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老人走向垃圾堆

导读

壹  ||7年前，张贵英就是带着“使命”来到北京，这几乎是她所在农村所有同辈人都会选择的生活方式——在外工作的子女生孩子后，自己就离开家乡，启程前往子女工作的城市负责帮忙照看孩子。也是在“使命”完成后，张贵英发现，捡垃圾成为消磨时间*的方式。

贰  ||对于59岁的小区垃圾清理工孟祥而言，即使处在垃圾回收圈的更高层级，他也融不进周围任何一个看似再普通不过的交际圈。他很怀念十几年前到处能看到垃圾回收同行的日子。

叁  ||  从职场退休下来后，李祥虽能无缝融进楼下交谈圈，这样的生活方式依旧没办法构成他白天全部的生活。30余年工作让李祥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每天6点多他就会固定醒来，白天困了才会眯一会儿，不困时总想下楼溜达一圈。于是退休后几个月，捡纸壳成为了他消遣的方式。

9月21日10点，69岁的张贵英从位于北京北四环的家中推着婴儿车出发了，婴儿车上装载着她过去五天收集的纸壳与矿泉水瓶。

因为腿脚不方便，从家到废旧物品收购商约800米的距离，她需要一瘸一拐地走上15分钟。在收购商那里，结算过程总是很短暂，甚至不需要言语沟通——收购商把纸壳一股脑地堆在称重称上，喊出一句“16公斤、17块5”，紧接着拉开腰包取出现金递给张贵英。张贵英全程无言，接过钱就继续推着婴儿车寻找新的纸壳。

在周边小区转悠寻找、售卖纸壳等可回收废品是张贵英少有的户外活动。更多时间，她只能围着家庭生活转，包括买菜、接送孙子上学以及看电视。

为了不讨儿子嫌弃，每次捡纸壳时，她都会换上那套暗红的印花长袖与灰色裤子，那是她7年前从老家贵州投奔在北京工作的儿子时就带上的衣物。而目前这样的生活方式也是她与儿子经过数次争吵才得到的结果。

她推着的婴儿车，在7年前是孙子的专属。4年前孩子上幼儿园后，则意想不到地成为她运输纸壳时最省力的工具。

张贵英说：“老家已经回不去了，只能在城里给自己找点事做。小区附近又没认识的老人，加上口音问题和他们也说不上话。”

在北京上万个社区中，像张贵英这样捡可回收垃圾的老人还有很多。

据曾任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的王维平调研，2000年初期最高峰有15万拾荒大军在北京走街串巷拾荒。因回收价格的走低、回收品类的缩减以及市场规范化发展，曾经负责北京不同区域垃圾捡拾的“四川帮”、“河南帮”等已经悉数离去。这种传统的垃圾回收模式更多成为这座城市老年人的专属。

一开始，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种改变。渐渐地驻守在小区里的收购商们发现客户只剩下老年人；平台化回收企业在地推时发现最意想不到的阻力是老年人群体；出入办公楼的白领子女，也在与父母就垃圾捡拾的争吵中无奈、妥协。

按照官方口径，2021年北京正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而2035年左右，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破4亿，占比将超30%。数亿老年人的退休生活方式，将成为社会到政策层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

01、争取而来的生活

7年前，张贵英就是带着“使命”来到北京，这几乎是她所在农村所有同辈人都会选择的生活方式——在外工作的子女生孩子后，自己就离开家乡，启程前往子女工作的城市负责帮忙照看孩子。

不管是否适应，他们都清楚，必须在那座陌生的城市驻扎下去。

《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1年底，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441.6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户籍人口388.3万人。两项数据的差距意味着，像张贵英这样从全国各地背井离乡来到北京的老人数量超过53万。

哄孩子、打扫卫生、做饭几乎占据了她在北京前三年的生活。后来，孩子上幼儿园，她就闲了下来。除了接送孩子与做饭，白天时间她变得无所事事。

她回忆起那段日子说：“子女总说让我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享享清福。可我们做了一辈子农民，不允许自己闲着。在村里，老了还能去种种地。在城里，连串门聊天都变得没可能，也不认识路，就只能在家看电视或是在小区附近转圈。”

也是在“使命”完成后，张贵英发现，捡垃圾成为消磨时间*的方式。

在四年的捡纸壳生涯中，附近小区的*捡垃圾时间、区域，她变得了如指掌。她说：“逢年过节时，快递纸壳就会多起来，比如前段时间中秋节，我一天捡纸壳就能卖五六十元。这时一定得勤快跑，运气好，一个小区的垃圾桶就能捡10公斤纸壳、塑料。当然，其他捡垃圾的老人也会常常守在附近。平常则是早晚9点左右，年轻人习惯在那个时间点丢垃圾。夏天饮料瓶、易拉罐多，冬天就不用那么频繁地出门。”

