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下旬,脱口秀演员Rock在阿那亚演出,路过小镇上的单向街书店。两个月前,在《吐槽大会》的舞台上,单向街书店创办人许知远的脱口秀首秀大获好评,Rock是他的编剧之一。
节目播出后,观众热烈讨论知识分子在娱乐节目中对浅薄社会的批判,弹幕飞过:“这一看就不是脱口秀编剧能写出来的。”随后,围绕许知远、易立竞等非娱乐圈人士在《吐槽大会》的稿子到底是不是编剧写的,翻腾起了一阵讨论。
观众给嘉宾的嘉奖,没有落在编剧的名字上,但Rock深知自己是这嘉奖的一部分。“有帮到嘉宾,这还挺好的。许知远激起了关于有没有编剧的讨论,(之前)其实大家都不会想到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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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槽大会》结束后,Rock比喻脱口秀编剧和嘉宾之间,就是“代孕”的关系。“你做的是怀胎的事情,但孩子最终是他的。”
今年的《吐槽大会》有40多个编剧,数量是往年的两倍。其中有说了10年脱口秀、成名已久的王建国、程璐,有在《脱口秀大会》上崭露头角的呼兰、王勉、周奇墨、杨笠等人,此外,还有从线下脱口秀搜罗来的新人以及笑果训练营的学员。这些脱口秀演员作为编剧的首要共识就是,稿子中不能有自己的痕迹。“这就是给嘉宾写的,就是他的稿子。”Rock说。
为了“代孕成功”,编剧需要充分了解嘉宾。每个小组有三四个编剧,大量观看嘉宾的演讲和公众活动,了解他在公共场合表达的观点,掌握他的语言节奏;接着要对嘉宾进行前期采访,讨论他对被吐槽嘉宾的观点和情绪;然后才是编剧小组站在他的立场,将他的观点加工成段子。
Rock喜欢这个过程。嘉宾带给他新鲜感,代入新的经历和视角,产生新的碰撞和冲突,激发出新的表达内容,“喜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新”。
Rock是个“能量很低”的人,在《吐槽大会》当编剧,他要提前两个月来准备,结束之后又要用两个月“疗伤”。这种准备和疗愈更多是情绪上的,自从30岁进入这个行当,每一天他都在自我怀疑——即使是一场精彩的演出,带来的膨胀感也只能维持一夜,第二天又开始怀疑自己还适不适合干这行。
他有二三百度的近视,但站在台上表演时从不戴眼镜,显得整个人很困。他解释,不戴眼镜是因为不想看清台下的人,“他们所做的每一个表情都会被我吸收进来,需要花精力去处理”。有时候一场演出后,他好几天都不愿意说话。
不用站在台前,Rock稍微放松一点。他担任责编的小组,写稿子时气氛沉默,编剧们为了解压,吃零食,喝饮料,除了念段子,其余时间都闷着。有三分之二的时间,Rock都在提出否定意见。“因为我有一个很标准的框架,我知道许知远能讲什么,不讲什么。”
Rock喜欢框架,害怕失控,“生命中有很多对我有深远影响的改变,都是因为失控才产生的。”比如从北京来到上海,比如从健身房老板成为脱口秀演员。“我应该再去推进我的生活,但其实我很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了。”借着给嘉宾们写稿,他可以短暂地代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用另一种方式思考问题,仿佛推动生活又向前走了。
他摘取了许多许知远过往的发言,打乱,重新拼凑。想象许知远慢悠悠的口气,说出一个段子;想象对直播消费感到困惑的许知远,必须要讲一个消费主义的内容。他们在这个想象出的框架里,用许知远的语言、态度重新组合成符合脱口秀表演规律的表达。
经过这样的包装和重塑,稿子就有了嘉宾的风格和脱口秀的内核。许知远看到稿子,指着其中一句说:“这句话谁说的,好有道理。”Rock回答,“就是你说的啊。”
