，徐荣被调走后，更大的危机却向格力袭来。

2005年，当时珠海市政府部分领导打算把如日中天的格力电器卖给美国开利集团，空调发明人威利斯·开利创办的公司。

引入开利这样的世界500强，无论经济利益还是政绩，对于债务缠身的格力集团和珠海市政府而言，都机会难得。然而一旦收购成型，如同众多被外资雪藏的国产品牌一样，“格力电器”极有可能成为牺牲品。

这是一个民族品牌的存亡时刻。

但格力电器管理层竟对此一无所知，直到证监会质询才向珠海国资委打报告，但得不到任何回复。

就在这一年前，珠海国资委对深圳水务集团被外资收购一案进行了考察。这项收购案因为优厚的价格和引入世界500强的靓丽政绩被评为外资收购典范。

格力电器原本正在争取试点“全流通股改”，向公众减持国有股就可避免被外资收购，这也是广东省的重点股改项目。但彼时的珠海主政者却对“股改”犹豫不决，似乎坚持要卖掉格力。

不论朱江洪和格力电器人付出多少心血，在这个存亡关口他们没有任何话语权，似乎只能等待命运的裁决。

但董小姐不认命。

她跑到广东省政府找到省里领导和省国资委，以“民族品牌”的大义陈述格力电器被卖的后果，广东省调查组随即进入珠海调查格力电器收购一案。

最终，力主引入外资的主政官员被调走，收购案流产。

2006年，珠海市政府在对各大机构投资者进行考察后，发现市场最关心的是以朱、董二人为核心的管理层留任问题。于是，朱江洪得以接掌格力集团，格力电器顺利推进“全流通股改”，与各地的国企股改一起助推了06~07年奔腾的牛市。

朱江洪于2012年退休后，董明珠率领的格力电器与主管单位及母公司的关系依旧症结重重，才有了“学酒哥”的戏剧性退场。

如今拥有国际化与互联网产业优势的高瓴资本代替传统国企格力集团成为*大股东，格力电器无疑是努力而又幸运的。

在国企改制上，更幸运的还有惠州TCL的李东生。

二

TCL的贵人是当时由工业部空降到惠州任副市长、如今的天津市市委书记李鸿忠。

1996年，彩电成为TCL的*利润支柱，彩电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国企改制风起云涌。

当时，对于惠州税收*大户TCL的产权改革问题，李鸿忠等市领导想法很简单：

企业发展*位。

1997年，惠州市政府与TCL第二代掌门人李东生签署了一项为期五年的放权经营协议，并约定根据企业增长率进行股权奖励。但是李东生个人需要掏五十万元保证金，这在当时意味着押上全部身家甚至父母房子去进行一场豪赌。

在那个激荡的年代，机会是最珍贵的，也是危险的——倘若业绩太差，扣完保证金，那就要扣人！

在巨大的压力和动力下，TCL上下干劲十足，年年高速增长。几年下来，政府所持国有股从100%下降到58%，国有资产却增长了好几倍，李东生随之身价暴涨。

因此，TCL也被认为是国企改革中的典范。

但这种妥协的混合产权结构仍旧制约着已经跻身产业巨头的TCL进一步发展，国企改制势在必行。此时已晋升广东省副省长的李鸿忠对TCL一如既往地支持，并给出了两个忠告：

*合法，第二不可逆转。

当时，行业霸主春兰空调管理层持股的流产让李东生不得不另辟蹊径，秘密启动了一个改制方案“阿波罗计划”——陆续引入南太、住友、东芝、飞利浦等战略投资者，将TCL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规范化、国际化的公司治理结构，TCL顺利取得惠州市政府、监管层和投资人的信任，在香港和内地连续上市四家TCL系公司，为后来制定企业上下的股票期权激励制度打下良好基础。

后来TCL能在国际化失败后大踏步进军面板行业，李东生冒险而又顺利推进国企改制是一切的基础。

从工业部到广东省，李东生之所以能有贵人相助，改革开放后独自摸索前行的上一代、也是*代企业家们先行趟雷，功不可没。

这其中，一定绕不开的就是最早涉足所有制改革的柳传志。虽然在科研上联想陷入“贸工技”之路的争议，但在产权改革与企业激励上，柳传志无疑是先驱。

联想成立前，中科院计算机所的科学家们只想潜心科研来弥补十年文革的遗憾，但科研体系改革的大趋势将这群书生直接推到了商业洪流之中自谋出路。

为了避免被缩编与私人承包的命运，中科院计算机所开始了创业自救，这就是联想11人起家的故事。

在柳传志*次出现在IBM代理商招标会的1985年，中关村的代名词还是“四通”。这一年四通的创业者们成立了“同仁基金会”来摸索股份制，以解决企业未来的发展问题。

然而接下来十年，即便在香港上市，由于政策阻碍、主管部门保守，产权模糊，四通历经多次管理层分裂、出走，最终走向衰败。

四通的悲剧历历在目，柳传志不得不对于联想的产权问题极为敏感。

计算机行业不是银行、矿产，虽然潜力巨大，但市场瞬息万变，是一个高风险、高竞争领域。倘若没有灵活的决策与激励机制，市场竞争力无从谈起。柳传志明白，只有摆脱体制束缚，推动员工持股计划，在市场上拼杀的联想才有足够内驱力，存活、发展、壮大。

