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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始祖子贡:与天下诸侯平起平坐,将孔子推上圣人之位

子贡这个历史人物,他的价值不只是商业经营价值本身,或者说留下什么经营之道,而是丰富了儒家的内容,也丰富了商家的内涵。
2022-03-29 10:45 · 微信公众号:砺石商业评论  刘黎平   
   

在亚洲东方广阔的历史舞台上,有一个巨大的身影始终无法绕开,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教育民生哲学,都在这个巨大身影的俯视之下。

这个身影,就是孔子。

在中国,一说到圣人,*就必须想到孔子,这是没有争议的。以孔子的思想为框架,中华民族乃至东亚一些国家的方方面面无不在这个框架之内,不只是相关,更是相生。

之所以成为圣人,靠的是高远的智慧,高尚的人格,超凡的目光,超前的指引,给一个民族塑造性格,给一个国家树立品味,然后几千年都朝着这个方向走,虽然到了近现代,其光芒在减弱,其影响力不再专有,但还是始终有着深深烙印,并且其生命还是在不停生长。

然而,有没有想到,在具备这一切条件的同时,是不是还需要团队的操作?甚至商业影响力的推动?圣人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影响,而是需要外力的推动。

答案是肯定的,必须有团队,必须有商业元素的推动。

孔子的影响力之所以震古烁今,除了他本人具有的圣人品质之外,还有其他推动元素。

推动孔子走上圣人的是什么力量呢?

儒门弟子,天下巨贾

孔子是中国古代理所当然的圣人,而在他成为圣人的道路上,是不是就他一个人摸索奋斗出来的呢?

司马迁那里有答案。

《史记》之“货殖列传”给出了答案:“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让孔子大名扬于天下的,是子贡前前后后努力的结果。

子贡是孔子的弟子,孔门十二哲之一,卫国人,姓端木名赐,子贡是他的字,比孔子少三十一岁,生于公元前520年。这一年,东周王朝发生兵乱,周天子王子猛忧惧而死。

真正到了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程度。

孔子终其一生,都要恢复礼乐制度,要打造一个极高的境界:“仁”。所以他对于弟子的要求,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并不在意他们能不能建功立业,能不能在现实的政治军事舞台上呼风唤雨,力转乾坤,而是要求在精神境界上有着高度的契合。

所以,在孔子的心目中,毕生穷守贫民窟(没有任何夸张和比喻,真的就是贫民窟),贫困到“一瓢饮,一箪食”的颜回,才是他眼中学霸级别的弟子。颜回死后,每当有人问孔子:你最得意的学生是谁,孔子就会老泪纵横地说:是颜回,可惜死了,可惜死了。

其实,颜回的一生,除了赢得老师的好口碑之外,没有任何建树,没有任何功业,如果不是孔子替他宣传,他就是默默地死在穷巷陋居的普通人。

而对于那个炫目多彩的端木赐,孔子却没有很多赞誉。

孔子嫌弃子贡的地方,似乎是他的经商。孔子曾经这样评价过他:“赐也不受命,臆则屡中。”端木赐不接受天命,凭着自己的想法去判断行情,进行投资,屡屡能够获利。这样的评价,不算差评,也不算好评,孔子承认子贡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但是似乎不太赞同他从事这个行业,从“不受命”这句叹息就看得出来,儒家历来主张人要安天命,守天命,不要去刻意改变个人的境遇,但子贡就不太安命。

孔子在闲谈中流露过想要致富的想法,为此当个马车夫也行,但还是不强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一句“不可求”,说明孔子在这方面没有执着的追求,只是不否定求富,但自己不刻意去做。

而子贡在这方面,则跨出去很远很远,超出了老师对他的预期。

子贡的经商活动,是在曹国和鲁国之间,“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曹国的国都,是今天的定陶,当时的天下商业中心。与子贡同时代的范蠡,比子贡大16岁,其商业活动范围也在这一带。他们之间的轨迹,应该是有交集的。而鲁国虽然是天下的礼仪之邦,但在经商这一块上也跟得上时代的步伐,那里的人们“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喜欢商业,争夺盈利,比东周人都还要厉害。

