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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岁,提前退休,财务不自由

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开始了,那是一种被称为“FIRE”的生活。在
2021-09-08 16:26 · 腾讯新闻一线  刘羿佟 陈子逸   
   

她不再工作,选择提前退休,开始过一种被命名为“FIRE”的生活,那是一个英文句子的缩写,即“财务独立,提早退休”。她过去常说,“人的烦恼就是一个盒子,里面或者装着一个大烦恼,或者装了许多小烦恼”。但现在她不这么想了,“我觉得可以把盒子缩小”。她不再试图掌控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初的一段日子总是充满喜悦,但没有一种生活是简单的。

生活的秩序

33岁那一年,在上海工作的平面设计师王哲有了老花眼。先是眉骨时不时地产生酸痛感,她不得不停下工作使劲用食指刮眉骨缓解疼痛。再是眼睛一阵阵发酸,怎么也看不清电脑屏幕。她顺手拿起桌上客户的化妆品小样。产品背面贴着小贴纸,上面是密密麻麻的产品介绍。王哲看不清上面的字,拿给同事辨认。“结果他们都看得清,是不是只有我看不清?”王哲一下子紧张起来。

王哲去医院做检查。一开始医生根本没有想到是老花眼,毕竟她太年轻了,最后还是王哲猜到自己有了老花眼。

两个月后,她戴着老花镜,离开工作了8年的上海,离开那间从5个人增长到9个人的公司,离开自己10多平米的合租屋,回到家乡武汉,和原来的同事断了联系。

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开始了,那是一种被称为“FIRE”的生活。在豆瓣上,有人专门为它建立了小组, 12万人加入进来,小组简介写着:FIRE(the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movement 的缩写),愿望是“财务独立,提早退休”。

关于这种生活,早期践行者、软件工程师彼特·阿德尼在博客中写着:“提前退休……并不*需要辞职,尽管这很可能意味着辞职。这意味着放弃你工作中的狗屁部分——通勤、人际关系、只是因为你的老板觉得有利可图而生产的劣质产品。”

对于王哲来说,那意味着她搬回家里和父母同住。早上睁眼那一刻,看到的是柔和的原木色调的家具,耳边是寄养的猫咪的叫声,不是那个生活用品都收在行李箱的出租屋。不再有上车前需要把头发塞到衣服里的上海早高峰地铁,也不再有早上九点三十分的指纹打卡机和电脑桌面上永远需要修改的设计稿。

房子三室一厅,王哲翻修了厨房和厕所。没有电梯,也没什么景观。但好在一楼附带一个院子,里面种了几棵无花果树、柠檬树、橘子树和橙子树,还有自由生长的马齿苋、折耳根、车前草、紫苏、金银花,和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花花草草。

王哲常常在院子里洗菜,种子掉到地里,自己生根发芽,最后结出果实。院子里时不时冒出几株青椒、番茄或是玉米。等她发现时,玉米杆已经长到齐人高,没有人照料,最后还是结出三根小小的棒子。

小区里的建筑垃圾堆是她发现的另一个新世界,“简直是宝藏,真的,简直是宝藏”。王哲经常去那里翻翻捡捡,给家里添置了不少东西,及腿高的棕色小口陶坛,八十年代风格的木椅子,微型假山,小贡桌、小毯子,诸如此类。在她家客厅里面转一圈,除了电视柜和沙发,剩下的都是捡来的。墙上的装饰画是旧挂历裱的,挂着的竹筒是旅游时买的饮料,里面插着狗尾巴草。自家阳台下方有一小块空间,正对着院子里的花草。王哲把捡来的大熊玩偶、凉席布置在里面,再拿一杯咖啡和一本书,就可以歪在熊身上消磨一个下午。直到有一天,母亲觉得玩偶太脏,把它扔掉。

王哲的木衣架也是自己动手用废品改造的。原材料是快递盒外面固定家具的木条,她直接拆下来,在最上面一根上钉了一溜儿铁钩。“因为我需要一个架子,它是一个架子,它有这个高度,它就达到我的目的了。”不必担心纤细的木条能否支撑得住衣物的重量,王哲的衣服换来换去也只有那三件。她很少添置新衣,“我随随便便拿出来的衣服可能是20年以上的”。

