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下乡了

今年3月，农村农业部发布了一项数据：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数，累计达到1120万人。

从高校到大型企业，从一线城市到三四五线城市，越来越多年轻人，正走向田间地头、山林深处。

2021年8月，在武汉江夏区的一个村子，一辆“遥控坦克”开进了村里的玉米田。

这是一辆遥控巡检机器人，通过摄像头，田间的作物状况被实时传送到手机端，采集到的图像，用来自动分析作物的长势和病虫害情况。

这样的新鲜玩意，通过改装，甚至可以在水稻田里进行巡检。

将“遥控玩具”与农业相结合，是武汉工程大学的志愿者们想出来的“鬼点子”。

武汉工程大学的志愿者到农村去，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2019年3月，共青团宣布力争组织超过1000万人次大中专学生，参与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为了响应“新青年下乡”，武汉工程大学从师生中选拔了一批志愿者，组成了科技支农团。

这些志愿者的专业虽然看似与农业相隔甚远，却为农业带来了更全面、更新颖的跨界解决方案。

通过大量走访，实地采集土壤和水样样本，进行实验室检测和大数据分析，支农团的志愿者们专门开发出一款APP，实时上传所有的农业相关数据，以帮助农户和相关企业获得更为全面的农业信息，建立有针对性的种植方案。

如今，江夏区的农户们，已经开始根据这些相关数据，来决策化肥的施用亦或是农作物的种植。

比起利用暑假期间短期志愿“下乡”的科技支农团，在广东遂城镇，石家敏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三年志愿者，对于遂城镇分界小学的学生们来说，他是“无所不知”的“石头哥哥”。

在石家敏看来，自己只不过做了很多的小事。

石家敏曾在学校中组织过一场趣味运动会，这种城市中很寻常的校园活动，却是这间乡村小学的*次。这些信息闭塞的孩子们，还是*次知道百米赛跑和跳远的具体形式。

在中秋节时，石家敏还曾组织孩子们给父母写信。当地很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这是多年来*次看到孩子写的字、画的画。甚至有父母特意从学校要来石家敏的电话，亲自表示感谢。

在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只是众多困难之一，许多地区的贫困，才是*的痼疾。

广东省汕头市的梅径村，曾因缺乏良好的产业，人均年收入低下，一度被人们称之为“没劲”村。

深圳大学毕业的钟泽铃是梅径村扶村工作队的一员。2021年，钟泽铃从实验室走向田野，协助工作队将四百箱蜜蜂落户在梅径村。

为帮助梅径村的蜜蜂产业，钟泽铃需要时常早起，与养蜂人一起工作。在采蜜期，她跑遍了周围的山路调研蜜源是否充足，如果恰逢阴雨天，还需要检查蜜蜂的健康状况。对于当地刚刚接触蜜蜂产业的农民们，这些知识既难以快速掌握，又是必需的。

在工作队的努力下，梅径村的蜜蜂产业发展迅速，仅仅半年时间400箱蜜蜂就产出蜂蜜超过4000斤，有效提高了当地人的收入。

类似这样的景象，在广东农村接连上演。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广东一省有2万余人报名“志愿服务乡村正兴行动”，在8月份，4000名大学生被选拔成为志愿者。

放眼全国，自2019年共青团引发《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至今，已经有千万余人次，参与到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假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考虑薪水尊严面子，你最想从事什么工作？

答案中，“回归农村”竟然成为高频词汇，而排在“回归农村”前的，仅有“老师”、“学生”。

这个答案的背后，有一个高度共识，年轻人正对城市压力感到不满。

在麦可思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本科毕业生选择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从2015届的26%下降至2019届的20%。其中最夸张的当属郑州——每4个人去到北上广深，就有5个人逃离北上广深。

根据《北京人口蓝皮书》显示，自2015年以来，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持续呈现负增长。

在大城市里，学历的逐年“贬值”，是重要原因之一。

正常来讲，一座城市的人才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式，学历相对低的占绝大多数，学历越高占比越少，这样才最为合理。

但根据2019年的数据显示，在北京2100多万常住人口中，有近1100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超过50%，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超过35%，高学历人口密集度*。

高学历人口密集度第二的位置属于上海——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超过30%，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18%。

和全国水平相比，这是*的高比例：全国受过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总共才2亿多人，大约仅占中国14亿人口的14%。

这样的现状，使得大城市内卷加剧，高学历挤占相对低学历人员的工作机会，既造成了教育和人才的双重浪费，也使得大城市的年轻人口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在大城市内卷的另一面，则是农村逐渐“被抛弃”的现状。

城市的虹吸效应加剧了农村人口、资金、技术等资源的流失，不少农村宅基地已经闲置，农业也变得逐渐边缘化，而农村的人口结构，也越来越“老龄化”、“空心化”。

过去，以农村的环境和发展程度，难以提供太多需要高学历、现代化技能的工作岗位，高学历人口逃离农村不可避免。

然而，日益便捷的高速交通与互联网，已缩短了城乡的空间距离，也逐渐打破了城乡间的信息壁垒。

同时，现代种植业、养殖业、农林产品加工业以及流通、电商的逐渐繁盛，也让农村，反而出现更多的机遇，成为了就业新蓝海。

而这些产业，又往往处在初级阶段，需要引入精细化经营、科技赋能、贸易方式等改善。

这样一来，具备有专业知识，有市场意识，并且接纳新鲜事物能力高的年轻人，反倒成了农村新产业里的“对口人才”。

回到农村，更有国家政策层面作为号召。

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将“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誓要解决农业农村农民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2018年2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2019年3月，在共青团中央的组织下，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正式拉开大幕。