1994年，国有独资“北京联想”所控股的合资企业“香港联想”完成上市创举，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就警告柳传志：产权不明后患无穷。

1997年，经过不断努力，柳传志创造性地将北京联想“整合”进了香港联想完成第二次上市，保住了民营股权，终于闯过了将联想从国有转到民营的*决定性关隘。

但直到2001年，柳传志才为36名创业元老争取到了合计18%的股份。此时，联想已经足足走过了17个年头。

三

2004年9月18日，四川绵阳。

一台越野车把横穿马路的摩托车撞翻，一死一伤。当122交通事故处理车赶到时，等候在此的司机主动宣称他就是肇事者。四个月后，真正的肇事者突然被捅出，竟是当时的绵阳市委书记——黄学玖。

黄学玖因“顶包案”被免，四川长虹国企改制也失去了仅有的支持者。

当TCL李东生的身价拔地而起时，一手带出四川长虹这个彩电霸主的传奇人物倪润峰也看在眼里。

在这个内陆省份，作为当时的彩电行业老大，长虹这样的军工企业要改革，必然面临着比北京、广东更强大的阻力。多年来倪润峰一直试图推进MBO（管理层收购），但整个四川省几乎只有那位从长虹走出的市委书记黄学玖公开直言：

“长虹的国有股占企业总股本的53.6%，这种格局不利于长虹的发展。”

2003年，长虹卷入一场40亿人民币的诈骗案，决策明显失误的倪润峰黯然退休。郎咸平趁机发文炮轰倪润峰刻意造成长虹亏损假象、套取资金，意图侵吞国有资产。

这位来自中国台湾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以“国退民进”为主题，屡屡炮轰某些国企经营者侵吞国有资产而走红内地，海尔张瑞敏、TCL李东生都先后被点名。作为一时的热点，如仲大军那样所谓的经济学家与评论家也纷纷开炮，格力的朱江洪就是另一个典型靶标。

此后，郎咸平又在复旦大学发表名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由此引爆一场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大讨论，还引起了有关部门注意。

最终，讨论以格林柯尔创始人顾雏军被捕、家电业大洗牌而告终。郎咸平则一战成名，从此成为互联网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那些年“国退民进”口水仗打得全国满天飞的大背景下是长虹改制的艰难。

倪润峰黯然离开后，长虹在等离子项目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上出现误判，继任董事长还被实名举报。长虹的国企改制也陷入长期停滞，市场竞争能力不足，彩电巨头从此衰落。

2018年12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倪润峰被评选为企业“军转民”实践的创新者。回想起改制的往事和今日不复以往的长虹，老人想必感慨万千。

四

2013年，另一位老人带着莫大的遗憾永别了佛山三水这片承载他荣耀、带给他屈辱的故土。

在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的追悼会上，李宁集团董事长、前著名运动员李宁吊唁恩师，悲从中来、泪流满面。

1989年，在汉城奥运遭遇重大失误的李宁决定退役。人生从*直坠黑暗的时刻，李经纬为他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退役典礼，还帮助他创立运动服装品牌“李宁”。

尽管当时健力宝财力雄厚，李经纬还是选择陪李宁一起到处找资金，并强调不要全部使用健力宝的钱。

就是这个建议，划分了师徒两人此后不同的命运。

1984年，从三水区体委被排挤到啤酒厂的李经纬用天才般的营销思维开创了健力宝这个国产*饮料品牌。

当年三水是个穷地方，健力宝长年贡献近半的财政收入，李经纬的耿直也随着他越来越高的威望，变成了某些人眼里的目中无人。

健力宝顺风顺水那些年，双方关系还算融洽，然而90年代末饮料行业风起云涌，健力宝逆势下滑、李经纬多次投资受挫，三水区政府便加强了对健力宝财务的掌控，对新产品、新的招商引资项目等等都要一一过问、处处掣肘。

李经纬希望把健力宝打造成走向世界的百亿企业，而三水区政府则坚持肥水不流外人田，规定一半以上的员工必须来自本地，导致了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

不肯服软的李经纬决心把健力宝迁出三水。于是，顺应90年代末国企改制的风潮，他一边准备香港上市，一边把总部迁往广州。

双方矛盾彻底激化。健力宝上市这件重大事件因为小小的香港暂住证问题被三水区政府断然否决。

后来就进入了李经纬最痛苦的日子，三水区政府视他为眼中钉，健力宝也陷在内耗之中。

终于，随着健力宝盈利下滑，三水区决定卖掉变现。先是准备低价卖给新加坡外资，结果被李经纬发动员工抵制，后又趁李筹措资金之际，着急忙慌地轻信时年28岁、搞气功、藏密起家的张海。

