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370亿美元收并购，2018年后生物医药领域再迎高光时刻

当一个投资人需要一点想象力，当一个医疗领域的投资人尤其如此。

“在斯坦福，我看到这样的技术：用纳米级别的‘小吸管’把DNA进片段打进细胞用于改造，然而并不会伤害到细胞。”曾在硅谷投资数年的李政林这样回忆一个令他兴奋不已的项目。而这听起来并不惊心动魄的技术，其实有着重要的行业影响力。

它意味着，未来人们不再需要经历HIV病毒灭活、再用它对提取出来的T细胞进行基因改造，最后输入回人体的过程。有了这个技术，癌症、阿兹海默病等用到的新型Cell therapy（细胞疗法）的成本就能大大降低。

像这样的医疗领域先进技术，往往在欧美*突破。然而对于这些新兴技术来说，在通过FDA重重关卡后，技术进入美国市场，再搭建中国团队、通过CFDA后在中国上市，需要至少花上双倍时间。在硅谷看了数年医疗后，李政林和曾子涵，戚青松一起想要改变这个模式。

这趟开往生物医药春天的列车，他希望能够帮助中美齐头并进。

“假如医疗技术人士能够从一开始就对公司运营、中美临床试验乃至监管标准有了解，也有资源去推进，那么创业成功的难度就会大大降低，技术也能更快地进入市场，对团队以及对国内的患者是双赢。”

曾子涵是尚香集团美国副总裁，尚香集团致力于让食品与与科技相结合，与高校合作从全球产地源头进行严格的把控以提供健康有机食品。同时与俞浩博士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立了OncoTroy Inc，在担任CFO期间，OncoTroy公司在他帮助下在中佛罗里达大学设立实验室并与中佛罗里达大学达成战略合作以致力于研究创新的溶瘤病毒疗法以应对乳腺癌病症。

李政林曾有多年生物医药领域投资经验，投资过的公司包括Nebula Genomics、Persephone Biome、Epinomics等，并在JLABS强生创新中心担任导师。

戚青松在全球大型养老基金资产管理公司Rayliant Global Advisors担任董事长特别助理，同时运营家族办公室IHSVInc，在投资管理领域拥有丰富经验。投资公司包括ImmixBio，Bexionpharma，NEXTtrucking，Chic-Robot

结合过去经验，三人建立了生物医药孵化器Laguna Incubator钠谷孵化器，希望能通过中国更加有效率的医学试验流程，加速公司发展，从一开始就拿下CFDA，同时也为公司在美国同期申报及融资之路提供了更多实证支持。

如何完成帮助先进技术两岸落地？

“美国研发，中国测试，中美两地同步上市。”李政林这样描绘钠谷孵化器的蓝图。

在美国，波士顿、硅谷等地区的生物医药领域企业及大学研究所，源源不断地有创新在产生。在麻省，有超过430家生物医药公司，还有上百家学府，其中大部分都提供生物医药领域学位。比如钠谷的合作大学及机构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斯坦福、加州生物通信生命科学协会等。

不过，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与其他领域不同，在产品真正投入市场之前，临床试验是一个必经阶段，这也就意味着巨大的资金、时间及人力投入。

而在中国，临床试验对象招揽过程更加快速，可招揽的实验对象较多，也就比美国的临床试验效率更高。

搭建钠谷孵化器后，李政林及团队会为孵化公司提供公司运营、团队搭建、临床试验、FDA申报及CFDA同步申报等多个领域的支持。

比如孵化项目Everest Therapeutics，通过在纳米层级研制抗体而寻找治疗方案。创始人Rajib毕业于Caltech，在知名制药公司诺华（Novartis）做过科学家，过去的工作与创业都是技术导向的，并没有商业运营的经验。钠谷通过“合伙人级别”的资源支持，协助EverestTherapeutics完成了初期的市场调研、专利申请、在中国的初步临床测试，未来还将继续帮助其进行CFDA及FDA的申报以及通过国内的产业链资源帮助它进行国内市场拓展。

