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岁,中国最隐秘的上市公司CEO

相比很多在内地豪赚的企业家,邵逸夫在内地的生意少得可怜,很多接受他捐赠的地方,起初甚至都不清楚,他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
2021-02-17 10:58 · 微信公众号:华商韬略  华商韬略   
   

他是全球任期时间最长的上市公司CEO。

他出生时,慈禧还活着;他念中学时,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历经清朝、北洋政府、民国、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香港回归,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尊“神祇”。

作为曾经的亚洲娱乐之王,他拍了一千多部电影和电视剧,是香港成就“东方好莱坞”的奠基人;他捧红了数以千计的明星,包括“四大天王”和一代代“港姐”。

但他缔造的广阔娱乐版图,在另一张图前却黯然失色——遍布中国的、密密麻麻的逸夫楼分布图。而他公司拍的所有电影,精彩程度也都不及他本身的百年人生传奇。

他就是,活了107岁的邵逸夫。

01 被逼下南洋

1907年,邵逸夫出生于浙江宁波,后到上海念书。他本名邵仁楞,在家中排行老六,“逸夫”是他后来自起的“号”,意为一生安逸。

邵家曾是沪上的大户人家,其父邵玉轩经营颜料生意,颇有名望,去世时包括康有为等名流都曾前往吊唁。

就在邵逸夫出生的那一年,父亲邵玉轩第一次看到电影,然后决定投资,当时,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刚诞生2年。

中学时,邵逸夫经历父亲去世和家道中落,家产只留下一栋房子和一家剧院。在优越环境成长的兄弟几人均无意接手父亲的颜料生意,而是抱团闯进了尚属草创时期的电影行业。

1925年,大哥邵醉翁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担任经理,其他几个兄弟则分管会计、发行等。

邵氏兄弟都很有能力,天一影片也迅速崛起,依靠古装片闯出一片天地。

但天一影片的发展侵蚀了传统电影公司的利益,并因此遭遇反制。1927年,“明星”公司联合其他5家电影公司成立了“六合影业”,试图以强大资源优势围剿天一影片等后起之秀。

六合影业与包括南洋片商在内的发行商签订合约,六合、天一只能“二选一”。

当时的六合占据中国电影市场大半江山,各发行商不敢得罪,纷纷拒绝经销天一的影片。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场记录在案的商战,史称“六合围剿”。

遭围剿之下,天一风雨飘摇。中学毕业后,邵逸夫义不容辞地加入天一影业,与兄弟们并肩作战。因为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被安排南下新加坡,去发展当时已是中国商人重要海外疆土的南洋市场。

但“围剿”行动让通过南洋市场的通道也都被堵死,邵氏兄弟只能开辟新市场。20岁的邵逸夫于是带着无声放映机和天一的影片去到穷乡僻壤,向乡民们推销电影。

他住乡村的小店,有时甚至露宿野外,当时放电影需要人力手摇,一场电影下来,往往累到胳膊都抬不起来。

两年后,六合从内部瓦解,围剿战以邵氏兄弟取胜告终。收复国内失地的同时,他们也在南洋站稳了脚跟,开始两地发展。

此后几年,邵氏兄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拥有了超过100家电影院和9家游乐场,建立了完整的娱乐产业链条。

当邵氏因国内形势变化迁往香港后,南洋版图是其根基,这段围剿往事也被解读为世事难料:如果没有当年的被迫下南洋,邵氏电影帝国的发展未必会如此顺利。

02 与死亡亲密接触

活了107岁的邵逸夫,绝对是上天眷顾的人。

他一生多次历险,但最终都安然无恙,继续潇洒走世界。

1930年,邵氏决定发展有声电影,邵逸夫前往美国购买有声器材。途中,乘坐的轮船触礁沉没,他抱着一块木舢板,漂泊了一夜,被救生还。

惊魂未定,邵逸夫却决定继续之前的计划,到好莱坞买回了所需的“讲话机器”。

带着这部机器回国,他亲任导演和制片,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并创造出票房奇迹:成本仅一万元的影片,收获了百万级的回报。