编剧们也会写“行活儿”,不新,甚至有些套路。一些偶像艺人公众形象比较相似,轮番来《吐槽大会》,“对这种嘉宾,求新很难,但能做到完成任务。我们会在读稿会上一起讨论,让它达到一个良好的脱口秀表演状态,但也就是及格。”Rock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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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这样成熟的脱口秀演员,写《吐槽大会》的稿子对自己上台演出基本没有帮助,“但它能培养你对综艺尺度的敏感。”做编剧就像“走台”,看看位置,判断情况,建立与节目的连接。走台走多了,你就知道舞台到底有多大,该如何去拿捏节目的尺度和语言的边界。
但对脱口秀新人而言,做编剧是个突飞猛进的学习过程。25岁的Kid讲了两年开放麦,2020年底正式签约《吐槽大会》的制作方笑果文化,做编剧是他进入公司后的*个活儿。
“我本来是不想做编剧的。我喜欢胡来的笑话,比如大张伟那样的,不是根据文本出来的效果。但有前辈和我说,喜欢说没谱儿的可以,但真的想精进舞台,有一个扎实的状态,这个能力还是要在《吐槽大会》里面去练。”kid告诉《贵圈》。
杨笠是《吐槽大会》的编剧,她教会了Kid怎样去解读嘉宾。“我坐在杨笠旁边,她会一直在嘉宾资料里面找,给我递前提。她会不停地试段子,去试各种各样的方法,我观察她怎么想东西就会学到一些。”Kid说。
呼兰教会了Kid如何判断段子好笑与否。初稿完成后,所有的稿子都会在读稿会上经过40多名编剧的综合检验和讨论,好稿子会获得全体起立鼓掌的荣耀,不行的段子读完则是一片沉默。这时总编剧程璐就会说,“好,那就改一改吧”。
还有些段子叫“开心一刻”,明知道上不了节目,但是读出来,大家哈哈一笑,也很开心。
第五季《吐槽大会》引入比赛,激发了很多人的斗志,比如被称为“赢魔”的呼兰。他“爱赢,非常想赢”,天天斗志昂扬地带着组里的编剧给嘉宾改稿。Kid就在呼兰的组里,自称他们那是“人均有病组”。
Kid是真的“有病”,情绪起伏困扰着他。《吐槽大会》开机后,他的生活被脱口秀填满,从中午工作到凌晨四五点,经常吃了早饭再回家睡觉。无暇生情,也不再需要药物的帮助了。“生活是有奔头的,你还得很自律,不能沉浸在某种情绪中。我真不觉得这是工作,我觉得他们在帮我。”
2017年《吐槽大会》首播,他觉得太酷了,“这种平时我们和朋友开玩笑的东西它怎么能搬到电视上。我当时就投了个简历,然后没有结果。”Kid说,“反正我人生前二十年干什么都没结果。”
在说脱口秀之前,Kid学过播音,干过客服,卖过球鞋,当过DJ,都没有结果。直到他进入山羊Goat,一个有开放麦演出的酒吧。他在酒吧里做运营,摆酒瓶子,听脱口秀,每两周讲一次开放麦,周末再去参加笑果的新人赛。
二十多年的没结果,终于在脱口秀这儿终结了。不用早起,讲笑话能赚钱,写出好段子就有成就感。
年长的脱口秀演员对他说,马上就会进入疲惫期。尽管他尚未感受过疲惫,但已经建立了与前辈们相似的信念:“疲惫期,是一个期,只要是个期就一定会过去。”
给说唱歌手弹壳写稿,是Kid一整季最轻松愉快的时刻。他是嘻哈爱好者,“那是我真正想讲的东西,我天天刷微博看的都是他们那些事。”
“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段子是我写的。因为我真很喜欢他,我看到很多人,还有红花会其他成员在微博上转发,夸弹壳,我就会觉得这件事做得很值。”
除了几次对稿,两人其他时间交集甚少。演出完那天在走廊上遇到,弹壳同Kid打了个招呼,对他说,“有空来西安玩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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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吐槽大会》,写稿仅仅是成败的50%,还有50%在于对稿。“稿件出来,有一半取决于嘉宾在对稿时能接受多少,他能够表达出来多少,他最终呈现出来就有多少。”Rock说。
对稿时,编剧需要给嘉宾做“心灵大保健”,向他们解释写段子的本意,解释吐槽大会的语境,再示范如何通过语气和节奏,将“冒犯”转为“搞笑”。