子贡具体经营什么项目,已经无从得知了,应该是根据各类商品物资的价格集散情况,高出低进,利用季节差,价格差,大获盈利。

范蠡是巨富,子贡应该也是在财富排行榜上,具体数额多少,不可能有统计,但是有描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能有庞大的车队,丰厚的礼物和诸侯王公们来往,并且在礼节上也是对等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没有海量的财富,是做不到的。

关于子贡商业经营的直接描述,只能到这里了,由此而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从而能将老师孔丘推上圣人的位置。

成立智囊团,周旋于诸侯王公之间,乃至改变春秋局面

子贡不只是在商业上表现出惊人的经营智慧,更是在政坛散发出令人炫目的魅力和魄力。

关于春秋战国时代商人改变诸侯国格局的事例,我们往往想到的是吕不韦,其实,子贡所产生的影响,不在吕不韦之下。

很凑巧,吕不韦也是卫国人。

还有商鞅,吴起,都是卫国人。

史书里的子贡,完全不局限在孔门弟子的身份上,他也是一个巨贾,更多的是一个外交家。

夸张一点说,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的诸侯版图,被子贡以一己之力给改变了。

在公元五世纪中叶的东周王朝版图上,晋国应该是最强大的,齐国和晋国算是并列,鲁国在一天天滑落,遭受齐国的打压,吴国在兴起,正打算进入中原图谋霸主的位置,已成为吴国附属的越国正在埋头做作业,试图报仇。

晋、齐、鲁、吴、越五国之间,正在经历微妙的变化。

我们尽量压缩一下来描述这个过程。

子贡的使命就是撬动这些变化,加速这些变化,最后彻底变化版图。

首先,是齐国的权臣田常帅师攻打鲁国,而子贡的老师孔子是鲁国人,孔子要求子贡解决这场危机。

子贡必须利用诸侯之间的矛盾,去转移这场危机。他先找到田常,抛出一个国际关系理论,“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有内患的就攻打强国,这样就可以耗空国内的敌对力量,从而有利于自己把控局势。反之,有外患的就应该攻打弱国。

显然,鲁国不是强国,齐国必须选择攻打一个强国,才能化解危机。而这个强国,*是吴国。子贡的这一番说辞,中了田常的心意,因为他想要全盘操控齐国,但国内很多大臣不服,同时,吴国是南方的诸侯国,正在冒起,很快就将是齐国的威胁,将吴国打回南方去,应该就是齐国的重要战略计划。

田常被说服了,问题是怎么才能让吴国找上门来主动开战。

接下来,子贡南下吴国,选择了吴王夫差最想要的那块蛋糕:北上中原称霸。想要北上称霸,就必须打击北方的强国齐国,而齐国正在侵略鲁国,你兴师北上救援鲁国,恰好就以这个名义打击齐国。

夫差动心了,但担心越国袭击后路。

子贡说愿意替夫差解决后顾之忧,于是再南下到越国,跟勾践说:只有吴国北上交战,你才有复仇的可能性,所以你要向吴王表忠心,表示自己是吴国最坚定的后方。勾践照着子贡的主意做了,派大臣文种到吴国去表忠心,于是吴王安安心心地北上讨齐。

最后,子贡到了最北边的晋国,提醒晋王说:吴国要北上威胁您的霸主地位,您要做好防备。于是,提前得到情报的晋国严阵以待。

子贡为了拯救鲁国而制定的这个大计划,很准确地拿捏住了五大诸侯国的期待和恐惧心理。北方诸侯对南方诸侯的防备,南方诸侯国的虚荣心和称霸企图,以及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子贡通过让他们主动出击,朝着各自的目标前行,调动他们的贪婪,刺激他们的惊惧,从而把整个版图都撬动起来。

结局就是,吴国击败齐国,意犹未尽,继续北上打晋国,结果败于晋国,于是回头,但是遭越国袭后路,于是灭亡。

史书赞叹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这个政治军事大项目的周期是十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项目初始目的是要保存鲁国,但做成的效果是,改变了春秋时期天下格局。

