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山之后，再无作词人？

“你充满创意的作词灵感就在那里等你，让方文山老师帮你找到它……”

《方文山作词课程》打出了如上宣传语。课程已于王力宏创办的知识付费App“月学”上线整整一个月，7月26日正式开班，抖音店铺的销量仅为165份。

王力宏曾在7月12日和7月18日开了两场“直播带货”，其中第二场与方文山视频连线，小葫芦数据显示这场直播观看数为439万，《作词课》销量仅为37份，次日冲上微博热搜的是“方文山正在给周杰伦新歌写词”，比起周杰伦的新歌，广大网友显然对学习怎么作词缺乏兴趣。

曾几何时，提起华语乐坛的优秀词作者，人们脑中会浮现黄霑、林振强、黄伟文、姚若龙、易家扬等一串名字。若干年后不免发现，能叫得出的还是那几个名字。

是作词人“断代”了吗？音乐学院通常不会专设“作词系”，国内*以“音乐填词创作”为核心的专业赛事“金蜗牛填词大赛”从2015年至今每年举办，第六届报名选手超1.6万人，但没有培养出具有大众影响力的新人。

“学歌词有什么意义呢，学了能干嘛？”乐评人、音乐制作人邹小樱向毒眸（ID：DomoreDumou）直言，“现在连音乐制作的门槛都那么低，何况歌词写作。每个人都会玩谐音梗、都会押韵，（学歌词）不存在真实的需求。以前在公司一天到晚都会收到一堆人给我发歌词，这种东西没有意思。”

多位词作者认为，过去一批词人之所以能从幕后走到台前，一方面是因为作品个人风格突出，另一方面则与他们所合作的歌手关联密切。

“被大众熟悉的作词人减少”背后，其实是从唱片时代到数字音乐时代，“*流行歌手”的断代，和流行音乐产业模式不可逆的转型。

最后一位词人？

成名后的方文山，在采访中所面对的*个问题，总和周杰伦有关。“网易王三三”有次直接询问：“会不会反感每个采访里都提周杰伦？”

方文山每次都答不会。24年前两人同时出道，在同一家公司作为默默无闻的新人搭档开始打拼，他认为这是种“革命友谊”。尽管两人的首次接触并不愉快，一句话没说，记忆里比自己小近10岁的周杰伦“对自己的音乐非常自信，还有就是拽拽的”，接到周杰伦要求修改歌词的电话时，方文山态度不佳，当时他以为签约了就能发表，“爱用哪首自己挑就行，还打来干嘛”。

28岁被签约前，方文山打过各类杂工。他曾在《圆桌派》里完整梳理自己的“工作”历程，小学捡铝罐、中学当球童，干过送报纸、送牛奶的活计，服完兵役在工厂上班，负责给传送带上的电路板拧一个螺丝、点一点防锈胶水，“每个人都只做一个动作”，当场被调侃和《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一样。

方文山起初只知道自己喜欢影视，还上过编导班，但进不去影视圈，“想到和世界对话的方式”还有写歌词一途，决定“以量取胜”。他把自己的歌词本添加索引做成书后，通过CD封底的信息找制作公司，“比如写了重要歌手5名，制作人4名，那这家公司就寄9份”，他预估这样寄出100份会有五六个人回复，结果只有吴宗宪一人联系他。

签约第4年，周杰伦的首张专辑《JAY》发售，其中收录的《娘子》让方文山获得第12届金曲奖“*作词人”提名，两人在乐坛一鸣惊人。

学界一般认为，2003年发行的《东风破》是“中国风歌曲的分水岭和里程碑”，确立了“三古三新”（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这首歌的传唱范围扩大到全部华语地区，并让方文山拿下第四届百事音乐风云榜“*作词”奖，自此，方文山与周杰伦找到了一条稳定创作路线，“中国风”逐渐成为两人的标志性符号。

某种程度上，04-05年被普遍认为是华语乐坛的高光时段，同时也是唱片时代的“最后辉煌”。那两年井喷式地出现了一批传唱大街小巷、霸占KTV点歌榜的流行歌，现在列举也依旧耳熟能详，仅2004年就有：周杰伦《七里香》、林俊杰《江南》、张韶涵《欧若拉》、五月天《倔强》、S.H.E《波斯猫》、飞儿乐队《我们的爱》、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在“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2005年年度评选中，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夜曲》包揽5项大奖，而从2005年1月起，“网络歌曲”迎来*波传播高潮。杨臣刚《老鼠爱大米》、庞龙《两只蝴蝶》和唐磊《丁香花》这三首代表歌曲随网络发酵，红遍大江南北，“平民歌手”的大门被敲开。

