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们的逃跑计划

好像一切都变得安静起来。

熙攘交错、霓虹点亮长夜的三里屯突然暗了；一直门庭若市的门店，不少挂出了各式转让信息；川流不息的北京机场冷清了许多；在通州的城中村宋庄一下子变得空荡荡，即便房东把租金降了一半，大部分屋子依旧是闲置的。

没人能说清，疫情期间到底多少“北漂”离开了，一个未经证实的数据是今年会有500万北漂离京。2020年4月，北京市租赁总体成交量环比上涨了48%，但依旧没有达到2019年春节后的最高水平。

时间往前拨5年，从2014年开始，“北漂”数量便开始减少，且降幅逐年增大。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2014年到2019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数量共减少77万。

最焦虑的要属“奔三”的人，他们面临着家庭和事业的双重压力，每一步都需要小心谨慎。疫情留出的大段空白时间，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深度思考：我要不要留在这个城市？我到底能不能留在这个城市？谁才是我最应该关心的人？

想清楚这个问题后，一些“奔三”的“北漂”们便开始行动了。今年3月，一大批“北漂”开始在闲鱼上出售自己的闲置物品，这意味着他们终将告别自己的梦想。

Tech星球（微信ID：tech618）就此采访了6位“奔三”的“北漂”，并选择记录下他们的故事。在北京，他们没有都美梦成真，也没有一夜暴富，更多的是面对现实的妥协和无奈。

选择离开的那一刻，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普通人，陪伴父母，赚钱养家似乎远比梦想更重要。

下一步该怎么走

文静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翻开日记本，在中间画了一道线，左边写上北京、右边写上重庆，开始了一场通宵达旦的思想斗争。

“我在北京可以赚多少钱？我在重庆能赚多少钱？” 她在心里问自己*个问题，顺手拿起来了计算器，开始计算，一顿折腾后，北京占了上风，北京+1分。

“5年后，我在北京能做到什么职级？在重庆能做到什么职级？”

“我在北京要立足的话，房子的问题该怎么办？”

一个个现实的问题一股脑涌来出来，文静在纸上奋笔疾书，即便已是凌晨1点，她依旧没有睡意，也根本睡不着。

她不清楚自己要不要继续留在这座城市。“我总是会想起以前的公司的一个前辈，35岁了，做了总监好几年，就再也没有升过职，而且依旧单身。”这会不会也是自己职业生涯的天花板？今年刚刚满30岁的文静曾多次反问自己。

作为电影行业的一位制片人，如今文静已经失业四个月，靠存款度日，“房租5100+生活费，各种开支算下来，差不多一个月要9000元”。

这是她来北京7年从未有过的经历，毕竟照她的履历——自己创过业，在多家大型公司做过制片人，月薪20K+，负责过很多知名的电影制片，比如古天乐的封帝之作《贪狼》。这样的履历，即便影视行业下行，找一份工作并不难，这给她去年底辞职的底气。

现实没有按照预期运转。影视行业从2018年开始入冬，2019年全年有近2000家影视公司关停，行业龙头万达在去年巨亏47.29亿元。

影视行业寒冬叠加疫情“黑天鹅”，让她投出去的简历大都石沉大海，收到的为数不多的一家公司邀约，对方只给出了1600元的底薪。面试完的当天，她就在心里嘀咕，“我们行业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受困扰的不仅仅是文静。

苏志，摄影师，1991年出生，武汉人。2019年，在经历了导演捐款跑路后，他的工作好不容易步入了正轨。就这样，他和妻子省吃俭用攒下了二十万块钱，去年在武汉买了房子，每个月要还4000多元的房贷。

今年1月至今，苏志没有一分钱收入，而妻子的公司每个月只发给她*工资，开始是2200元，后来因为是湖北籍，变成了3080元。

但这远远不够，两个人在北京的房租每个月要支出3500元，再加上一个月4000多的房贷，算得上入不敷出。

下一步该怎么走？没有人心中有确定的答案，*可以确定的是长期的无所事事，最能使人沮丧。

就连文静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作息一下子乱了。晚上，只要一闭眼，焦虑和迷茫便充满整个大脑，她总是熬到第二天中午，才有了些许睡意，但也只是浅浅的睡眠，“3点钟就起来了”。有段时间，她甚至患上了中度抑郁，医生让她吃药缓解，她强烈拒绝。

