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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们的逃跑计划

今年3月,一大批“北漂”开始在闲鱼上出售自己的闲置物品,这意味着他们终将告别自己的梦想。
2020-06-01 07:51 · Tech星球  林默默   
   

好像一切都变得安静起来。

熙攘交错、霓虹点亮长夜的三里屯突然暗了;一直门庭若市的门店,不少挂出了各式转让信息;川流不息的北京机场冷清了许多;在通州的城中村宋庄一下子变得空荡荡,即便房东把租金降了一半,大部分屋子依旧是闲置的。

没人能说清,疫情期间到底多少“北漂”离开了,一个未经证实的数据是今年会有500万北漂离京。2020年4月,北京市租赁总体成交量环比上涨了48%,但依旧没有达到2019年春节后的最高水平。

时间往前拨5年,从2014年开始,“北漂”数量便开始减少,且降幅逐年增大。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2014年到2019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数量共减少77万。

最焦虑的要属“奔三”的人,他们面临着家庭和事业的双重压力,每一步都需要小心谨慎。疫情留出的大段空白时间,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深度思考:我要不要留在这个城市?我到底能不能留在这个城市?谁才是我最应该关心的人?

想清楚这个问题后,一些“奔三”的“北漂”们便开始行动了。今年3月,一大批“北漂”开始在闲鱼上出售自己的闲置物品,这意味着他们终将告别自己的梦想。

Tech星球(微信ID:tech618)就此采访了6位“奔三”的“北漂”,并选择记录下他们的故事。在北京,他们没有都美梦成真,也没有一夜暴富,更多的是面对现实的妥协和无奈。

选择离开的那一刻,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普通人,陪伴父母,赚钱养家似乎远比梦想更重要。

下一步该怎么走

文静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翻开日记本,在中间画了一道线,左边写上北京、右边写上重庆,开始了一场通宵达旦的思想斗争。

“我在北京可以赚多少钱?我在重庆能赚多少钱?” 她在心里问自己*个问题,顺手拿起来了计算器,开始计算,一顿折腾后,北京占了上风,北京+1分。

“5年后,我在北京能做到什么职级?在重庆能做到什么职级?”

“我在北京要立足的话,房子的问题该怎么办?”

一个个现实的问题一股脑涌来出来,文静在纸上奋笔疾书,即便已是凌晨1点,她依旧没有睡意,也根本睡不着。

她不清楚自己要不要继续留在这座城市。“我总是会想起以前的公司的一个前辈,35岁了,做了总监好几年,就再也没有升过职,而且依旧单身。”这会不会也是自己职业生涯的天花板?今年刚刚满30岁的文静曾多次反问自己。

作为电影行业的一位制片人,如今文静已经失业四个月,靠存款度日,“房租5100+生活费,各种开支算下来,差不多一个月要9000元”。

这是她来北京7年从未有过的经历,毕竟照她的履历——自己创过业,在多家大型公司做过制片人,月薪20K+,负责过很多知名的电影制片,比如古天乐的封帝之作《贪狼》。这样的履历,即便影视行业下行,找一份工作并不难,这给她去年底辞职的底气。

现实没有按照预期运转。影视行业从2018年开始入冬,2019年全年有近2000家影视公司关停,行业龙头万达在去年巨亏47.29亿元。

影视行业寒冬叠加疫情“黑天鹅”,让她投出去的简历大都石沉大海,收到的为数不多的一家公司邀约,对方只给出了1600元的底薪。面试完的当天,她就在心里嘀咕,“我们行业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受困扰的不仅仅是文静。

苏志,摄影师,1991年出生,武汉人。2019年,在经历了导演捐款跑路后,他的工作好不容易步入了正轨。就这样,他和妻子省吃俭用攒下了二十万块钱,去年在武汉买了房子,每个月要还4000多元的房贷。

今年1月至今,苏志没有一分钱收入,而妻子的公司每个月只发给她*工资,开始是2200元,后来因为是湖北籍,变成了3080元。

但这远远不够,两个人在北京的房租每个月要支出3500元,再加上一个月4000多的房贷,算得上入不敷出。

下一步该怎么走?没有人心中有确定的答案,*可以确定的是长期的无所事事,最能使人沮丧。

就连文静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作息一下子乱了。晚上,只要一闭眼,焦虑和迷茫便充满整个大脑,她总是熬到第二天中午,才有了些许睡意,但也只是浅浅的睡眠,“3点钟就起来了”。有段时间,她甚至患上了中度抑郁,医生让她吃药缓解,她强烈拒绝。