邵氏电影在国内和南洋齐头并进之际,抗日战争爆发。日寇对中国和南洋的全面入侵摧毁了电影行业,邵氏多年的积淀面临崩盘,生意难以为继,影院被迫关门。

在新加坡,邵氏旗下所有的戏院都被“充公”,沦陷时期,邵逸夫还因放映抗日纪录片、散发抗日传单被抓。幸运的是,他未遭受严刑拷打,并在两周后获释。

“当时我以为我死定了。”邵逸夫后来回忆说。

抗战胜利后,邵氏电影重新出发,邵逸夫在新加坡重建“邵氏兄弟”,二哥邵仁棣回香港创建“邵氏父子”。

分离之后,邵逸夫在新加坡做得顺风顺水,但哥哥在香港市场却举步维艰。因为当时的香港,已经有了“电懋”和“长城”两大电影公司,“邵氏父子”只能夹缝求生。

年岁偏大的邵仁棣无心恋战,写信向兄弟们求援,希望有人前往执掌大局。

1957年,邵逸夫接受挑战,来到香港,并于次年在“邵氏父子”的基础上成立邵氏兄弟影视公司。

03 51岁再出发

在香港成立邵氏兄弟的这一年,邵逸夫已经51岁。

到香港之前,他曾去美国考察,并在考察中认定:邵氏的电影事业需要的不是恢复,而是更进一步。具体计划是,在香港建立一个全产业链条,包揽影院、影片拍摄和发行。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邵逸夫赌上了全部身家。

拍电影需要摄影厂,建厂就得买地。香港寸土寸金,邵逸夫只买得起清水湾的一座荒山。然后开荒拓地,邵逸夫建成了电影制片厂,仅地价和土方就花费了50万港元。

电影是一个严重依赖人的产业。如何突出重围,邵逸夫首先走的就是挖人路线,用比对手更好的待遇,从对手处挖人,做出比对手更好的作品。

他先是请来导演李翰祥,又以双倍薪酬挖来了电懋的头牌女星林黛。这对组合随后创作了《貂禅》和《江山美人》,连创票房纪录。

打响第一炮之后,邵氏兄弟又拍摄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电影引发了轰动,火遍港澳台和东南亚。当年曾有报道称,一位台湾的老太太连续看了100多场,还在台湾引发了黄梅戏热潮。

邵氏兄弟通过这种办法杀出一条血路,但竞争刚刚开始,其主要竞争对手是电懋公司。电懋老板陆运涛的父亲是当时的新马首富,家族财富远超邵氏。这两家公司一度斗得水深火热,甚至互派“间谍”,竞拍相同题材的影片,闹得香港影坛鸡飞狗跳。

争斗中,邵氏和电懋都“很受伤”,两家企业遂签订了一份良性竞争条约。但条约还没来得及履行,1964年,陆运涛和电懋其他近60名高管在从台湾飞香港的途中,不幸飞机失事,机上乘客全部罹难,电懋也就此退出电影舞台。

这次意外,也被称为改变香港电影史的一次空难。

04 影响世界的邵氏流派

竞争对手意外退场后,邵氏兄弟突飞猛进,每年有超过40部影片制作完成,流向世界各地。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巅峰期,每周都有超过200万观众观看邵氏的电影。

邵逸夫也因此被称为亚洲的“娱乐之王”。

邵氏的崛起不仅改变了香港影坛,也影响了世界电影行业。时至今日,邵逸夫的风格仍深深烙刻在诸多电影之中。

邵逸夫之前,香港是文艺片的天下,本土影片大多只能在小剧院播放,大市场被进口片占据。1966年,邵氏兄弟的《独臂刀》上映,这是邵氏武侠的开山之作,也是中国影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该电影令邵逸夫狂收百万票房。