文静打算让自己忙起来，靠自己的行动和意志来击退抑郁症。

“白天出去拍视频，拍完回来剪，剪完发，发完晚上直播，直播结束到一两点，仍然睡不着，闭眼就想下一个文案”。但这种极端的做法并没有改善自己的情绪，反而加剧了焦虑，有一次直播的时候，她竟然当众大哭，粉丝劝都劝不住，于是她打算关掉直播。

终究是治标不治本。

苦，是暂时的

孤独和惆怅，总是很容易把人拽进回忆的漩涡中。

文静总是会想起从前。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因为父母管得太严，“出去跟朋友吃饭，都要求定点回家”，再加上从事影视行业的叔叔一句，“你要是想做电影做出成绩，那只能选择北京”。7年前，文静孤身北上。

年轻就是资本，“北漂”一族总是有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像文静这样憋着一股劲儿的年轻人不在少数。

2009年，高中肄业的阿坤揣着200块钱来到北京，一份4块钱的蛋炒饭、一包5毛钱的辣条是他每天所有摄入的能量。

金融从业者吴刚同样囊中羞涩，刚来的时候，他住在河北廊坊，每天换乘两波公交，再换乘地铁，三个小时才能到达公司。

摄影师苏志在北京的地下室里住了9个月，自费学习所有的摄影课程，他曾经在零下二十几度的晚上，蹲在路边帮服务的艺人修图，寒风刺骨，他需要不停地搓手才能继续工作。

文静也没有好多少。刚来北京，她就被中介坑了，临时搬家。因为没有电梯，她从六楼扛下了七八个袋子，拖着袋子搬去附近的房子。或许是因为袋子质量不好，或许是因为文静已经筋疲力尽了，拖最后一个袋子的时候，袋子被磨破了，东西散落了一地。

初入北京的生活总归不够光鲜，但逼仄的生活体验和糟糕的交通环境并没有击退他们，很多“北漂”坚持认为“苦是阶段性的”，让他们可以熬过这些苦难的是那些鲜活的梦想。

阿坤刚来北京的时候，居住在一个面积仅有五六平米，仅容得下一张1米8×1米2的床地下室里。因为手头紧，他来北京找工作的时候只有一个要求：找个能落脚的，包吃包住地方。而满足他要求的基本上只有两个工种：饭店服务员和保安。

于是，阿坤顺理成章成了青年路某高档小区的一名保安，小区现在的房价7万一平。

晚上值夜班的时候，他总是躺在小区柔软的草地上，望着天空遐想：我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或许是一个太抽象的话题，远远不如车子、房子、票子这些可以量化的指标更为实际。阿坤希望自己5年后可以成为千万富翁。金融从业者吴刚“北漂”的理由和阿坤高度一致，赚钱，足够多的钱。

但不是所有的梦想都可以物化。从小喜欢电影的文静则期待，有一天自己的名字能出现电影开头制片人那一栏，那样她就可以大声告诉所有人，“北漂”这些年没有白来。

这些想法在旁人听上去多少有些荒谬，但是在“北漂”们的心里，这并非遥不可及。

触手可及的梦想

阿坤并不清楚该怎么赚到1000万，但他知道靠做保安每个月1000元的工资收入肯定是不行的。

因此，来到北京第二年，他转行做了房产经纪人。阿坤形容自己进入这个行业是误打误撞。2011年，招聘网站还未大规模兴起，像阿坤这样的“北漂”找工作，更多的是靠路边贴出来的招聘广告和一家挨着一家打听。

那年国庆假期，他刚好看到附近的房产公司的门店开着门，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他竟直冲冲走了进去。“你们这个活儿我能干么？”阿坤问道。“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他就问我，你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干保安的。那个负责人就说自己之前也是干保安的，你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阿坤很庆幸自己入对了行。这里不看出身，不需要混资历，拼得就是实打实的销售业绩，所有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拼的是努力。

阿坤每天工作到凌晨2点，“也可能真的适合这一行”，那一年，阿坤的收入火箭式上升，一个月可以赚到1万多。收入一旦改变，北漂们*想到的事儿就是搬个舒服点儿的房子。来北京第二年，他从地下室搬到了地上，这也让他*次有机会在阳光下打量自己腿上因潮湿而泛起密密麻麻的红疹。第三年，月收入近2万；第四年，年薪有50来万。