网络歌曲不需要工整、专业、有意蕴的歌词，极尽通俗化、口水化，在各类音乐榜单上的热度却不输给上述若干流行作品。盛况之下，词人凋敝最早的苗头已露。

站在乐坛顶点的周杰伦和方文山不太受影响。2007年周杰伦专辑《我很忙》中收录的《青花瓷》让他时隔4年再次登上了央视春晚，当时新浪网调查显示，08春晚的“观众满意度”为新世纪以来最高，《青花瓷》则位于“歌舞类”节目榜首，网友称“周杰伦终于在中老年群体中也打响了知名度”。

《青花瓷》问世同年，方文山出版了书籍《关于方文山的素颜韵脚诗》，次年出版《中国风——歌词里的文字游戏》，正式在作词领域“开宗立派”。

当数字音乐时代由早年的互联网下载进化到靠App和流媒体平台时，一贯保持每年一张专辑速度的周杰伦第二次停了一年，2013年，方文山发起“西塘汉服文化周”，并执导电影处女作《听见下雨的声音》，其身份已不再局限于“作词人”甚至“音乐人”。

就如周杰伦之后再无“流行天王”，从公众认知的角度，方文山之后也没再出现“词坛旗手”。

填词这件“小事”

“作词”是唱片工业链中的一环，通常“先曲后填”，并为歌手量身定制。

由此也就有了某歌手“御用词人”的说法。台湾词人楼南蔚30余年写过近300首歌词，是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浮夸》等作品的填词者，她向毒眸分享了早年唱片业的惯常工作模式：

“以林志炫的《时间的味道》和《熟情歌》为例，我们会先讨论这次在专辑中要说些什么内容，要展现他人生中的哪些历练、这个阶段要表达什么情感。然后帮他邀歌，向一些作曲人或版权公司找到适合他的歌曲。专辑10首歌的旋律都定了，再安排每首歌的歌词大概要讲什么故事，联系作词人把歌词填进来。根据曲风适合哪位词人来决定邀请谁。最后进入制作阶段。”

虽有多首歌由楼南蔚填词，但不难发现其工作范围不止填词，在两张专辑中的署名职位均为“制作企划”。事实上，唱片业中专设A&R岗，职责涵盖发现艺人、人设包装、专辑企划、宣传发行等，而企划兼任作词人曾在业界非常普遍，姚若龙、易家扬等都是企划出身。

在这样的生产模式中，“词”本来就不是独立作品，是在为歌手服务，以全职作词人身份出道的概率极低。楼南蔚近年才有几次“先词后曲”的合作经历，如林志炫《你是我左边的风景》、歌浴森《水镜阡陌》，分别是单纯先写了首诗、通过一幅画来写，亦有为戏剧而作，如萧敬腾演唱的电影《误杀》片尾曲《亡羊》：“这些对我来讲都不是以前固定模式的创作，过程都比较特别。”

一般情况下，接到写词邀约后词人们都会花一段时间熟悉旋律，“反复听demo，记下结构、字数、句型，到完全被它充满，走路的时候旋律都在脑袋里面再动笔。”楼南蔚说，她完成一首歌的时间通常在5-7天，但也有如林志炫的《没离开过》，“到说要进录音室了才交稿”，前后历时3个月。

与歌手金海心合作过《阳光下的星星》等歌曲的作词人罗茜则对毒眸表示：“写得快几个小时就够了，一气呵成的东西往往是感觉最对的。慢的话几天几周也不好说，罗大佑一首《童年》就写了四五年。”

她认为写词的过程“像热恋”，“不单要考虑表述什么，还要考虑发音这个人声乐器，考虑怎么让文字和旋律自然咬合……和那首曲子‘来不来电’很重要，多巴胺内啡肽催产素各种分泌，词曲交合的感觉让你欲罢不能。”

收入方面，据数位从业人士透露，大陆一首曲子的费用在3-5万之间，一首词的价格大概在5-6千，素人作者下限2-3千，著名词人上限因人而异。如果词作者签约了版权公司，制作公司付给版权公司的费用通常1万起步（版权公司有抽成）。

台湾唱片业早年的“行规”是一首歌总预算3万新台币，其中曲1.8万，词1.2万。现在大部分词作者单篇价格区间为1.8-2.5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4-6千）。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指刚发行时的预付版税，如果一首歌曲后来有被翻唱、被综艺节目使用等情况，另需支付的版税往往才是成熟词作者真正看重的收入来源，这部分收入无法预估。

罗茜的另一重身份是“演出策划人”，近年做了不少音乐文化类的工作，虽然“歌词创作一直贯穿其中”，也不由得感叹：“如果光靠写歌词就能谋生，那可就太开心了。”

“唱片业都完蛋了，还要作词人干嘛”