这部电影之后,香港影业的主流转向商业片,邵氏紧接着推出了同样留名影史的《大醉侠》,武侠片、功夫片从此正式成为新的流派。

邵氏时期的电影,均带有浓重的“邵逸夫情结”。

虽然经常去欧美取经,但邵逸夫的电影理念迥异于欧美,他希望在电影里突出家国情怀,强调忠孝、仁义,将侠义贯穿电影的始终。

这也是早期武侠片得以风靡的最根本原因,其重要性大于炫目的武术动作设计。

以邵氏武侠片为起点,香港开始拥有角逐、影响世界电影潮流的资本。这一流派被发扬光大后,有了李小龙、成龙、李连杰,影响了吴宇森、昆汀-塔伦蒂诺,并催生了如今好莱坞大片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打斗动作,“Kungfu”也成了英文中的固有单词。

作为该流派的起点,外界一度以“有华人处必有邵氏电影”来形容其影响力。

在此过程中,邵逸夫一手捧红了大量影星。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邵氏旗下的丁红、杜娟、范丽等明星红遍亚洲。

邵逸夫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他的天才,更离不开他的勤奋。创立邵氏兄弟之初,他已精通电影中的几乎任何工作,导演、剧本、剪辑、摄影、化妆,他样样在行,经常亲自上阵。

带着专业的眼光,邵逸夫对于影片的质量有着近乎偏执的完美追求,低劣影片到他手里就直接烧掉,“邵氏出品,必属精品”也因此深入人心。

邵逸夫的勤奋更是让常人难以忍受。年轻时,他每天只睡5个小时,一有时间就“看电影”。经营邵氏兄弟期间,他平均每年看700多部电影,巅峰时期,他曾在一天看过9部完整的电影,号称自己是看过电影最多的中国人。

看电影就是他的工作。好电影、坏电影他都看,边看边研究好在哪里、坏在哪里。曾有人问生命中什么最重要,他回答“工作”。第二重要呢?他回答“还是工作。”

邵逸夫很早看到电影制作必须和发行紧密结合、并对此进行了深入布局。

邵氏兄弟步入正轨之后,他就实行“每月一院”的制度,在香港和东南亚铺下了巨大的影院网络。进入70年代后,邵氏影院开始走出亚洲,在北美、欧洲自建戏院,组织发行渠道,让中国电影得以顺利进入欧美市场,也因此对外输出了中国文化。

05 锱铢必较的生意人

不过,早年间,舆论并未认识到、或者并不关心邵逸夫作为企业家的魄力与眼光。身为娱乐大亨,他的相关新闻也趋于八卦,报道称邵逸夫锱铢必较。

邵逸夫是出了名的“爱谈钱、抠门”。

曾有人问哪部是他最喜欢的电影,他回答说“最赚钱的电影,就是最喜欢的”。

创业时,公司剧务申请拿20港元买100个生煎馒头,邵逸夫不予批准,理由是公司食堂的馒头才一毛钱一个。结果,出外景的工作人员因为没有早餐吃闹罢工,公司因此损失逾万元。

有人因此劝说邵逸夫,不要那么抠,不要那么细。但这之后,邵逸夫非但不改锱铢必较的秉性,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众说纷纭的故事。

其中之一是下属“背叛”。邵逸夫在早年慧眼相中了名不见经传的邹文怀做制片部经理。据说邹文怀有大才,是邵氏电影得以独领风骚的重要功臣。

1970年,独当一面的邹文怀提出参与邵氏的股票分红,遭到邵逸夫的拒绝。不久后,邹文怀对外称,“他和邵逸夫是一种人,一山不容二虎”,遂出走自立门户。

邹文怀创立的公司,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嘉禾影业,是邵氏兄弟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而嘉禾影业能快速崛起,也是靠邹文怀对邵氏的挖角,尤其是邵氏旗下的一大批导演。这些导演也都曾提出希望获得票房分红的要求,并都被邵逸夫拒绝了。

