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失业人

经历过2020,打工人对“疫情裁员”这件事并不陌生,于航本人就是在两年前疫情时被裁员才入职了这家公司。居家办公不代表可以摸鱼,打工人深知自己走钢丝般的处境,对工作不敢懈怠。
2022-05-19 11:39 · 盒饭财经  毕安娣   
   
沉浸式阅读上海失业人

于航记得很清楚,那是4月28日的下午六点,一天的工作忙了七七八八,领导发来微信消息,说要打电话“聊聊”。

电话那头,领导诉说了公司的若干个难处,“不容易”、“快倒闭了”,最后于航听到了重点:要裁员,而他是被裁的员工之一。

对此,于航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他已经在这家上市家具企业旗下的数字科技子公司工作两年。接到这通电话的时候,因为上海疫情,全公司已经居家办公一个月又十天,而他刚刚在一周之前忙完了一个重要的项目。

一切都“进展”神速,和领导通话之后,包括领导、人事和于航得三人微信小群就建好了,仅仅不到24小时之后的第二天下午五点,人事又和他打电话“聊了聊”。

和领导不同,人事唱得是“黑脸”,不仅语气坚决,要求于航必须在当天下午六点前做出决定:同意离职,拿N+1,由于拟定的交接日距离于航入职两年还有几天,因此N按照1来计算;此外,人事“劝”于航,如果不爽快同意,可能会影响下一份工作的背调。

措手不及的于航进行了短暂的挣扎,他给12333(全国劳动保障电话咨询服务专用号码)打电话,人工客服一直没有人接听。

下午六点,于航在网上发帖求助,但是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

七点半,在专属于航的三人裁员小群,人事和领导先后@他:“请确认是否同意。”纠结了一个小时,他回复了“同意”。

于航提供的微信截图

经历过2020,打工人对“疫情裁员”这件事并不陌生,于航本人就是在两年前疫情时被裁员才入职了这家公司。居家办公不代表可以摸鱼,打工人深知自己走钢丝般的处境,对工作不敢懈怠。

也许正因如此,当裁员还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打工人会有“情理之中”但是“意料之外”的感觉,依旧是手足无措。

5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比上个月上上0.3个百分点,其中外来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6.9%。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定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5%以内”的黄线。

“失业”是一种状态,它有可能来自于裁员,也有可能是此前辞职还没有找到工作,甚至有可能是在疫情之中主动请辞。

当失业遇到4月的上海,情况则更加特殊:一是时间久,很多居民所在的小区从3月中旬起已经开始封闭管理;二是生活忙碌,核酸检测、抗原自测、电商抢单、团购、取货……

缺少娱乐活动、物资获取有难度、物价上涨、求职机会不多,失业的打工人在4月的上海,日子不好过。

01

5月的一天,朱晓远如约参加一场视频面试。面试官提醒他打开摄像头,朱晓远不好意思地照做,并且和对方解释:之所以满脸胡须,是因为自己为了纪念这段日子,决定解封之前不刮胡子。面试官没有为难他,说“还挺有个性的”。

轻松的面试氛围没有改变令人失望的结果,这次应聘不了了之。到5月14日,朱晓远在三周时间内只参与了五场面试,都没有结果,和2020年疫情前同样在上海找工作的经历相比,他明显感觉到机会少了很多。

朱晓远心里有些焦虑,4月18日,在被“封印”在小区里刚“满月”之际,朱晓远解锁了人生第一次被裁员的经历,被女友叫“软饭男”——虽然是开玩笑的——也是他29年来头一回。

和于航一样,朱晓远入职这家公司2年,这次的裁员他感到非常意外。

4月10日,上司频繁问朱晓远要运营相关的数据,加上公司微信群里的讨论越来越少,朱晓远经常都是在“自说自话”,他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近一年以来,他负责公司的知乎渠道运营,从0到1将知乎账号运营起来,虽然粉丝只有三千个,但是已经给公司导入了30万的业绩。

但是公司在经营困难的情况下,计算了朱晓远负责的知乎项目的投入产出比,最终决定这个项目“不值”。

4月18日,朱晓远的上司在微信上告知了公司的决定,第二天人事和他进行了语音通话:赔偿N+0.5,也就是一个半月的工资,交接日定在月底。

虽然紧接着上司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好生安慰了一番,但朱晓远的心里总还是有些难受。