“当没人在乎（整张专辑）的时候，我就失业了嘛。现在大家只知道我是乐评人，不知道我是做唱片的。”邹小樱坦言。

邹小樱在2010年后入行，依然认同“老师傅们”曾采用的“企划决定歌曲、根据主题邀词”的专辑制作模式，并在2020年为汪苏泷策划了专辑《大娱乐家》，用“讨好受众的大娱乐家”概念来阐释汪苏泷的状态。“好的词人能给歌手赋能，比如李宗盛给梁静茹做专辑《一夜长大》，是小女生受到伤痛的感觉，阿信给梁静茹写《燕尾蝶》，因为当时她正在转型……这些事其实是A&R做的。”A&R、企划职位减少，新露头的词人就也会减少。

有部分作词人认为，“唱片时代对*艺人作品的人文内涵更为重视，那么文人的作用必然引人注目”。不过流行音乐产业的商业逻辑，本质上没变过——消费者为歌手及其作品买单。即便在唱片工业的黄金年代，歌曲也是为“人设”服务，词是歌手的状态表达。

但在表现上，今时的娱乐体系不同往日，曾经歌手与歌迷之间的连接点是“作品”，歌手需要用心打磨每张专辑、做好每场演唱会，歌迷也需要通过每首歌去了解歌手。流量经济兴起后，偶像与粉丝可以直接连通，“作品”这个“中间环节”被抹除了。

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的《2021全球音乐报告》显示，全球录制音乐产业收入连续6年增长，肖战单曲《光点》位列全球十大单曲榜第7，流媒体对等销量达14.8亿，这是IFPI自1933年成立以来，88年内*入榜前十的中国明星。该协会2020年的报告就将《偶像练习生》出道的陈立农列入案例观察，其首支单曲《幸福特写》在流媒体上突破了千万大关，从中可见一斑。

当艺人本身的能量被无限放大，位于“作品”背后的作词人自然也就被掩盖了。“以前会因为一首《红豆》记住写词人，现在会因为蔡徐坤或吴亦凡的某首歌而记住他背后的作词人吗？歌手这个职业其实是不太行的，得做爱豆才行。”在邹小樱看来，“泛音乐产业”的市场扩大了，但“纯粹的音乐行业”并没有，音乐综艺里也在大量消耗以往的经典作品。

何况“爱豆”也能自己写词。从定义上看，狭义的“流行音乐”是一种曲风，即Pop Music，而广义的“流行音乐”即某个时代被听得最多的歌，无可忽视的时代大势是，自15年前“网络歌曲”走红起，“作品欣赏”就已经让位于“个人表达”。如果歌词只是自我表达的一部分，质量无关紧要，自写自唱当然更加合适。

这种趋势体现在传统的流行乐坛里，是“唱作人”比纯“歌手”更受青睐。过往五年金曲奖“*作词人”，分别是谢铭祐《路》、李宗盛《新写的旧歌》、宋冬野《郭源潮》、陈信宏《成名在望》、吴青峰《他举起右手点名》，获奖者全是获奖作品的演唱者。

体现在互联网语境中，《野狼Disco》《学猫叫》等洗脑神曲与曾经的《香水有毒》《猪之歌》等一脉相承，都是最接地气的平民化表达。而《2020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显示，数字音乐用户规模超过6.07亿人，同比增长9.2％，网络音乐用户渗透率达到71.1％，“抖音神曲”已不是独立分类，而是“流行音乐”的子类。

除了受到偶像经济和平民表达的冲击，传统唱片业创造的“流行音乐”还受到了“独立音乐”的冲击，民谣、嘻哈、摇滚等小众形态都在相继成为“流行”，听众的选择更多、审美更加多元。

这些形态本来是唱片体系里的边缘地带，而大部分独立音乐人（团体）都一手包办含词曲在内的全部环节。“（音乐市场）跟着整个娱乐产业走，现在消费者取得音乐的途径太容易了，市场分众化，很难再借由*渠道去塑造出一些天王天后级的人物。”楼南蔚说。

曾和*歌手绑定的词人，看上去也就销声匿迹。“写歌词现在当作一份职业肯定就是死了，这个行业正在消失。唱片业都完蛋了，还要作词人干嘛？”邹小樱的态度更加悲观，“新人单靠写词很难出头，因为市场没那么多需求了。另一方面，又觉得找一个优秀的填词人真的很难，不缺钱也难，行业萎缩到只剩下头部的作者可以用。”

华语听众是最在乎歌词的一批听众，这是种刻在血脉里的审美惯性。人们或许还在等待下一个方文山，但随着唱片业的没落，“职业词人”似乎已成往事。

【本文由投资界合作伙伴微信公众号：毒眸授权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zero2ipo.com.cn）投资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