头两季,心灵大保健的工作从前期采访就开始了。“我们去见嘉宾,往往带着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说服他来。初期做这个节目没有什么模板,嘉宾不知道为什么要吐槽别人,我们就去给他建立安全感,告诉他这个节目和其他节目的语境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语境下吐槽是安全的,不会被介意。”首席编剧程璐告诉《贵圈》。
有些明星习惯自我创作,干脆就带一份自己的稿子过来。编剧们只能慢慢地对比两份稿子,和嘉宾沟通,你看这个,要不留我们这个?“他一对比,‘好像你们这个更好’,然后我们就偷偷都换成我们的。”程璐说,“基本上就是一个沟通过程,要给他们充分的尊重,但还是相信我们的专业性吧。”
有时为了一个段子,他们能和嘉宾沟通好几天。这种时候,成名的脱口秀演员对嘉宾会更有说服力。有时,嘉宾坚持要删段子,与编剧们意见不同,问了庞博等成名演员,得到“很好笑”的回答后,才同意保留。“其实内容上都没啥问题,还是安全感的问题。”程璐说,“嘉宾提出意见,你马上就给他改出一个更好的,他觉得你牛,就认你了。有时候不是段子本身的问题,是他怕挨骂不想说,就是这种争执。”
许知远就是需要“心灵大保健”的嘉宾。Rock回忆,许知远前采时就表现出悔意和抗拒,“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有点怀疑为什么要去参与这件事情”。到了对稿的时候,有些段落他坚决不用,认为太过“粗俗”,就被替换了。
那个被称为“文化人三连”的段子,就是替换删掉的内容,加到稿子里的:“张大大,小说是一种作家写的假的事;李诞,作家是一种你以为你在从事的职业;阎鹤祥,职业你曾经拥有过。”令编剧们意外,“顶针”这个常见的喜剧技巧在一个职业作家身上,被推演出想象之外的喜剧效果。看到自媒体账号分析段子背后的典故或是幽默构造,编剧们都觉得好笑,“我们写的时候可没想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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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和嘉宾见面的次数不多,彩排是调整嘉宾表演的最后机会。有些嘉宾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练习,就需要彩排时编剧帮着调整语言节奏和表演细节。许知远彩排时,如同朗读课文般机械。开玩笑令他分外紧张,时不时跳出朗读状态说:“卧槽,这也太难了。”编剧们听到这里突然兴奋,说,你就保持这个说“卧槽”的状态,放松地去开玩笑。
也有的嘉宾会同编剧们逐字对稿,在稿子中做出重音、断句等不同的标记符号——这些稿子会通过提词器出现在录制现场。甚至会有嘉宾录下编剧读稿的视频,带回去模仿,到彩排时就基本成型,不用大改。
五年间,《吐槽大会》自称向娱乐圈的大咖小咖都发出过邀约,歌手明星能来的都来过一遍了,只能开始挖掘易立竞这种其他圈层的嘉宾。
“很多嘉宾其实你抓不住,你都不知道她在讲什么东西,很奇怪的感觉。”易立竞的编剧三弟告诉《贵圈》。相比之下,易立竞有想法,愿意表达,还有可被抓住的人设。
易立竞离喜剧很远,刚参与节目时,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好笑。编剧们也会担心观众审美疲劳。“刚开始觉得用问句讲脱口秀好好笑,好犀利啊。但你一直写问句,就会怀疑会不会不好笑了。”三弟说。
在读稿会上,程璐有时候觉得三弟都怂了。“他们觉得易立竞不应该这样说话,不应该那样说话,就突然写的完全不像易立竞了。确实有点难,很难用我们常用的表达去给易立竞创作,既要用反问的方式,还要有新的角度。”
程璐和三弟商量,想设计一个易立竞突然可爱起来的段子,但最终也没做出来。不过,她在节目中受到的肯定和赞许,某种程度上给了三弟信心。
2014年,三弟从深圳来到上海成为全职脱口秀演员时,已经在业内小有名气。但是因为某些原因,不能参加线上的脱口秀节目,为了证明自己,只能给这些节目做编剧。