他和同事们聊,发现这次的裁员涉及几乎1/3的员工,他所在的用户增长部门总共有35个人,这次就一下裁掉了10个人,而人员流动性本来就更大的市场部门则裁得更多。

论裁员赔偿,N+0.5虽然和劳动法规定得N+1比较有差距,但是和其他被裁的同事相比却是好的。虽然知道这次裁员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但是朱晓远选择对公司给予理解,在平和之中办理了线上离职。

公司很快发了工资和赔偿,考虑到自己暂时没有了收入,他选择将到手的三万元全部用来还信用卡。没有存款,到手的钱也用来“填账”了,他开始为生活感到焦虑。

买东西比平时贵了一些,朱晓远在外卖平台买过菜,1颗圆白菜35元,4个番茄40元。爱喝的酒倒是买到了,平时只要一瓶8到10元,如今18元。虽然知道是暂时状态,但也已经持续了两个月。

本来生活颇有些“小资”的朱晓远,最近开始查如何领取上海失业补助金,如果申领成功,按照他在上海缴纳社保的时长,每月大概可以有近2000元。

朱晓远提供的美团外卖截图

除了赶紧找工作之外,朱晓远开始运营自己的自媒体,做酒类评测,此外他第一次考虑:是不是该离开上海了?

此前,这个念头不是没有过,但因为自己“对上海的执念太深”,一直被藏在角落里。

7年前大学毕业,朱晓远只身从郑州来到上海,在高铁站坐上小车,路灯带着树荫透过开着的车顶小窗,打在他身上,看着窗外夜色中的上海,那一刻定格在他的记忆中。开车的是朱晓远的叔叔,早年间叔叔也是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打拼出了一番事业,朱晓远对自己在上海未来的想象,也有了叔叔经历的影子。

但是7年过去,朱晓远依然是平凡的打工人,没有存款,没有房产,没有本地户口,就连叔叔都说如今年轻人打拼太难。

直到这次在疫情中被裁员,朱晓远才终于停下来,和女友提起了离开上海的可能性。如果找工作依旧没有满意的进展,他和女友考虑去二三线城市,去长江三角洲的城市,或者是去女友的老家四川成都。

于航在上海已经十年,没有落户上海也没有成家,他在老家合肥买了一套房,每月房贷要还9000元,虽然尚且可以靠存款生活,心里也有点没着没落的。

同期被裁员的同事已经决定去苏州发展,于航的内心也有些松动,但还在纠结中。

02

长期的居家办公,也让一些打工人不堪重负,选择主动请辞,继而自己加入了“上海失业俱乐部”。

张雨彤就是其中一员,出生于1999年,她是组里年纪倒数第二小的,辞职的决定也被关系好的同事说太年轻、太冲动,但她觉得自己非这样做不可。

这是张雨彤大学毕业后的第2份工作,公司经营软件产品,而她是toB的销售。平时,张雨彤在外跑业务,面访不同的公司,几乎每天微信运动都能达到2万步。

3月18日开始,张雨桐的小区封闭,公司也同期开始了居家办公,她的主要工作从面访公司变成了打电话。

从前的业绩指标是每个月让客户开账号30个,居家办公后这个指标不变,但同时领导要求每个月打电话的有效(通话时间2分钟以上)数量是72个。除此之外,每天下班时需要在微信群里提交日报,每周五下班要邮件提交周报。

很快,张雨桐感到销售们之间明显开始“卷”了,规定五点半下班,但五点半就发日报的寥寥无几,而且日报变成了小作文,一个比一个篇幅长。除此之外,她还发现同事在系统里偷偷把她的客户偷偷转移到自己的名下。

原本张雨桐对于上班就到处跑业务的工作不觉得累,甚至觉得非常自由和享受,如今居家办公,她反而觉得工作强度上来了,还很心累,加上疫情下生活的挤压,渐渐令人力不从心。

张雨桐的工作日是这样度过的:早晨五点被抢菜的闹钟吵醒,迷迷糊糊拿起手机在电商平台抢单,有时会成功,有时无望地努力几分钟,在“今日运力不足”的提示中败退;纠结是起床还是睡一会儿,到八点半开晨会,还得注意领导的要求“精神面貌要好”;下了晨会,照着名单给客户打电话,通话时间系统里都有记录,平均每天得打出两三个聊2分钟以上的电话,这在大部分客户都是“陌拜”的情况下很有挑战;下午七八点,发发日报,准备下班。在这之中,随时要准备好下楼做核酸,或者去取到货的电商或团购订单。