文静打算让自己忙起来,靠自己的行动和意志来击退抑郁症。

“白天出去拍视频,拍完回来剪,剪完发,发完晚上直播,直播结束到一两点,仍然睡不着,闭眼就想下一个文案”。但这种极端的做法并没有改善自己的情绪,反而加剧了焦虑,有一次直播的时候,她竟然当众大哭,粉丝劝都劝不住,于是她打算关掉直播。

终究是治标不治本。

苦,是暂时的

孤独和惆怅,总是很容易把人拽进回忆的漩涡中。

文静总是会想起从前。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因为父母管得太严,“出去跟朋友吃饭,都要求定点回家”,再加上从事影视行业的叔叔一句,“你要是想做电影做出成绩,那只能选择北京”。7年前,文静孤身北上。

年轻就是资本,“北漂”一族总是有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像文静这样憋着一股劲儿的年轻人不在少数。

2009年,高中肄业的阿坤揣着200块钱来到北京,一份4块钱的蛋炒饭、一包5毛钱的辣条是他每天所有摄入的能量。

金融从业者吴刚同样囊中羞涩,刚来的时候,他住在河北廊坊,每天换乘两波公交,再换乘地铁,三个小时才能到达公司。

摄影师苏志在北京的地下室里住了9个月,自费学习所有的摄影课程,他曾经在零下二十几度的晚上,蹲在路边帮服务的艺人修图,寒风刺骨,他需要不停地搓手才能继续工作。

文静也没有好多少。刚来北京,她就被中介坑了,临时搬家。因为没有电梯,她从六楼扛下了七八个袋子,拖着袋子搬去附近的房子。或许是因为袋子质量不好,或许是因为文静已经筋疲力尽了,拖最后一个袋子的时候,袋子被磨破了,东西散落了一地。

初入北京的生活总归不够光鲜,但逼仄的生活体验和糟糕的交通环境并没有击退他们,很多“北漂”坚持认为“苦是阶段性的”,让他们可以熬过这些苦难的是那些鲜活的梦想。

阿坤刚来北京的时候,居住在一个面积仅有五六平米,仅容得下一张1米8×1米2的床地下室里。因为手头紧,他来北京找工作的时候只有一个要求:找个能落脚的,包吃包住地方。而满足他要求的基本上只有两个工种:饭店服务员和保安。

于是,阿坤顺理成章成了青年路某高档小区的一名保安,小区现在的房价7万一平。

晚上值夜班的时候,他总是躺在小区柔软的草地上,望着天空遐想:我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或许是一个太抽象的话题,远远不如车子、房子、票子这些可以量化的指标更为实际。阿坤希望自己5年后可以成为千万富翁。金融从业者吴刚“北漂”的理由和阿坤高度一致,赚钱,足够多的钱。

但不是所有的梦想都可以物化。从小喜欢电影的文静则期待,有一天自己的名字能出现电影开头制片人那一栏,那样她就可以大声告诉所有人,“北漂”这些年没有白来。

这些想法在旁人听上去多少有些荒谬,但是在“北漂”们的心里,这并非遥不可及。

触手可及的梦想

阿坤并不清楚该怎么赚到1000万,但他知道靠做保安每个月1000元的工资收入肯定是不行的。

因此,来到北京第二年,他转行做了房产经纪人。阿坤形容自己进入这个行业是误打误撞。2011年,招聘网站还未大规模兴起,像阿坤这样的“北漂”找工作,更多的是靠路边贴出来的招聘广告和一家挨着一家打听。

那年国庆假期,他刚好看到附近的房产公司的门店开着门,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他竟直冲冲走了进去。“你们这个活儿我能干么?”阿坤问道。“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他就问我,你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干保安的。那个负责人就说自己之前也是干保安的,你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阿坤很庆幸自己入对了行。这里不看出身,不需要混资历,拼得就是实打实的销售业绩,所有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拼的是努力。

阿坤每天工作到凌晨2点,“也可能真的适合这一行”,那一年,阿坤的收入火箭式上升,一个月可以赚到1万多。收入一旦改变,北漂们*想到的事儿就是搬个舒服点儿的房子。来北京第二年,他从地下室搬到了地上,这也让他*次有机会在阳光下打量自己腿上因潮湿而泛起密密麻麻的红疹。第三年,月收入近2万;第四年,年薪有50来万。

