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偷师中国互联网

过去一两年，“殚精竭虑跟社区卖菜大妈抢生意”，是对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主要批评。

不过，在硅谷，“俗不可耐”的中国互联网买菜模式，却大受追捧。

2018年，美国生鲜电商Weee！的创始人刘民还只是个创业小老板，员工不过百人。

一天，YouTube创始人陈士骏竟然主动邀请他到家中做客。没想到，生于中国台湾台北的美籍企业家大佬也是Weee！的忠实用户。

由三位上海交大校友创立、总部位于加州弗里蒙特的Weee！，如今已是美国风头最盛的生鲜电商。

今年2月，Weee！完成了4.25亿美元E轮融资，领投方是软银愿景基金，投后估值达到41亿美元。至今，其融资总额超过了8亿美元。

Weee！的崛起，是一个“copy from China”的故事。

2015年，在美华人养成了一个新习惯：在微信群里拼团买生鲜蔬菜。

刘民嗅到了这个商机。主攻华人生鲜团购的Weee！，因此诞生。

这块蓝海，让Weee！的营业额飞速增长。一年后，Weee！达成了每月300万美金的交易额，因此拿到了一笔760万美金的融资。

但“团购群+团长”的模式，有一个问题：管理半径有限，业务长不大。

两年后，Weee！就开始了原地踏步。

三个月之后，刘民一笔融资也没拿到，还因为忧思过度神情恍惚，在一个便利店的楼梯上，摔成了骨折。

卧床休息一个月，刘民开始在床上复盘商业模式的不足，终于开窍了：

在Weee！的社交电商模式下，各个团购群的团长是Weee！的社交中心，优点是早期获客快，但用户并不是核心，没有办法用一套打法，寻求用户的*公约数。

没有普适规律的大网，怎么能网起大鱼呢？

从床上爬起来的刘民，拿出所有积蓄投入新模式的建设——以用户作为社交裂变的节点，准备再拼一把。

2018年，拼多多已经控制了大多数中国人的亲朋好友。同一时间，Weee！的运营团队在美国创立了如出一辙的社交模式：先下单，后分享到朋友圈或者微信群，再由朋友砍单。

这之后，几乎所有的美国湾区华人都从曾经的拼团群，改成砍价群。

这帮助Weee！步入了正轨，刘民成了陈士骏的座上客，也收获了软银的投资。

Weee！在美国的中国式成功不是个案。

在美国，互联网服务业的创业，有着中国基因、“copy from China”的项目已经成为风向标。

在Weee！之前，有很多互联网服务业公司尝试将在中国验证有效的模式输出海外。

比如美国*的外卖平台DoorDash，就一度被称为“美版美团”。

2013年，斯坦福大学的一间宿舍里，徐迅创立了一家外卖网站，这便是DoorDash的雏形。

但DoorDash正式成立后，面临着极大的竞争压力。彼时的美国外卖行业，有占市场份额7成左右的“外卖鼻祖”Grubhub，还有依附大公司的Uber Eats。

因此DoorDash只能将郊区和低线城市作为战略重点，避开大企业的主力战场。

然而，据Edison Trends报告，郊区和低线城市的本地外卖物流增速，高于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等一线大都市区的增速。由此，DoorDash迎来飞速发展。

这与美团“农村包围城市”的起家之路，几乎完全一致。

DoorDash的配送机制和早期的美团、饿了么类似，因此至今仍被看作是“中国模式”输出海外的案例之一。

效法“中国模式”的服务业互联网公司当然不只是Weee！和DoorDash两家。

比如张晟创立的跨境电商Wish，虽比拼多多还要早几年，却一直有着“美版拼多多”之称。

Wish的成立和拼多多一样，都或多或少从淘宝上汲取了部分经验，利用中国的资源和模式，得到快速发展。

张晟曾经介绍，他在中国生活多年，很清楚淘宝上有800多万中国卖家，但开启外销的却不到1%。在美国，仅沃尔玛一家线下店就有18万种商品，但相对于淘宝上800多万的商家，却是相形见绌。