邹文怀离开的同一年,因为钱的问题,邵逸夫还经历了一出“最令人遗憾的错过”。

1970年,从美国返港的李小龙找到邵逸夫,提出1万美元的片酬条件,邵逸夫认为这个要价太狂妄,只愿意给2500美元。

结果,嘉禾以1.5万美元签下李小龙两部片约,并在随后依靠《猛龙过江》狂揽530万票房。而李小龙则很快红遍世界,成为香港影坛名副其实的“印钞机”。

邵逸夫曾希望挽回这次错误,他约谈李小龙、提高片酬的价码。但嘉禾随即给出了更大的合同,于是,最有影响力的功夫巨星和最有影响力的功夫片老板,最终有缘无份、遗憾错过。

但邵逸夫似乎并不是很纠结于这次“错过”,他称自己“是一个生意人”,付筹码要按照生意的制度。这之后,出于类似的理念,邵氏还相继错过了许冠杰、成龙、徐克等人,公司原本拥有的不少优秀导演和演员也因此出走,邵氏影业逐渐没落。

邵逸夫这套制度的成败得失,外界很难评判。

他一直这么做生意,严格控制成本,不似同行般为大腕儿演员一掷千金。在最早期通过挖人打开突破口后,邵逸夫始终坚持内部造星,通过不断培育新血液搭建娱乐帝国。他相信这套方法不仅能保证利润的最大化,也能牢牢把控主动权。

而且,他亲手再造了一个成功案例——就在外界认为邵逸夫的保守直接导致了邵氏兄弟没落之时,他依靠同样的策略,在新领域开辟了不逊色于邵氏影业的娱乐版图。

06 造星机器TVB

电视的逐渐普及,让邵逸夫看到新娱乐时代的来临。

1967年,他和朋友联手创建了香港电视广播公司(TVB),以免费模式对抗当时香港电视台的“一哥”亚视(当时月费25港元)。

TVB逐渐成型后,邵逸夫索性关掉邵氏影业,全力投入电视产业。他延续了此前的模式,创立培训班,批量打造明星,再造娱乐王国。

这套体系很快成为香港娱乐界的标杆,涌出了大批红至当下的“男神”。从周润发、周星驰、无线五虎、四大天王,到郑伊健、甄子丹、古天乐……新世纪初有一种说法是:

香港90%的明星,都出身TVB。

除培训班体系外,邵逸夫还一手打造了“港姐”选举活动,赵雅芝、李嘉欣、张曼玉、邱淑贞等女星因此脱颖而出,成为大众情人。

对于内地观众而言,早年的邵氏影业只是一个飘渺的传说,TVB才是真真实实缔造了一代人的记忆。上世纪80年代,内地开始引入TVB剧集,就此掀起了持续的观影热潮。

《霍元甲》来了,万人空巷;《上海滩》上映,万人空巷;《射雕英雄传》开播,万人空巷……至今网络上,还有海量的关于这些电视剧的回忆与讨论。

那个年代,电视在内地还算不上普及,因此经常出现左邻右舍提前占座等开播,甚至几百人坐在大院里,一边翘首以盼、一边七嘴八舌讨论剧情的场景。

郭靖残血夕阳下的弯弓搭箭,让一代青少年萌生了武侠梦;一响起“浪奔、浪流”,几乎人人都能接着吟唱几句。从坊间,到庙堂,TVB的电视剧就这样在反复的“万人空巷”间,于两岸三地持续火爆了十几年,一代又一代港台明星闯入内地观众的视野。

邵逸夫则始终是这条绵延长线的最大推手,就连金庸、琼瑶走上神坛,也有他的不小功劳。

从电影延续至电视,邵逸夫的成就越叠越多,身家也愈发丰厚。2006年,其所持TVB股权市值超过100亿,加上地产等其他资产,他的总资产超越200亿港元。

不过,他还是像以前一样锱铢必较。业内称TVB的员工是出了名的干最多的工作、拿最少的工资。这也给其他竞争者效仿嘉禾乘虚而上的机会,比如亚视,就曾以高出3倍的薪酬挖走了沈殿霞、曾志伟、黄日华、郑少秋等一众明星,令TVB一时之间元气大伤。

但邵逸夫依旧如故,他似乎并不在意这条流水线上的某些不和谐声音。坊间流传称他手下的总监面对明星们的抱怨时曾说:“你们来这里混个脸熟,接的广告不是钱吗?”