王哲“并不觉得有什么需要花钱”,甚至一开始自学油画的时候,她用的是家里二三十年前已经结块的水粉颜料和废旧的宣纸,参考资料是网上梵高画作的图片。

王哲一般坐在客厅的角落里画油画,背对着窗户,颜料盘搁在腿上。手机播放着喜马拉雅的电台节目,一集半小时的财经节目,她已经听完了500集。旁边是她从宜家买的三层装轮小车,最上面一层放着她的几十只画笔,泡在装着松节油的铁桶里,有的笔头快要被磨秃了,大部分笔上还粘着上次或是上上次作画时留下的颜料。王哲从不像别人一样把颜料洗干净,那对她来说是一种浪费。原本应该放着专业的上光油、调色油、速干油的位置还放着杂牌的食用亚麻油,“我的画风就是节省颜料”。

她把油画的照片发到名为“FIRE生活”的豆瓣小组里,收获了75条回复和53个点赞。

对于过这种生活的人来说,FIRE是为了给生活重新“排序”。像王哲这样的人被称为“瘦FIRE”,指通过降低物欲、过极简的生活来实现提前退休的目标。还有一类人被称为“肥FIRE”,指在FIRE前后保持相同生活水准的人。

胡博就是一个“肥FIRE”,她在32岁那一年递交辞呈,“FIRE生活”是从一次环美旅行开始的。为了这次旅行,她买了一辆奔驰斯宾特,花了10万美金和4个月把它改装成房车。她把四排座拆掉,划分出了客厅、卧室、厨房和厕所,还装了11盏由不同开关控制的灯——真正上路之后,胡博没有用过其中任何一盏灯。到了夜晚,只有一个手机屏幕大小的背光灯在床头散发光亮。

那2个月里,每天叫醒胡博的不是闹钟,而是清晨袭来的尿意。虽然房车上也有马桶,但水箱比较小,储存的水有限,用完马桶还要自己捏着鼻子倒掉。于是,找到洗漱和上厕所的地方就成为一件要紧事。幸运的话可以找到商场,她拎着洗漱包走入超市的洗手台,过一会儿带着水果和食材出来。找到做饭的地方成了第二件要紧事。她跟着导航开进最近的公园,找到空地,支起炉子,把食材摆在旁边的木桌上,开始做早饭。

金钱的计算题

对于想要过上“FIRE生活”的人,反思金钱价值的前提是获得金钱。就像提前退休前面要加上财务自由。在“FIRE生活”豆瓣小组里最常见的是提问帖:“多少存款可以FIRE?”“X线城市,存款XX万,可以FIRE吗?”

这个问题,最早可以追踪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历的*场互联网泡沫。处于风暴中心,互联网人手中膨胀的财富一夜缩水。接踵而来的2007年信贷紧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代之以私人债务的增加和工资停滞。于是,互联网上刮起一股“FIRE风”,一群程序员提出,要实现财务自由,免受工作不稳定的威胁。

FIRE运动的发起者提出了“4%规则”,即财务自由需要的最少资产金额为家庭年开销除以4%,换句话说,就是储蓄达到一年支出的25倍。这一数字由1994年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威廉·班根的一项研究得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有人精打细算,过极限生活;有人富贵险中求,花几十万梭哈一只股票;有人选择创业,五年没有假期。

为了提前退休,王哲计划了很久。2007年,萌生这个想法时,王哲依据银行存款6%的年利率计算,如果一个月有800到1000元的利息就可以保证自己饿不死,那存30万就够了。那之后,她拼命压低自己的生活费来加速实现FIRE的进程。

刚去上海那几年,王哲经常打开手机支付宝,看看自己还有多少存款。数字好像就是自己活着的一个证明,“如果花掉就什么都没有了,时间也过了,钱也没了”。2006年到2012年,王哲在上海的平均月消费是600元。钱是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一点一点省出来的。

为了节省房租,她在工作室睡了6年,有工作任务就要立马处理。只有晚上十点后,时间才真正属于自己。王哲的一个朋友是“淘宝达人”,穿不完的衣服就送人,有的标签都没拆。王哲收了不少她的衣服,现在都还在穿。至于吃饭,她没有什么要求,一次做好三天的午餐,带到公司热一热就吃。出行则全凭一辆电动车。而那时候,王哲的收入已经从四千多涨到了八千。但一直到 2012年,王哲在武汉贷款买房之后,月生活费才从600元变为1200元。

离开上海前,她和另外三个人合租一套房,两室一厅带一个阁楼,她住在一个十几平米大的卧室里,里面放置着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衣柜。刚走进来的人可能会以为这是间空屋子。衣柜里只挂着几件衣服,其余仍被收在王哲来时拎着的行李箱里。桌子上空空荡荡,冬天的时候才会出现一瓶搽脸油。