如今，疫情来了，阿坤所在的房产行业没有了往日的快速增长。

编剧徐雯雯来北京3年了，她*的梦想能有一个自己署名的作品。

入行*年，她加入了一个工作室，只有稿费没有底薪，但拿到稿费的前提是甲方通过了剧本，并且将酬劳全部结算给公司。

*年，因为剧本没有通过，整整一年，徐雯雯收入没过万元，其中1/2的钱是公司发给她的过年费，而剩余的约3200元，是某个项目的定金，她靠着接一些私活勉强维持生活。

本着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的原则，工作室总是同时接好几个剧本，徐雯雯也是多线条工作。文艺工作者创造力最丰富的时候大多是深夜，加上工作繁忙，徐雯雯总是从下午三四点写到第二天早上10点左右，每年的除夕夜，她都在赶稿子。

去年，她终于接近了自己的梦想，“甲方看了前五集，就觉得可能成为爆款，我们当时都觉得甲方肯定不会退货”。甲方甚至已经定下了导演，演员遴选也提上了日程。

但工作室的老板觉得不满意，过来横叉一杠，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要求推倒重来，双方经常因为这个剧本开会，确切地说争吵到晚上10点，11点。在公司，她强忍着压力，下班后，她总是在滴滴的快车上抱头痛哭。

她和老板的矛盾逐渐加深，“他总是批评我们说写得不行，故事感不够强烈”。更过分的是，疫情期间，老板从老家回来，隔离期未结束，就要求徐雯雯去公司和老板一起开会。

从那个时候起，她浑身起满了疹子，“疹子其实代表我的一个焦虑状态，因为我有神经性皮炎”。但她没想过放弃，天生对猫毛过敏的她甚至领养了一只猫，“我想看看我能不能对猫毛产生抗体，我想尝试着对抗一下”。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只猫更像是现实生活的映射，表面上是对抗猫毛，实际上，徐雯雯想用这种近乎极端的方式，让自己对眼下的压力与焦虑产生抗体。

徐雯雯想等到那一天，等到所有人都进组后，她才能有署名权，“中途离开是没有署名的，那会很可惜”。

短暂的舒适VS长期的无力

几乎所有的“北漂”们曾享受过短暂的舒适生活。

2015年，双创热潮卷着热钱吹到了各行各业。

这一年，网贷平台涨至3464家，相比三年前，翻了5倍。吴刚的收入也水涨船高，最多的一个月，吴刚的工资就有17万，工资发下来后，他马上全款买了辆车。

文静所在的影视行业更是离谱，“片子只有一张海报，一堆人就要投资，最夸张的时候，一个礼拜就搞定了”。行业上行，文静跟着消费升级，包包逐渐从小众奢侈品到Gucci、LV，“但也只有几个”。如果没有疫情，她甚至打算今年给自己买辆车，“总不能坐地铁出去跟人谈项目吧”。

一个月收入过万后，阿坤去三里屯花了五六千买了一件他最心爱的球衣，“连眼睛都没眨”。

看似优雅舒适的生活，并不能抵得过漂泊的无力感。

去年国庆节，徐雯雯的父亲经历了一场11个小时的手术。而她却要在外面一边忍耐着担心，一边沟通工作，父亲手术结束后，第二天，她便需要熬夜2天内写出来一个季的剧本，而这个工作量平时需要一个礼拜，她根本没有时间照顾父亲。

作为国内TOP级互联网公司某项目的负责人，甘露把互联网吃得通透。但在疫情期间，自己的父母从老家回到工作地，却因为不知道如何办理隔离手续，差点儿露宿街头，“我就觉得我知道这么多，但帮不到我父母”。

漂泊的无力感更多的来源于房子。“北漂”们永远会回到现实，他们清楚地知道：站稳脚跟，比生活得舒适优雅更加重要。

吴刚曾想过买一套房子，在北京最辉煌的时候是2017年，一年税后收入近百万。那一年，他想着把家里的房子卖掉，第二年在北京买房。但是，到了2018年下半年，互金行业到达冰点，吴刚的收入断崖式下跌，一年下来，收入也就二三十万。吴刚知道，买房几乎是不可能的。

阿坤也不想再跟自己较真了。来北京的第十个年头，他很少再提及自己千万富翁的理想。“慢慢你也就想通了，你知道那个不现实。”2014年和2015年，他在老家武汉买了两套房子，“把他们一卖也可以付个首付，但是月供就得1万多，我觉得不值得”。