相关政策的下发，不仅向年轻人发出了回乡、下乡的号召，也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有了切实的福利。

广东省为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行动提供9.7亿资金，计划用4年时间面向全国招募1万名高校毕业生；成都则为返乡就业创业大学生提供免费培训，并为他们设立23个返乡青年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站，专门打造了23个创业孵化空间；自2018年，浙江省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大学毕业生提供每人每年1万元补助，目前已补贴大学毕业生近2000人……

可以说，各个省市，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正全力为返乡创业的年轻人铺平道路。

截至今年3月，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数累计达到1120多万，其中创办项目80%以上是乡村一二三产融合项目。

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真正融入到乡村振兴当中。

志愿者的到来，是一场乡村与志愿者的互惠互利。

云南省元阳县，拥有着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身处哈尼梯田核心区的阿者科村，由于其独特的村落景观，成为第三批国家级传统村落。这样的地理优势，理应产生优秀的旅游产业链。

然而由于村落空心化严重，传统生产生活方式难以为继，村内环境堪忧，旅游接待散漫无序，导致阿者科村一度成为典型的贫困村。

2018年1月，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组织团队到此地进行实地调研，专门为阿者科村编制了《阿者科计划》，并且每年派一名硕士研究生驻村，以推动计划的执行。

通过科学的研究介入村庄社会治理，阿者科村本土资源的内在活力被逐渐激活，村民们被组织了起来，居住环境得到改善、传统村落得到保护、旅游业也得到进一步拓展实现增收。

2019年3月，阿者科村实现了*次旅游分红，截至今年5月，阿者科村已经先后进行过6次分红，共计分红78.51万元。再加上平时经营旅游业获得的工资，阿者科村成功脱离贫困，成为“全球*旅游减贫案例”。

与此同时，团队中正在硕博连读的驻村研究员小杨，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敲定出自己博士论文的框架。

这样的案例，已经很难去说是谁在帮助谁，而谁有改变了谁。

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的教授邹莉，对此有更深刻的认知。

曾经，很多人认为，一种科技手段只有彻底搞清机理后，才能付诸实践。

邹莉通过多年助农扶贫的技术指导后发现，只要确定一种成果能够帮助实现稳产高产，并且对环境、作物等没有害处，那么，在研究清楚应用场合、用量、环境条件等前提下，就可以大胆应用、跟进研究。

例如，种植在干旱地区的樟子松会出现衰退病，邹莉的团队发现，把血红铆钉菇打碎作为肥料，能较好地避免病害。虽然原理暂时还没搞清楚，但这样在“田间地头”的科研项目，同样使得邹莉多次获得科学进步奖。

当研究与实践越来越契合，农村的潜力也就被发掘出来，新的机遇与蓝海也一同出现。

在抖音上形象朴素的石嫣，已经做了多年的有机农场知识分享，镜头中看起来一副农民打扮的石嫣，其实有着丰富的学术背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

曾经的石嫣一度抵触自己的专业，总认为自己未来的出路只能是去高校任教，可随着对现代化农场的逐步深入了解，石嫣找到了创业的思路——CSA模式。

所谓CSA模式，简单理解就是生态有机农场，但因为去除了中间商、产品品质提高、生产风险较小，因此CSA模式的收益更大。

如今，石嫣与团队已经在北京郊区建成了260余亩的农场，为1500个家庭提供绿色蔬菜配送。同时，她还积极组织CSA联盟，为全国各地的新农人提供技术支持与销售平台。

在石嫣的影响下，有位曾在北京某时尚媒体做化妆师的新农人学员，也放弃了大城市的繁华，回到安徽老家做起了生态莲子的生意。

在石嫣刚创业时，国内的CSA农场屈指可数，可如今，CSA农场数量已经超过了300家。

与石嫣做法相似的，是一批有实践经验的大学毕业生，正逐渐成为规范化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领头人。和传统农民相比，这群被称为农创客的新农民，具备更强的沟通协调能力、组织指挥能力、创新创造能力，以及品牌意识、市场洞察力。

如今，全国农民合作社已经超220万家，其中已有10.8万家农民合作社开始打造品牌。这些合作社已经带动全国近半农户的收入提升，比如贵州省毕节市的南方马铃薯专业合作社，连续几年来，已经引领成员收入增长超15倍。

拥有科技和现代经营理念赋能的新型农业合作社，已成为引领农户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

农村的巨大发展潜力，不仅吸引了年轻创业者，也吸引了企业。2021年3月，华为“养猪”就成为热议话题，除华为外的大量互联网、房地产企业也都在进行着跨界“务农”。

很多企业开始协助培养乡村人才。2021年，腾讯就与农业农村部签署了“耕耘者”振兴计划战略合作协议，出资5亿元，用来合作培训乡村治理骨干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在各互联网大厂的技术支持下，“互联网+现代农业”的新产业模式正在成型，人工智能、云计算、视频技术、语音等技术，已经被引入农业的各个环节。

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的湖羊智慧循环产业园中，羊的数量、饲料，羊舍内的湿度、温度、氨气、硫化氢气体都可以进行实时监控，同时通过遥感技术可以进行精准调控。在利用这些手段以后，可以从以前每个人养10头羊到如今每人能够轻松管理3000头羊。

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从来不会自动与农业结合。在各个时代，它都需要有人做先导者，有机制做保障。今天，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承担了这个角色。

而在城乡一体化、城乡人力资源双向流动机制保障下，在政府、企业、大学的政策、资金、技术、人才支持下，农村正在走出落后与封闭。

在不远的未来，农村将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而是现代生活的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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