如今,疫情来了,阿坤所在的房产行业没有了往日的快速增长。

编剧徐雯雯来北京3年了,她*的梦想能有一个自己署名的作品。

入行*年,她加入了一个工作室,只有稿费没有底薪,但拿到稿费的前提是甲方通过了剧本,并且将酬劳全部结算给公司。

*年,因为剧本没有通过,整整一年,徐雯雯收入没过万元,其中1/2的钱是公司发给她的过年费,而剩余的约3200元,是某个项目的定金,她靠着接一些私活勉强维持生活。

本着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的原则,工作室总是同时接好几个剧本,徐雯雯也是多线条工作。文艺工作者创造力最丰富的时候大多是深夜,加上工作繁忙,徐雯雯总是从下午三四点写到第二天早上10点左右,每年的除夕夜,她都在赶稿子。

去年,她终于接近了自己的梦想,“甲方看了前五集,就觉得可能成为爆款,我们当时都觉得甲方肯定不会退货”。甲方甚至已经定下了导演,演员遴选也提上了日程。

但工作室的老板觉得不满意,过来横叉一杠,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要求推倒重来,双方经常因为这个剧本开会,确切地说争吵到晚上10点,11点。在公司,她强忍着压力,下班后,她总是在滴滴的快车上抱头痛哭。

她和老板的矛盾逐渐加深,“他总是批评我们说写得不行,故事感不够强烈”。更过分的是,疫情期间,老板从老家回来,隔离期未结束,就要求徐雯雯去公司和老板一起开会。

从那个时候起,她浑身起满了疹子,“疹子其实代表我的一个焦虑状态,因为我有神经性皮炎”。但她没想过放弃,天生对猫毛过敏的她甚至领养了一只猫,“我想看看我能不能对猫毛产生抗体,我想尝试着对抗一下”。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只猫更像是现实生活的映射,表面上是对抗猫毛,实际上,徐雯雯想用这种近乎极端的方式,让自己对眼下的压力与焦虑产生抗体。

徐雯雯想等到那一天,等到所有人都进组后,她才能有署名权,“中途离开是没有署名的,那会很可惜”。

短暂的舒适VS长期的无力

几乎所有的“北漂”们曾享受过短暂的舒适生活。

2015年,双创热潮卷着热钱吹到了各行各业。

这一年,网贷平台涨至3464家,相比三年前,翻了5倍。吴刚的收入也水涨船高,最多的一个月,吴刚的工资就有17万,工资发下来后,他马上全款买了辆车。

文静所在的影视行业更是离谱,“片子只有一张海报,一堆人就要投资,最夸张的时候,一个礼拜就搞定了”。行业上行,文静跟着消费升级,包包逐渐从小众奢侈品到Gucci、LV,“但也只有几个”。如果没有疫情,她甚至打算今年给自己买辆车,“总不能坐地铁出去跟人谈项目吧”。

一个月收入过万后,阿坤去三里屯花了五六千买了一件他最心爱的球衣,“连眼睛都没眨”。

看似优雅舒适的生活,并不能抵得过漂泊的无力感。

去年国庆节,徐雯雯的父亲经历了一场11个小时的手术。而她却要在外面一边忍耐着担心,一边沟通工作,父亲手术结束后,第二天,她便需要熬夜2天内写出来一个季的剧本,而这个工作量平时需要一个礼拜,她根本没有时间照顾父亲。

作为国内TOP级互联网公司某项目的负责人,甘露把互联网吃得通透。但在疫情期间,自己的父母从老家回到工作地,却因为不知道如何办理隔离手续,差点儿露宿街头,“我就觉得我知道这么多,但帮不到我父母”。

漂泊的无力感更多的来源于房子。“北漂”们永远会回到现实,他们清楚地知道:站稳脚跟,比生活得舒适优雅更加重要。

吴刚曾想过买一套房子,在北京最辉煌的时候是2017年,一年税后收入近百万。那一年,他想着把家里的房子卖掉,第二年在北京买房。但是,到了2018年下半年,互金行业到达冰点,吴刚的收入断崖式下跌,一年下来,收入也就二三十万。吴刚知道,买房几乎是不可能的。

阿坤也不想再跟自己较真了。来北京的第十个年头,他很少再提及自己千万富翁的理想。“慢慢你也就想通了,你知道那个不现实。”2014年和2015年,他在老家武汉买了两套房子,“把他们一卖也可以付个首付,但是月供就得1万多,我觉得不值得”。