“节流”也是大多数想要FIRE的人的*。在“FIRE生活”豆瓣小组里,专门辟出一栏“极简主义”。有人通过开荒种地实现水果自由,有人晒出0.01元购买的250g大青椒的购物截图。

也有人专注于“开源”。“躺师”在豆瓣小组里分享了自己通过投资股票实现财富自由的经历。

电视报纸上“炒股一夜暴富”的报道激发了她对股票的兴趣,大学一毕业,她就去开户投资了七百块,买了几百股TCL。2016年,她发现自己“不是打工的料”,炒股是她“*的一条向上的路”。于是和母亲要了2万元正式进入股市。一发工资,她就全部打进股市,日常开销全部靠借。

那个时候“躺师”并不掌握太多相关金融知识,甚至因为自己的生日是4月21日,就买了尾号421、420和422的股票。再加上时运不济,2018年是单边下跌的大熊市,经常是发了工资刚买进去一万,没几天就亏了五千。即便是这样,“躺师”还是每个月都加仓,在市场里赖着不走。她将自己的炒股方法总结为“躺平不动炒股大法”。股市跌的时候,她就去爬山拜财神庙,买吉祥物配件。

为了实现财务自由,胡博选择创业。她大学读电子工程专业,之后去美国读博士。先是在学校工作,后来又开始创业。那个过程并不总是激情和挑战,更多的时候是枯燥与重复。创业初期,为了省钱,胡博自己做客服,下班后就盯着手机,准备随时回复客户。问题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能不能接待”“能接待多少人”,胡博的回答也言简意赅“能”“15人”。但是她必须守着手机,以防错漏一单,那就少赚几万块。假期日正是业务流量最高的时候,创业前5年,她都被手机锁在家里,几乎没有休息。

支撑她的*动力就是实现财务自由。她有自己的公式:考虑到自己的消费水平,当总额达到两百万美金,流水达到每个月八千美金的时候,她才能FIRE。

事实上,对于很多选择“FIRE生活”的人来说,财务并没那么自由。“FIRE生活”豆瓣小组的组长更推荐“温和方式”,小组简介里写到:“通过这个理念去给生活做减法,同时为家庭资产做配置,以求尽快摆脱‘出卖时间换金钱的工作’。”

荒谬的感觉

2006年,王哲从家乡武汉来到上海,*份工作是平面设计师。后来老板创业开宠物咖啡馆,把其他员工都辞掉了,只剩下王哲。在那个年代,宠物咖啡馆还是新潮事物。顾客可以带小狗喝咖啡,店里提供宠物美容的服务,出售小狗的零食和衣服。王哲看到顾客一次性充值3000元或5000元的会员卡,花300元或500元给小狗买一件衣服的时候,心里就会生出一种荒谬感。狗真的需要穿衣服吗?那人呢?也需要那么多衣服吗?

在宠物咖啡馆,王哲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忙起来可能一个月也没有休息。直到在外企工作的朋友提醒,王哲才觉得这种工作节奏“很不对”,她辞掉了工作,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在新公司,王哲又一次感受到了现实的荒谬。文案同事为一款化妆品写广告词,为选择用“榛”字还是“臻”字纠结不已。而事实是,他自己可能都没有用过这个化妆品。那些激发自己购买欲的广告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所谓需求是不是人为塑造出来的呢?王哲偶尔会这样想。

很长一段时间,盘旋在她脑子里的*念头就是“活不下去”,担心自己没钱吃饭。刚开始找工作时,她抱着资料去公司面试,一坐上电梯就有晕车感,恶心,想吐。头疼,头一直疼。找到工作,这种感觉也没有消失。那段时间她的梦都变成了灰色的,水泥色的,“以至于我都忘了其实梦也可以是彩色的”。她觉得,现实生活比噩梦更可怕,她不愿意从梦里醒来,“醒来就掉进噩梦里”。

和王哲一样,陶子阳退休以前,似乎从早到晚都在担心着什么。每天晚上睡前,她都在思考第二天要见什么人,要做什么事,有什么会要开。一焦虑,陶子阳就打开淘宝,用“买买买”来解压助眠。第二天上班的时候猛喝咖啡,还必须摄入高热量的食物才能缓解心里的感觉。中午没有午休时间,下午的会可能直接开到晚上八点。再去体检,陶子阳的血脂高了。

推动辞职的原因可能是一次普通的例会。胡博觉得自己辞职时没那么勇敢。没有一方苦苦挽留的戏码,更多的是你情我愿。辞职前,领导找她谈话说有人反映,总是找不到她,打电话、发邮件也总是不回。