现在，拾取纸壳收入是张贵英*能自由支配的资金。平常买菜以及生活费，儿子都会定期给自己。她说：“儿子给的生活费基本都会存起来，就怕万一有用得着的地方。自己赚的钱，就给孙子买点玩具和零食。”

对于现在的生活方式，张贵英说：“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已经成了习惯。过节都是在北京度过，只有亲属有红白喜事时才回贵州老家一趟。”

其实，这样的生活方式已经是她与儿子儿媳数次争吵后才得到的结果。

开始捡垃圾时，张贵英就遭到了激烈地反对。家里人和她说得最多的就是“不缺那几块钱、有味道、不体面”，她也总是以“没事可做、不需要子女帮忙、在老家，吃白饭才丢脸，捡垃圾是堂堂正正的职业”反驳。到后来，她干脆不反驳，自己白天正常出门捡垃圾，子女回家后就安静待在家中。

数次博弈后，她和儿子勉强达成一致。她会尽量把纸壳放置在自己房间的阳台，回家后就换一套衣物，四五天售卖一次纸壳。下雨天和下雪天不出门，防止因腿脚不便摔伤。

因为捡垃圾，这样的争吵也无差别地发生在李祥身上。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籍老人，李祥在退休闲下来后，就开始了捡纸壳。他说：“在商品房小区，除业主外，小区根本不允许其他人随意出入。一个楼里的年轻人又多，他们都有网购的习惯，丢弃的快递盒就更多。看到了就觉得浪费，于是路过垃圾箱边就忍不住伸手捡回家，久而久之成了习惯。”

在捡纸壳的同时，李祥也会将垃圾箱里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带回家——从别人家弹了几次没用的电子琴到装饰品、花瓶，日积月累地堆满了客厅与卧室。

虽然与子女分开居住，但每逢周末子女带孩子来看望自己时总会唠叨上几句。“女儿几乎是一回来就抱怨屋子乱，也不许孩子碰这些外来的物件，她觉得脏。有时候，她不敢直接和我说，就找我老伴儿唠叨，老伴儿又过来唠叨我。”李祥表示。

为了避免不痛快，在每年春节前，李祥都会把所有东西清理一遍再大扫除。

02、融入纸壳圈

作为最能直观感受到捡垃圾老人数量的收购商，常驻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的垃圾收购商张笛给记者列了一组数据——正常情况下，每天能收集约500公斤的废纸壳、塑料等可回收物，以一位老人平均提供5公斤可回收垃圾计算，每天就有100位老人前来卖垃圾。

张笛介绍，这样的数量级还只是建立在附近有三个流动回收商户的基础上。“卖垃圾的基本都是住在附近小区的老人，遛着弯就把垃圾卖了，这一行基本一天碰不到3个年轻人。从废纸、泡沫到X光片，什么类型都有。”

因为有足够多的垃圾回收需求，张笛甚至和街道管理人员形成一种默契，即使远隔四五米就能闻到刺鼻的味道，在管理人员走到自己的垃圾回收货厢车附近时，张笛就会把摆放在人行道上的数个灰褐色编织袋再次收拾整齐，一时间各种瓶罐、玻璃碰撞的声音响起，管理人员也就自然绕道走开。

在张贵英居住的小区楼下，只要不是雨雪天气，常常会聚集十余位社区里的老人。从下象棋、打扑克牌到围观聊天，老人们常常一待就是大半天。

对于张贵英而言，这样的生活方式注定难以融入。她不是没有尝试过，但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口音让她与其他老人格格不入。“以前带孩子在楼下玩时，还能和其他带孩子的老人有共同话题，后来孩子上幼儿园，自然就比较少沟通。”

于是，她选择了最能触手可及的垃圾回收。

她介绍，在捡拾垃圾时，小区数位捡拾垃圾的老人极少沟通，但也心照不宣地形成了诸多原则——纸壳谁先拿到手属于谁；对于一些不太欢迎非小区居民进入的小区，尽量选择避开；从垃圾桶中翻出来的不可回收垃圾也要重新放回去，不弄乱地面；不和小区垃圾清理工直接正面竞争等，因为他们在垃圾回收过程中更有话语权。

最近几年，除了与家人说话，张贵英极少与人主动沟通。她性格从刚来北京时的好奇热情变得越发沉默寡言，平日也会尽量安静地出入于各个垃圾站。她表示：“因为捡垃圾习惯了独来独往，自然也就不怎么和别人说话。”