他*次意识到,原来不仅秋刀鱼、肉罐头、保鲜纸会过期,就连梦想也会过期。他最新的目标是,每天健身,瘦到160斤。

「回不去的才是天堂」

一旦“北漂”们意识到,梦想实现的概率越来越低,离开的种子便在心里种上了,疫情更是加速了种子的生根发芽。

从晚上十一点到凌晨四点,在对比了多项指标后,写满了好几页纸后,文静也终于得出的结果是:重庆的得分比北京的高。

这让她突然变得踏实了很多。文静开始将回重庆的计划提上日程,在下个季度缴纳房租前的最后一天,她决定彻底告别这座城市。她心里越发明白一个道理,“不是舍不得离开北京,是舍不得放弃自己的梦想”。

她开始不再幻想电影开头制片人那一列出现自己的名字,而是有了一个更加实际的目标:去自己前辈的公司里做电商运营。

摄影师苏志和妻子的撤离显得更为仓促。

4月底,夫妻二人刚刚从武汉回京。即便已经复工了,但妻子的公司实行减薪制度,只发60%的工资,扣完社保和公积金,只够缴纳房租。苏志所在的影视行业,在经过了去年的寒冬之后,今年更是雪上加霜,整个行业没有需求,基本上大部分摄影师都没有工作,“我就知道我们在北京应该待不下去了”。

夫妻二人决定在6月前退掉北京的房子,回武汉创业,“帮别人拍拍婚纱照,拍拍毕业照之类的”。

但不是所有人都像苏志这么干脆。

5月初,30岁的吴刚开着一辆空车回了河南,他虽然提了离职,但是行李全部在北京,房子也没有退,即便,工资已经断崖式下跌,但他依然纠结,“就是舍不得,毕竟是奋斗过的地方”。而河南也同样让他放不下,两个月前,他刚刚“升级”为新手奶爸,在北京奋斗,意味着缺席孩子的大部分成长。

徐雯雯还在等着梦想实现的那一刻。实现的前提是,演员确定档期,并且整个拍摄过程,她都不能离开,而疫情将这个时间无限拖延。

“那如果演员一直不能确定档期呢?”徐雯雯在心里问自己。她心里清楚,这个城市无时无刻不在剧烈变化。就像某一天早上,她准备起床去楼下心爱的菜市场买个烧饼吃,却发现菜市场一夜间之间被拆除了。“来得快,去得也快。”她在心里嘟囔。

“那就直接放弃吧。”她给出了答案。

这个决定意味着在北京3年,徐雯雯将一无所有。这个时候,她又会怀疑自己,“这三年忙忙碌碌,但最后到底为了什么呢?”

这个问题,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疫情留给每个人大段大段的空白时间,它让每一个北漂们开始思考:我的未来到底在哪里?我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什么才是我最关心的人?

想明白这个问题,一切就变得简单了。

4月29日23点59分,甘露和朋友围坐在桌子前。几个女孩子从23点59分五十秒开始倒数:10、9、8......她用这样的方式告别了北京,回到西安,陪伴父母。

阿坤自从去年12月回湖北老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不仅仅是疫情阻断了他回京的路,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北漂”10年,他一直在帮别人安家,而自己却无法在此安家。

10年漂泊,终究还是回到了故乡。但北京依然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你已经完全听不出来他是武汉人,他说话的时候带有明显的儿化音,偶尔还会吞字,比如西红柿炒鸡蛋,他会读成“ xiong  shi  炒鸡蛋”。

在确定离开之后,文静偶然听到了腾格尔的《天堂》,那是她*次深刻理解这首歌的含义,“回不去的才叫天堂”。

那留不住的呢?大概就是青春和梦想。

每个人都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就在几天前,文静的师妹斩钉截铁地告诉她,哪怕这辈子不结婚,不生孩子,我死都要死在北京。而像文静、阿坤、苏志、吴刚这样奔三的人似乎已经被现实磨平了梦想,你必须承认自己的平庸,然后笑着向前。

每天都有无数的人涌入这个飞快旋转的城市——带着他们的宏伟蓝图,或者肥皂泡般的梦想;每天,也有无数的人离开这个生硬冷漠的,由摩天大楼组成的森林——留下他们的眼泪。

这依然是一座有活力的城市。这里,有希望也有失望,有欢笑也有泪水,而这才是城市,是城市日复一日的故事。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文静、苏志、阿坤、徐雯雯、吴刚、甘露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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