那段时间胡博经常请病假逃避,主要是逃避开会。“我觉得每个年轻人心里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这帮傻X什么时候散会。”她宁愿被自己的客户骂,也不想去开会。

相比于琢磨不定的情绪,琐碎的工作带来的无意义感渗入了每一个日常。过去的胡博总是担心一些天马行空的事情。“我的生意要黄了怎么办?”“我买的房子跌了怎么办?”朋友骂她“神经病”。

后来,她终于可以FIRE了,就算没工作也能活下去。

烦恼的盒子

FIRE不是时间上的一个点,而是一种需要长期坚持的生活方式。

正式FIRE的*天晚上,何晓没有睡好。她梦见屋里进贼,在惊恐慌乱的最后一刻尖叫惊醒,把儿子吓得从床上弹起,扑到她怀里叫唤她。那时候,天已经蒙蒙亮,车流声和鸟叫声从窗外传来,何晓告诉自己这不是不好的预兆,“只是印证了我对于接下来新的生活的些许不安和期待。”

何晓以前在金融外包公司工作,说是“项目经理”,实际上干的是“保姆”的活儿。她儿子今年6岁,七个月大的时候,就被送回老家,只有假期才有空去看他。FIRE以后,何晓终于能和小区里其他妈妈一样牵着孩子散步,偶尔有邻居家的阿姨上前来问:“你妈妈呢?”“一个人带孩子,不用上班啦?”大多数情况下,她不想解释,她说自己不在乎这些外界评价,但心里还是有些焦虑,担心爸妈有一天会催她回去上班,“毕竟我爸还被退休返聘了”。

陶子阳喜欢写小说。退休前她每天早上4点钟起床,在上班前写几个小时的小说,写出来给自己看。那时候她觉得“写小说是一件特别奢侈而幸福的事情”。辞职后,她签约了一个网络小说平台,因为保持每天更新,*个月拿了“全勤奖”,可当她发现自己的作品没人看的时候就没动力了。“写新的,又没人看,就觉得算了,实在没天赋。”陶子阳现在看小说时会睡着,“剧情怎么那么流水账?”她自嘲,“完全就是睡前读物。”

那要不要回去工作?是不是可以回去上班?陶子阳今年6月陆续给一些公司投送简历,面试了几家公司,要么是工资没谈妥,要么是年纪,有的公司面试的时候反复提,“你34了,你34了……”

豆瓣小组里,不乏和陶子阳一样FIRE后想要回归工作的人。肖宁原本是房地产公司的策划,被领导看中转去做销售,*个月就成了“销售冠军”。离职后,她选择新媒体创业,但公众号迟迟不见起色,她一度陷入自我怀疑。在豆瓣的帖子里,肖宁坦言:“说白了,我依然需要外界的认可,这个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胡博发现自己的朋友圈渐渐没有人点赞和评论了。一开始她以为是因为大家都太忙了,后来她看到一个同学发朋友圈说孩子生病了,底下都是同学关切的评论:“他发烧几天了”“有没有这个现象”“去了哪个医院”“我听说哪个医院比较好”。她才发现其实不是同学忙,只是和自己没有共同语言。“有一定的孤独感吧。”但是很快,这种孤独感就被她自驾游中国的计划打破。她在丽江住了一个多月,结交了一帮新朋友,每天去客栈喝茶,聊天,打扑克,有时候去爬山采野菜。

从前胡博最关注的是自己什么时候能实现财务自由,每次在YouTube上刷到FIRE主题的视频时,她会直接把视频条拉到存款金额那一部分。但当她自己开始“FIRE”的时候,她才发现“其实这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除了做好物质准备,更重要的是心理准备,甚至需要建立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

胡博过去常说:“人的烦恼就是一个盒子,里面或者装着一个大烦恼,或者装了许多小烦恼。”但她现在不这么想了,“我觉得你可以把盒子缩小。”她不再试图掌控生活的方方面面。

疫情之后,因为隔离政策,胡博被困在美国的别墅里待了一年多。春天的时候,她坐在花园的吊床里,一摇就是几个小时。入夏之后天气闷热,她就在屋子里抱着吉他学歌。邻居老奶奶把喂鸟器挂在外边,每天有各色各样的鸟围在那里。我和她打电话的时候,一只绿色的蜂鸟落在她的窗前。我很早就在百科全书上知道“蜂鸟是世界上最小的鸟”,但从没见过。我请她描述一下蜂鸟的样子。

“一个绿色的东西,你看那还在扇翅膀呢。很小的,比我一个手指稍微长一点。”

“是小指吗?”

“食指。比食指稍微长那么一点。”

◦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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