这个过程,不知道史书有没有做过艺术加工,五大国君有没有可能被子贡玩弄于股掌之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该计划迎合了各方客户的心愿,又让各方始终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运转。

子贡在外交上的巨大影响力,不可能不对他的老师孔丘带来有利的影响。

圣人的诞生,子贡出力*

关于子贡用自己的力量推崇老师,史书是有记录的。最明显的莫过于一次辩论。

子贡长时期在鲁国和卫国担任国相,颇有影响,一方面是商场精英,另一方面又是政坛骄子,他的光芒覆盖之处,不免会让人觉得他超过了老师孔子。

这种观点颇有市场,例如鲁国的实权派人物叔孙武叔,就公开说“子贡贤于仲尼”,即子贡比孔子强。这一类的言论,确实在当时有很大的接受度,因为就表面而言,子贡拿得出手的成绩确实比孔子多,也更容易被世俗所肯定。

子贡慌忙打了一个比方,好比一座建筑物,我的外墙就只有肩膀那么高,里面的一切能让人看得清清楚楚,而我恩师孔子的墙有几丈高,一般人根本看不到里面的丰富和美好,“不见宗庙之类,百官之富”。

他用一个比喻,奇妙地道出了老师的伟大为什么不被人看到,那是因为维度太高,一般人的认知涉及不到。

在读《论语》的时候,我们往往认为子贡这个比喻是理所当然的,却不曾代入那个年代,设身处地去想想那时候的社会心理,一个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处处开花的优秀弟子,一个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老师,短视的人们更膜拜那个在各方面都优秀的学生。所以子贡才费力地辩解,可见他当时的受欢迎程度有多高。

这种在贵族队伍里的辩解,其实就很好地推高了孔子的地位,逻辑是这样的:我都这样优秀了,我老师的优秀更不可想象。

同时,子贡能和天下诸侯平起平坐,在他带着豪华车队穿梭于晋楚齐鲁吴越等国的时候,他显赫的身份上带着“孔门”的标记,无形当中也提高了孔子的身份,更何况在各个外交场合,他必须要屡次提到自己的恩师。

子贡有着商人的低调,从不把自己置于恩师之上,从不去质疑恩师心中*的那一位师兄,在师生互动当中,子贡总是恰如其分地挪出位置给别人,例如有一回孔子问他:“你跟颜回谁更优秀?”子贡的回答很让孔子满意:“我怎么敢跟颜回相比,颜回闻一知十,我不过闻一知二”。

师徒之间的配合很默契,老师知道这位学生是在世俗功利上最有成就的,但是碍于你商人的身份,我不能太捧高你,以免让孔门有财团的铜臭味,要保持学术的纯洁性,所以子贡每次高谈阔论时,孔子总会适度打压,“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子贡也不觉得委屈。

子贡又有着商人的务实风格,尽管老师偶尔地不待见他,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为整个团队服务,尤其是关键时期化解危难。当年孔子在陈国和蔡国之间遭遇围困,缺衣少食,四面豺狼,尽管团队里面只有孔子和颜回表现得最有风度,然而,最终搬来救兵的却是子贡。子贡以自己的影响力,使楚昭王兴师前来解围,成功救出孔子。

子贡被誉为儒商之祖,他的出现,其历史意义在于增强了儒家学说的说服力。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对儒家都有一定程度的误会,认为儒家迂腐,不变通,繁文缛节,徒耗人力物力,春秋时期齐国名相晏子就是这么指责儒家的,总之,很多人认为儒家不实用,作为精神导师还行。

但子贡的出现,很好地撑起了儒家在经营方面的高度,在孔门,照样能出家财万贯、出将入相的人物。儒商并不是儒和商的简单相加,而是儒作为大框架,商作为产出物。儒和商并不矛盾。

所以说,子贡这个历史人物,他的价值不只是商业经营价值本身,或者说留下什么经营之道,而是丰富了儒家的内容,也丰富了商家的内涵,也促使后人更加深入去挖掘探索儒家,认识到儒家深邃渊博的一面,从而构建具有中华特色的商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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