他*次意识到，原来不仅秋刀鱼、肉罐头、保鲜纸会过期，就连梦想也会过期。他最新的目标是，每天健身，瘦到160斤。

「回不去的才是天堂」

一旦“北漂”们意识到，梦想实现的概率越来越低，离开的种子便在心里种上了，疫情更是加速了种子的生根发芽。

从晚上十一点到凌晨四点，在对比了多项指标后，写满了好几页纸后，文静也终于得出的结果是：重庆的得分比北京的高。

这让她突然变得踏实了很多。文静开始将回重庆的计划提上日程，在下个季度缴纳房租前的最后一天，她决定彻底告别这座城市。她心里越发明白一个道理，“不是舍不得离开北京，是舍不得放弃自己的梦想”。

她开始不再幻想电影开头制片人那一列出现自己的名字，而是有了一个更加实际的目标：去自己前辈的公司里做电商运营。

摄影师苏志和妻子的撤离显得更为仓促。

4月底，夫妻二人刚刚从武汉回京。即便已经复工了，但妻子的公司实行减薪制度，只发60%的工资，扣完社保和公积金，只够缴纳房租。苏志所在的影视行业，在经过了去年的寒冬之后，今年更是雪上加霜，整个行业没有需求，基本上大部分摄影师都没有工作，“我就知道我们在北京应该待不下去了”。

夫妻二人决定在6月前退掉北京的房子，回武汉创业，“帮别人拍拍婚纱照，拍拍毕业照之类的”。

但不是所有人都像苏志这么干脆。

5月初，30岁的吴刚开着一辆空车回了河南，他虽然提了离职，但是行李全部在北京，房子也没有退，即便，工资已经断崖式下跌，但他依然纠结，“就是舍不得，毕竟是奋斗过的地方”。而河南也同样让他放不下，两个月前，他刚刚“升级”为新手奶爸，在北京奋斗，意味着缺席孩子的大部分成长。

徐雯雯还在等着梦想实现的那一刻。实现的前提是，演员确定档期，并且整个拍摄过程，她都不能离开，而疫情将这个时间无限拖延。

“那如果演员一直不能确定档期呢？”徐雯雯在心里问自己。她心里清楚，这个城市无时无刻不在剧烈变化。就像某一天早上，她准备起床去楼下心爱的菜市场买个烧饼吃，却发现菜市场一夜间之间被拆除了。“来得快，去得也快。”她在心里嘟囔。

“那就直接放弃吧。”她给出了答案。

这个决定意味着在北京3年，徐雯雯将一无所有。这个时候，她又会怀疑自己，“这三年忙忙碌碌，但最后到底为了什么呢？”

这个问题，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疫情留给每个人大段大段的空白时间，它让每一个北漂们开始思考：我的未来到底在哪里？我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什么才是我最关心的人？

想明白这个问题，一切就变得简单了。

4月29日23点59分，甘露和朋友围坐在桌子前。几个女孩子从23点59分五十秒开始倒数：10、9、8......她用这样的方式告别了北京，回到西安，陪伴父母。

阿坤自从去年12月回湖北老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不仅仅是疫情阻断了他回京的路，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北漂”10年，他一直在帮别人安家，而自己却无法在此安家。

10年漂泊，终究还是回到了故乡。但北京依然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你已经完全听不出来他是武汉人，他说话的时候带有明显的儿化音，偶尔还会吞字，比如西红柿炒鸡蛋，他会读成“ xiong  shi  炒鸡蛋”。

在确定离开之后，文静偶然听到了腾格尔的《天堂》，那是她*次深刻理解这首歌的含义，“回不去的才叫天堂”。

那留不住的呢？大概就是青春和梦想。

每个人都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就在几天前，文静的师妹斩钉截铁地告诉她，哪怕这辈子不结婚，不生孩子，我死都要死在北京。而像文静、阿坤、苏志、吴刚这样奔三的人似乎已经被现实磨平了梦想，你必须承认自己的平庸，然后笑着向前。

每天都有无数的人涌入这个飞快旋转的城市——带着他们的宏伟蓝图，或者肥皂泡般的梦想；每天，也有无数的人离开这个生硬冷漠的，由摩天大楼组成的森林——留下他们的眼泪。

这依然是一座有活力的城市。这里，有希望也有失望，有欢笑也有泪水，而这才是城市，是城市日复一日的故事。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文静、苏志、阿坤、徐雯雯、吴刚、甘露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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