“这种未来的孵化模式能够深入产业链，这对于生物医药领域的创业公司来说很重要——医药领域重产业资源，需要产业知识和对两地不同审批制度的深入了解。”曾子涵表示，他曾经帮助Immix Therapeutics 的抗肿瘤药物一路通过了FDA的Phase II 阶段，其融资资金全部都投入在了美国的临床试验上，而创始人始终想要把这款药物尽快带到中国，却苦于没有足够的当地支持资源。

行业生机：更丰富的退出路径，更广泛的创业人群

以孵化撬动行业，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是生物医药整体领域正在焕发出新的光芒。

2018年，是生物医药领域数十年低迷后的高光时刻：Moderna上市，打破美国生物医药领域IPO规模记录；整个赛道全年募集资金总数达80亿美元。另一方面，香港去年放开了限制，允许仍未盈利的生物医药公司募资。

医疗行业也正在发生一场结构性调整——九死一生的开发过程过于冒险，大体量的药厂不再坚持自己开发，而是对购买已经有一定进展的新药有了更多兴趣；从另一个角度讲，像药明康德这样的企业给小团队提供了进行临床试验的可能性，也激发了创新。

“过去看一个药的团队，创始人和主要技术人员一定是50岁往上的，现在不一定了。因为不需要特别了解后期药物试验的过程，行业正在不断地分工、整合。”

以药为例。过去需要经历的流程是：药物发现、动物试验、小范围人体试验、一期临床试验、二期临床试验、三期临床试验、四期临床试验，到最后上市，才能获得丰厚回报。二、三期临床试验耗费甚巨，都是千万美金量级，然而有超过一半的企业都会在三期临床试验阶段失败。一个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平均耗费资金3-10亿美金，耗时8-10年。

现在，这个流程有可能简化为：药物发现、动物试验、小范围人体试验、一期临床试验、药厂收购并推进下一步临床试验。这让研发新药的中小型团队有了更多的退出渠道，也无需对后期的人体临床试验投入过多。

过去，体量庞大的公司占领了有限的赛道，而如今，生物医药领域正逐渐变化，不同的公司各司其职，更有效率地推动创新，让这个行业展现出了勃勃生机。2018年，美国市场有46 个生物医药领域的IPO以及超过370亿美元的收并购退出案例。

“我们切入这个市场，就是希望帮助这些创业公司在国内生根发芽，尽快完成技术落地，找到合适的合作方——多种多样的合作方，可以共同发展，可以是药厂或医疗公司等退出渠道；如果是诊疗技术，则帮助各大医院铺开落地；如果是AI公司，我们可以帮他们拿到医院的优质数据”。曾子涵表示， 他曾在中国区域进行数年天使投资，在中国本土项目上拥有丰富投资经验，并对创新项目有独到见解。

中国离接轨世界还有多远？

虽然世界范围内来看，生物医药的创新进展令人振奋，然而中国市场仍旧有着一个时间差。

21世纪初开始，中国审批药物的时间大约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三倍。药物审批缓慢，让仿制药甚至非法购买药物变成了有些患者无奈之下的选择。

2017年起，CFDA开始允许药企提交来自国外临床试验的数据，并表示将采取其他举措，加速审核。审批时间已经降至两到三年。2017年，中国已经将等待审批的新药积压数量从2.2万种减少到了4000种。另一方面，像钠谷这样的机构，也将推动生物医药的创新，以另一种方式更早地进入中国。

“当你细看几十年来我们测试、推进的技术，会发现我们已经走了很远。十年前我刚开始在MassBio （Massachusetts Biotechnology Council）工作时，人们跟我说治愈这个词会给病人带来不切实际的希望。然而现在我们真正可以说出这个词了——精准医疗、免疫疗法、细胞疗法给患者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麻省知名生物医药孵化器MassBio CEO Robert Coughlin的儿子曾患囊肿性纤维化，他也是因此投身医药行业，以了解儿子的遗传性疾病治疗方向上的最新进展。

希望当全球生物医药的*技术更多、更快地引进国内后，我们也能在中国发出这样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