从神秘的气功大师到更加神秘的资本掮客，这是那个年代见怪不怪的现象。

总之，三水区就是不愿卖给出价更高的李经纬。

几番来回，健力宝这个品牌被折腾殆尽。李经纬只能眼看自己的心血被糟践在一个后来因职务侵占与挪用资金锒铛入狱的大骗子手中。

成为了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悲情的一幕

然而悲剧还未结束。

健力宝出售签字仪式九天后，李经纬突发脑溢血，后在病床上被罢免人大代表，同时还因为“涉嫌300多万保险的贪污犯罪”被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2013年4月22日，还在服刑期的李经纬在医院含恨而终，享年74岁。

如今，李宁每年路过三水，都会给恩师李经纬上坟。当初，正是在李经纬的建议和帮助下，李宁及时还清了健力宝的1600万投资，早早排掉了产权的地雷。

健力宝和李宁，两个领域的国产*，一个随着李经纬的命运沉沦，而另一个则在他的托举之下延续、成长起来。

五

近年来，经历“小三门”的网红教授郎咸平越来越尴尬。

他当年点名的张瑞敏、李东生、倪润峰在2018年底都被评为了改革开放40周年百大人物。2019年4月10日，顾雏军一案也被最高法再审宣判两罪取消、一罪减半。或许最终结果并没有完全如顾雏军争取的那样无罪，但对于时代来说，重审本身的意义更加深远。

时过境迁，当年呼风唤雨的郎教授今日之尴尬，折射出了中国经济已经脱离了国有、私有的意识形态桎梏，政企关系逐步走出国家个人零和博弈的困局。

1956年1月，荣毅仁向亲临视察的毛泽东表态，六天内一定完成全上海公私合营。建国前的企业家们与公家拥抱后，遍布全国的中小地方公私合营企业，成为了经历战乱的旧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快速转向部门齐全的工业国的基石之一。

1985年的春晚，马季的《宇宙牌香烟》火遍全中国，宣告商品经济时代的正式到来。在一间间陈旧、怠工、堆满废纸的国企车间、厂房和办公室里，诞生了中国新一代企业家。最终，在瞬息万变的激烈厮杀中，他们又要走到一个与体制挥别的十字路口。

柳传志曾说：“到河岸是我们的目标，这是人人看清的事情。难的是如何搭桥，如何造船，或者学会游泳。在根本不会游泳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除了泛起一阵泡沫和带来滑稽的悲壮以外，什么结果也没有。”

他没说的是，在河的那一边，国家也在一点点地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绝不仅仅是来自高层的几份文件、几句口号，以身家性命趟过暗流与浪潮的，还有那些从车间、厂房里走出来的国企经营者们。

从“放权让利”到股份制改革产权，从行政审批管制到资本投资，从计划经济大包大揽到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从“两步利改税”到《完善产权保护意见》，在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与保守的产经政策之间走钢丝，是那一代企业家们必然要面临的共同宿命与历史考验。

与政策、资源垄断型行业的国企不同，在变幻莫测的市场拼杀的格力、TCL、健力宝们，需要尽一切可能调动员工创造力与积极性，灵活调整经营战略，稍微迟缓或者一个失误就可能被对手超越、被市场遗忘。

因此，企业经营者们不得不承受来自行政与市场两线作战的压力，失败则连同企业一起沉沦，即便赢得了商战胜利却发现自己反而陷入了产权争议的旋涡。

三十年来，多少商业传奇塑造着这个时代，多少风云人物推动着改革的车轮。

长虹肩负三线内陆的财政重担和军工血统的责任，但倪润峰在当时没有人脉资源、没有贵人相助，更没有自上而下的政策关怀。活力衰退，经历两次重大失误之后的长虹再难爬起，曾经的*蓝筹股如今不及*时的五分之一。

格力打赢了一场场关乎经营权与产权的战争，“公家”最终理解放行，才造就了董小姐今日屹立于市场和体制间的霸气，否则可能也只有如李经纬的健力宝、刘炳银的新飞冰箱一样，在地方官员干预下草率卖身，沦为中国经济史上绚丽而悲壮的浪花。

如今，格力集团退而让贤，为政企控制权之争彻底划上句号，而多年来专注于互联网产业，具有国际化资源的高瓴资本也能帮助格力电器克服当前多元化转型的重重障碍，彻底打开全球化布局的大门。

从珠海市国资委角度来看，格力股权转让这种历史性决策预示着这一轮国企混改进入了国资从高度竞争性行业撤出、让利于社会、集中力量于核心产业的全新阶段，成为又一波助推A股的大利好。

这已不单单是格力电器一家之命运，更是国有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未来前途。

可惜，对于长眠于青山间、与松柏相伴多年的李经纬而言，这一切来得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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