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后服务，百态丛生

被问到是否参加课后服务时，在深圳定居的方女士称，自己孩子所在小学让统计了参与课后服务的名单，所有被视为“学霸”的学生都没有参加，自己小孩也不会参加。原因是“课后服务不讲课，老师也不会认真看作业”。方女士还告诉鲸媒体，“学霸”们利用课后的时间去机构补课，如今机构周中的补习班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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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服务参与率将经受考验

一张微信朋友圈的截图引爆北京教育圈。该朋友圈内容大致为，北京西城区、海淀区的家长给北京市政府、北京市教委致电、留言，要求允许学生下午3点半请假放学，而非参加完课后服务之后五点半放学。

就在几天前，北京教育“双减”工作第三场新闻发布会指出今年北京将实行课后服务全面覆盖，其中包括服务对象全覆盖，即课后服务要向所有学生提供，学生自愿选择参加课后服务已成历史。

双减政策要求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面对学期内只有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半前的补课窗口期，5点半才放学直接戳到了北京西城区、海淀区部分鸡娃家长的软肋。

在今年6月教育部“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清单”的“推动课后服务全覆盖”类别中，北京只有东城区上榜。东城区全区84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现课后服务100%全覆盖，有近80%的学生参加了课后服务，约有1.8万学生没有参加课后服务。

更为实际的是，在双减政策落地之前，很多地方的课后服务参与率比北京市东城区低不少。

同样是上榜“推动课后服务全覆盖”类别的优秀地方案例，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有31所小学均开展课后服务，参加课后服务学生达2万人，占学生总数的60.7%。江苏省南京市2021年春季学期参加课后服务学生近23万人，约占全市小学生总数的50%。

即便是免费的课后服务，提升参与学生占比也不容易。

作为入选教育部“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典型案例单位名单”的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在2017年9月就采取“政府买单、校内托管”形式，在全市率先试点放学后免费服务。到2019年3月，椒江区小学阶段学生课后服务参与率为43.2%；2020年，这一数值只提升至77.31%。

在教育部的文件中，没有具体规定课后服务参与率。

今年7月教育部召开新闻通气会，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指出要“努力实现有需要的学生全覆盖”，而并非全员覆盖。

深圳市教育局负责人认为，“如果学校课后服务的学生低于90%，我们觉得学校还要努力。”

该局统计数据显示，深圳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72.9%的小学生、83.4%的初中生参加了课后服务。

双减政策落地后，补课时间进一步被压缩，是否会有更多人参加学校课后服务值得持续关注。

双减前最热衷补课培训的家长和学生，并没有因为双减政策的到来而有所改变。如果不断出现北京西城区、海淀区的家长要求改变课后服务的强制参与属性的类似情形，双减政策势必会在学校端减色不少，从而引发更多家长和学生效仿的传导效应将会使双减政策陷入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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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服务目的双重叠加

课后服务参与率不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课后服务目的双重叠加，需求与解决方案出现错配。

在2018年两会时，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要探索依靠社会力量解决“3点半放学”问题，并加大力度治理校外托管班乱象。

下午放学早导致双职工家长无法接送的问题已经逐渐严重起来，而又由于家长无法在3点半接送学生催生了大量参差不齐的校外托管班。

接送难和托管班乱两个问题被一个方式解决——在周一到周五实行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

而如今，课后服务有了更多的任务。

一位北京的在线教育公司管理层人士认为，全国课后服务未来将向北京看齐，即*，实施范围全覆盖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包括民办学校都要开展课后服务；第二是时间全覆盖，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都要开展课后服务；第三是服务对象全覆盖，义务阶段所有学生强制纳入覆盖范围。

为了有效衔接当地正常下班时间，河北省石家庄市明确要求课后服务结束时间不得早于下午6点。除了石家庄以外，课后服务延长至下午6点的还包括广东省深圳市、山东省日照市、江苏省南京市等。

“这明显是在向校外培训机构施加压力。”

原本为了解决家长接送难问题的课后服务，现在又与校外培训时间受限深度绑定。只能解决问题A的甲方案，现在还要用来解决问题B，无异于缘木求鱼。

被问到是否参加课后服务时，深圳的方女士称，自己孩子所在小学让统计了参与课后服务的名单，所有被视为“学霸”的学生都没有参加，自己小孩也不会参加。原因是“课后服务不讲课，老师也不会认真看作业”。

方女士还告诉鲸媒体，“学霸”们利用课后的时间去机构补课，如今机构周中的补习班爆满。

坚决防止将课后服务变相成为集体教学或“补课”是教育部的基本要求，而这决定了课后服务不会触碰教学，因此也就无法解决家长和学生补课的需求。

近日，一则抖音视频引发社会热议。视频内容为一年级开学时老师发现班里不少学生已经学过新学期语文、数学、英语课程。

需求与解决方案的错配起初不会影响所有家长和学生，但只要有一部分家长和学生需要重新寻找新的解决方案，那么曾经的剧场效应就又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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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玩家已悄悄入局

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校内会向校外要生产力。

北京市西城区将整合12家校外教育资源为区域学校提供课后服务课程菜单，满足学生个性化、多元化成长需求。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从2019年开始，每年拨付160万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进非遗文化课程进校园，为40余所学校提供木工、棕编、陶艺、剪纸、茶艺、花艺、华服小当家等系列非遗课后服务课程。

一位苏北的小学老师告诉鲸媒体，学校引入书法舞蹈课程，课程老师都是本地名气蛮大的培训机构创始人；机器人类课程是本地大学老师进行教学；剪纸课老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

有一些K12玩家嗅到了课后服务的机会。

不愿透露姓名的广东省某市教育部门人士称，素质类的课程可以进校作为课后服务的补充，但学科培训类尤其是真人出镜的学科培训课程基本上没有机会。

代理商张女士多年在广东从事教育产品进校业务，她说，“目前教育部门虽然没有下发明确文件集中采购教育资源，但是对我手头上的部门合作商、潜在合作商都给了绿灯，让我先和学校沟通，先试先行。”

张女士看中学校机房和平板两大场景，正在谋求与核桃编程的合作。

“核桃编程的模式是，进校向学生提供8节免费课程。学习完毕后是否要付费，完全由学生自愿决定。学校和代理商不做任何推荐或诱导。”

张女士称，像翼课网、洋葱学园等辅助教学产品很受公立校欢迎，并且符合中央双减政策的精神。

由政府统一买单课后服务的地方，辅助教学的产品将会迎来利好。

深圳市按每生每年1000元标准将课后服务纳入政府经费保障，课后服务费用包括购买社会机构和个人服务、开发或购买项目、低值易耗品购置费、校内教职工参与课后服务劳务报酬及其他必要的交通费、保障费等。据《深圳统计年鉴2020》，2019年深圳共有中小学生154万人，光课后服务一项深圳市政府将支出15亿元左右。

课后服务费用在学校纳入年度预算获批后统一由有关部门进行划拨，学校采购的自主权极大。这给了代理商、渠道商不小的进校机会。

结语：

早在2017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各地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作出明确规定。

今年7月，中央发布的双减政策从“保证课后服务时间”“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拓展课后服务渠道”“做强做优免费线上学习服务”四个方面对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提出更高要求。

主要任务由过去解决家长“接送难”变为既要解决“接送难”、又要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课后服务究竟会实施得怎样，实行过程中还会遇到怎样的变数，在其中还有何种商业机会，都值得所有人期待。

前景将变得复杂，但一切总有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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