Wish虽然是美国企业，卖家90%却来自于中国，其中10美元以下产品订单占比很高。依靠来自中国的低价小商品，仅仅用了六个月，Wish就实现了“全球化”。

美国之外，这两年在东南亚兴起的“copy from China”浪潮，诞生了一大批中国门徒。

很多人认为，如今的东南亚互联网行业环境与中国20年前相仿，以中国模式为核心的创业正是东南亚的主流。

如今已经成为东南亚互联网巨头的SEA（冬海集团），在成立之初就立志“要做东南亚的腾讯”，此后不但得到腾讯投资，更获得前阿里巴巴早期员工和前美团COO的指导。

在SEA的商业模式中，很容易就能看到腾讯、阿里的影子——有腾讯风格的游戏代理Garena、仿淘宝的电商Shopee。

而“东南亚版滴滴”Grab，重要股东之一就是滴滴，并且凭借滴滴的种种经验，Grab成功将Uber挤出东南亚。

在东南亚互联网的各个分支领域，中国公司都能找到学徒，如今日头条、蜜芽、聚美优品的东南亚版本，分别是Mainspring、Orima和Hermo。

现在的“美版美团”DoorDash虽然已经成为全美*外卖平台，却连年处在巨额亏损中，期望与盈利能力间的落差非常大。

可即便如此，一众全球投资巨头，如YC孵化器、软银、红杉资本、GIC等，仍然支持DoorDash烧钱。

究其原因，不仅因为疫情中DoorDash增长曲线亮眼，更重要的还是受到中国外卖市场巨头烧钱互搏、市值却节节高升的影响。

一些美股投资人就曾直言，美团市值起飞，让他们可以容忍DoorDash的暂时亏损。

全球投资巨头热衷追捧“中国模式”，与二十年前中国互联网产业初创时的情景，恰恰相反。

彼时，中国互联网产业，还要靠“copy to China”来讲故事：腾讯做QQ，说自己是下一个MSN；阿里做淘宝，是“中国版亚马逊”；最早期的易趣网，是照着eBay来做......

这种反差的背后，足以证明中国互联网和传统服务业融合创新的成功。

而中国互联网服务业的成功，却又着几乎不可复制的前置条件，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源自于中国巨大的服务业市场与创新空间，同时也为中国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消费互联网时代，追求消费者的*公约数，才能找到更为普适的商业模型。

简单来说，中国人口拥有14亿人口，这其中既有一线城市的高级白领，又有偏远地区的低收入群体，可以说是拥有庞大的“群体样本”。

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衍生出了更多新的应用场景，延伸出的每一个细分领域都足以支撑一个不错的市场，这也是中国在极度细分领域能出现全球*的大公司，并从中继续孵化新的技术和产品的原因。

基于巨量的“群体样本”，中国互联网对生活服务的探索和革新中，诞生出很多更为适合全世界的经验模式，稍加改进就适用于海外市场。

一位VC合伙人曾分享道：“很多中国创业团队都证明了这个路径的可行性。那么，各种衣食住行各个细分行业，为什么不可以都以这种方式来做一遍呢？”

全球投资巨头们无法否认的现实是，“service from China”的时代已经到来。

2001年以后，加入WTO的中国经济开始起飞。在国内外庞大需求的刺激下，中国重工业进程加速，GDP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外贸（背后是制造业）、房地产、投资（主要是各类基建）逐渐成了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同时也成为容纳千万级就业人口的超级行业。

而到了2010年，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数量开始赶超三驾马车。在2014年，批发零售行业首次超越了制造业，成为中国吸纳就业人口最多的行业。

同时随着互联网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一些全新的岗位也被创造出来，如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新媒体创作者等，分别容纳千万级就业人口。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在GDP中的贡献不断增长。1985年，中国第三产业规模首次超过*产业；2012年，一路高歌的第三产业又实现了对第二产业的超越。到了2021年，第三产业占中国GDP比重达53.3%，远远超过*、第二产业。

当海外对中国的印象还是“Made in China”时，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人口数量、占GDP比重却越来越高，这足以说明，“service from China”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made in China”一样重要。

幸而，我们已经打好了基础设施——互联网平台经济，却招致了很多人的不满。

我们不得不承认，服务业与互联网相结合，包括最简单的买菜、抢菜互联网化、数字经济化已经是大势所趋，科技创新当然既要拥抱星辰大海，又要融入生活，甚至是下沉到柴米油盐。

值得提及的是，互联网与服务业的结合也曾经历过野蛮生长。2020年底，国家不得不出手，对此做出严肃处理，划定了互联网巨头在“社区团购”的红线。

价格战、垄断等恶性竞争手段绝不可取，不但无助于互联网继续在服务业创新，甚至会失去已有的优势。但杜绝野蛮生长不能因噎废食，而要将互联网的应用层面及时转到基础层面，转向技术创新的护城河上来，弥补中国互联网在纯技术创新方面的短板。

在苹果和Google的带领下，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出现，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下一个技术革新到来之前，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在提前探索前沿技术，打造真正掌握自主权的数字基础建设。

中国互联网平台，当然应该走向实体经济和高新技术的星辰大海。

但如何让柴米油盐的生活服务更便捷，更有价值，依然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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