和之前的邵氏兄弟一样,邵逸夫体系下的TVB,也在盛极一时之后,陷入增长缓慢的境地。在内地影视行业崛起、大笔资金注入的情况下,港台的电视剧不再像以前般具有影响力,而TVB的一些明星,北上便能赚到10倍于之前的片酬,也纷纷扬长而去。

只不过,此时的邵逸夫已经不太在意经营上的成败了。

2011年,他卖掉了所持的TVB股份,也退出了主席的位置,TVB逾40年的邵逸夫时代宣告结束。他离开后,由他一手推动的香港娱乐产业开始走下坡,其多年的老对手处境更是艰难——2016年3月,亚视正式宣布停播。

07 人走了,楼还在

邵逸夫所持TVB股份加上其清水湾的地皮,一共卖了86亿港元,价值相较5年前(2006年)有了大幅度的滑坡,但此时,社会对邵逸夫的关注点,早已不在他的生意之上。

经营上锱铢必较的另一边,邵逸夫无比的阔绰与大方。当他告别历史舞台时,这些阔绰与大方所筑起的丰碑,已远远超越他开创香港娱乐业的光芒。

邵逸夫1975年就在香港成立了邵氏基金,开始系统性地大额捐赠世界各地的教育、医疗和其他福利事业。那时候他便说:

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慈善家。

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在内地展开持续巨额捐献,每年的款项稳定在1亿港元左右。其中80%的资金投入了教育项目。他说:

“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

据不完全统计,至2012年底,邵逸夫已累计向内地捐款47.5亿港元,以“逸夫楼”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医疗中心等机构,几乎遍布中国。

除固定捐款外,邵逸夫还有不定期的救济急救难的大额捐赠。

2005年长江流域遭受水灾,邵逸夫一次性捐助灾区建起了118所小学;2008年汶川地震,他捐款1亿港币;2013年雅安地震,他捐款8000万人民币……

过百岁生日之前,他还捐了2亿港元,惠及内地340多所学校。

这使得他成了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最抠门的老板、最慷慨的慈善家。

更奇怪的是,邵逸夫在内地的善行,绝大部分香港人并不清楚。一位香港记者曾说:

“我们到内地采访,看到到处都有逸夫楼,才知道他在内地也捐款。奇怪的是,在香港,政府也不提。”

因为很多企业家的捐款都配套有生意发展,香港媒体还一度因此怀疑邵逸夫也是这样。并试图挖掘邵逸夫在内地的生意,但最后,他们调查发现:

相比很多在内地豪赚的企业家,邵逸夫在内地的生意少得可怜,很多接受他捐赠的地方,起初甚至都不清楚,他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

为什么如此慷慨地捐赠内地,邵逸夫的说法也非常简单:做一些实际的事。

2014年1月7日,做了一辈子“实事”的邵逸夫辞世,享年107岁。

国家领导人在悼词中写道:闻悉邵逸夫先生辞世,谨致哀悼,并向其亲属深表慰问。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祉,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其为国之志,人们将铭记在心。

人们无法不铭记邵逸夫。即便不少国人至今不知道邵逸夫是何许人,但在其一生中,或多或少会接触到、看到镌刻着逸夫字样的大楼,而其后辈,也将继续如此。

邵逸夫辞世后,有网友贴出图片:通过在线地图搜索逸夫楼,地图上密密麻麻全是红点。

还有网友如此总结邵逸夫的辞别:人走了,楼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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