加班时有发生,有一次领导通知当周要做“工作答辩”,张雨桐熬夜赶制PPT。

压力大不大,身体会告诉你——整个3月,张雨桐的月经缺席。

4月5日,张雨桐在没有告诉任何同事的情况下,直接向领导提出辞职请求。

辞职之后,张雨桐有三天什么都不做,彻底“躺平”。第四天,张雨桐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的新日常:摘菜做饭、健身……毕业近一年,她第一次感觉自己是在生活。有天晚上,张雨桐坐在餐桌边摘菜,慢悠悠地摘了几个小时。

焦虑与迷茫还是会找上门,张雨桐感觉到在疫情中辞职的一大坏处:几周以来家既是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的办公室,如今辞职,却完全不能进行转换——别说旅游,连出去看场电影、吃顿好吃的也做不到。

去年9月换工作的时候,张雨桐以毕业一年、仅有三个月工作经历的履历,不到一个月就入职了新公司。而如今,她能感到机会在变少:“刷得多了,感觉过来过去都是那几个HR。”

对张雨桐来说,现阶段还是以调整身心为主——在辞职之后没多久,她的月经重新现身。在她看来,真正的求职还要等解封,线上面试可以接受,但是还没有线下实地看过就入职还是显得太过冒险。

03

比被裁员和主动辞职都难受的,是“辞不逢时”失业在家的人。他们介于主动请辞的“活该”和被裁员的“无奈”之间,不尴不尬。

在距离上海一千三百多公里以外的陕西商洛,刘珂的求职计划也因为上海疫情被搁置着。去年10月裸辞的时候,刘珂只是想用两个月备考年底的CPA注册会计师考试,以便南下上海找份更好的工作,最好能进外企。

刘珂在3月发布的微博

然而由于当地疫情,原定于12月的计划连续延迟了三次,到了年后干脆宣布取消。刘珂和一个有相似经历的江苏朋友一起将今年8月的考试地点选择在了上海,边继续备考,边在求职软件上看上海的工作机会。

也许是因为时间被耽误了太久,和张雨桐“解封再求职”的想法不同,刘珂已经投递了300多份简历,如果有满意的工作机会,她不介意线上入职。

但是和朱晓远、张雨桐的感受相同,刘珂明显感觉现在比起她2020年同时期求职的时候还要难,尤其是从4月开始,新发布的工作机会就相对变少了。

刘珂已经一天都不想多耽误,只要上海解封,哪怕自己还没有找到工作,也要先搬过去。

不尴不尬“辞不逢时”的人,有卡在上海之外进不来的,自然也有困在上海出不来的。

3月6日,郑欣怡和男友吵了一架,男友从南京飞来。结果俩人不仅和好了,等3月18日郑欣怡居住的小区封闭,两个人就这样一起生活了两个月。

郑欣怡和男友原本有个完整的计划,郑欣怡辞职离开上海去男友的老家深圳,男友在南京读本科,6月毕业也去深圳工作。也因此男友来了上海之后暂时没有回南京,想着先帮郑欣怡搬去深圳安顿下来,自己再回学校。

3月中旬郑欣怡已经找好了深圳的工作,并且按照计划在上海辞职,18日小区封闭的时候,离职手续还没有办完,但到了约定的离职日期3月25日,郑欣怡的工资就停止计算了——原本离职要提前一个月沟通,但当初郑希怡急着离开上海去深圳,和领导求情,将流程缩短到了两个星期。

这边没有工资,深圳的入职都迟迟不能办理,好在是一家国企,谅解郑欣怡的特殊情况,还为她保留着岗位,只等她入职。男友还在读大四,两个人在两个月之中承受着经济的压力。郑希怡付房租,男友负责日常“搞物资”。

5月17日,男友在居委发布的当日“告居民书”中看到了离沪政策:自动驾驶机动车离沪的,要在居委填写驾驶机动车离沪的申请书、准备好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或者24小时内抗原阴性证明以及个人绿码、提供目的地外省市同意接收证明,且对公章层级有要求。

郑欣怡所在小区5月17日“告居民书”的部分内容

蹭谁的车是个问题,郑欣怡的男友开始四处打听。就算是能个人离开,上海的公共交通尚未恢复,怎么顺利抵达机场却是一个问题。郑欣怡和男友在小区群聊里看到,有人拖着行李骑自行车到五公里之外的某处,本来准备叫辆货拉拉去机场,却没有叫到,最后只能继续骑车。

不过男友似乎已经忍耐到了极限,他几天前买回4卷卫生纸后告诉郑欣怡:这4卷纸用完,我们无论如何也要走了。

【本文由投资界合作伙伴盒饭财经授权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如有任何疑问题,请联系(editor@zero2ipo.com.cn)投资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