“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新段子就会焦虑,现在好像没有那么焦虑。因为我觉得我是能写出来的。”她去参加脱口秀比赛,拿了亚军,周奇墨是冠军。她觉得自己好像还可以,好像还没有丢掉这个本事,突然就心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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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到录制现场,Kid坐在观众席里都忍不住忐忑,不知道自己负责的嘉宾表现如何,“父亲在产房外面的那种心情吧”。哪个段子观众笑了,几个编剧就会对视一下,点点头,意思是他这个讲得好。
现场听到好的表演,编剧们也和观众一样笑得东倒西歪,甚至有坐在*排的编剧兴奋地站起来用手猛拍舞台。那一刻所有准备过程中的疲惫、麻烦、不由自主,都化成把事做成的成就感。
写好一个段子很浪漫,Kid这样想。“浪漫就是你做的事情很值。我现在做的事情我自己就觉得值。”
往大了说,是一种人生态度,“我觉得《吐槽大会》就是让大家看到你可以犯一些错误,每个人都在犯一些错误,但是我们要去面对它。然后用笑去消解它。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过程。”程璐说,“其实生活里就是这样,你不要强撑着,你不是一个完人,你有错就认,你不认的话永远都在那里,成为你的一个禁忌,其实还挺不好的,大家都很难受。”
往小了说,程璐觉得做编剧是同事们没有在脱口秀领域退步的重要因素,“集中、大量地做节目,是一个不断提高标准和练习的过程。你只有不停地做下去,才会越来越好,是个滚雪球的过程。”
初来上海时,Rock只想好好做个脱口秀演员。我为什么要给别人写稿,他反问自己。很快他就明白了,因为彼此需要。“节目需要我写稿,我也需要这个节目;行业需要这个节目,我也需要这个节目,就是这样。”Rock说,“不做编剧怎么会有许知远的稿子,怎么会有好的吐槽大会,这是大家一点点的付出,积累起来的。”
自《吐槽大会》热播开始,脱口秀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爱好,它成了一个多人参与的事业,意味着梦想和热情。
五年前,在北京,Rock只能在十几人的酒吧里演出,一周两场就到头了。现在他可以去非常多的城市,“只要我想演,马上就能去演,我能和很多地方的观众有交流。你感受到整个行业都在成长,然后你在其中获得了很多,也真的希望行业会越来越好。”
作为吐槽大会的责编之一,三弟不仅要把控写稿方向,还要经常把扯远了的话题拽回来。她喜欢和团队里的年轻编剧聊天,“好开心,好活泼,什么都能聊。”反而是和同龄人在一起,话题太沉重了,结婚生娃买房子,还是和年轻人在一起有趣,“他们的思维很发散,能给你很多惊喜。更活泼,更热情,让你感觉更开心。”
受益于节目,脱口秀这个行业比以往更好了。三弟意识到,自己即使只做编剧,也不会觉得活得比别人差,她需要的只是足够的时间来写段子。
《吐槽大会》录了四个月,编剧们就要忙活四个月,忙到三弟不得不把自己的狗送人。录制期间,哪怕是永远处于创作兴奋期的Kid,都很难有状态去写自己的段子。编剧们每天都在尝试代入不同的嘉宾,在他人的思维中运转。他们需要恢复期,首先是身体,然后是情绪。
当了四年《吐槽大会》的编剧,Rock说自己仍然在适应节目的节奏,“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产生出一些我满意的内容。”
他相信自己能缓过来,虽然这个周期或许很长,需要休息,需要沉淀,需要输入,但每当他写出新的段子,在线下的演出中收获笑声,“那种自信就会慢慢补充起来,每一年都是这样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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