其实，对于59岁的小区垃圾清理工孟祥而言，即使处在垃圾回收圈的更高层级，他也融不进周围任何一个看似再普通不过的交际圈。

2002年，孟祥就开始负责张贵英所在社区及周边两个社区的垃圾桶运输处理，附近捡拾垃圾的老人基本也都知道他的存在。他表示：“一栋高层楼基本都会有5个以上捡垃圾的老头、老太太，他们大都是外地人。因为我干了这活，垃圾本来就属于我，所以他们不敢和我直接抢。我一走，他们才在垃圾桶里扒拉。”

每天，孟祥都会在凌晨2点半起床开始一天的垃圾回收处理。进入负责的小区后，他会从半人高的塑料垃圾桶中翻找出可回收的垃圾，紧接着用人工将六个垃圾桶装车并运往附近的垃圾回收站倾倒，随后前往下一个小区重复上述操作。因每个小区早晚需各倾倒一次，一般晚上10点他才能结束一天的工作，一年365天全年无休。

这份清洁工作每月能给他带来2800元的收入，而卖可回收物在夏季每天能带来50元左右的额外收入，冬季则骤降至10元以下。

他很怀念十几年前到处能看到垃圾回收同行的日子。“那时回收的种类很多，从木头、玻璃到布袋子，除了厨余垃圾，基本没有不能回收的。走街串巷上门回收或固定在某区域捡垃圾的人都有，很多人都是以此谋生，那时卖垃圾收入有时能超过工资收入。虽然竞争多，但能经常碰上同乡闲聊几句。”

采访中，孟祥从他的编织袋中取出多个废品展示着回收价格的变动——当下易拉罐、塑料瓶的价格分别是1毛钱、四分钱一个，十五年前则是2毛钱、1毛6一个；纸壳则和以前差不多，多为1元/公斤，物价已经是天差地别。

因为仅靠捡垃圾挣不到钱，他的回收垃圾同行在近十年陆续离开北京。孟祥的交际圈一缩再缩，最终演变成现在把收音机播放相声、戏曲作为*的娱乐活动。

被问及未来的养老生活时，孟祥停顿了几秒后说到：“我们打工的，没那么多想法。因为无儿无女，也没投奔的去处，现在的工作提供住宿。等到单位不要我时，在北京肯定也留不下来，可能就回老家找个免费的敬老院吧。”

03、生意与慰藉

“纸壳13块7，易拉罐2块5，一共16块2，给你16块。”“你怎么给我16？16.5就行。”“16.2，2毛怎么入？”“2毛也能入。”

9月22日下午，一场在张笛与老人间的价格博弈悄然发生，随后以张笛掏出16元结束争议。虽然与老人的废旧纸壳交易常常能在2分钟内解决一单，但这样的价格博弈对于张笛来说是家常便饭。

张笛把这样的小规模交易形容为小打小闹，每公斤纸壳能赚取利润的也就两三毛钱，真正利润空间大的是旧空调、旧冰箱等电器。“单靠这种一单五块、十块的收购纸片、瓶子，腿跑断了都挣不到钱。你想想，一吨纸片也就挣200元，这还不算油钱、自己的房租伙食。更多是想借助这种回收模式，和老人形成固定交易模式，在他们卖旧电器时能想到自己。”

张笛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挣辛苦钱。他说，十年前行业利润还比较高，那时流动收购的商户更多。但现在很多区域不能随意停车在路边收购垃圾，加上快递包装数量爆发式增长，每天各大小区仍有老人有大量的纸壳能供应，所以大家也就坚守着挣个200元-300元/天的辛苦钱。

作为新兴崛起的线上预约、线下上门回收垃圾的平台公司，拾尚回收也把自己的用户定位于年轻群体。平台用户画像也显示，用户基本集中在18-45岁群体之间，尤其以中青年女性用户为主。

拾尚回收也尝试过攻克老年群体。在发展早期，依托政府资源，拾尚回收从低值废弃物回收开始做起，但在小区推广的过程中，效果不太理想。

任恺表示：“我们发现，在小区里能够遇到的大部分用户都是老年用户或者比较在意经济激励的用户。对于他们而言，他们更在意纸壳收购价。因为成本等压力，我们主要给予用户积分激励，绿色积分可兑换礼品，相当于0.5元/公斤，而小区里传统收购商是0.6-1.1元/公斤。所以我们只能转换策略，去做线上推广，包括通过支付宝、微博大V、微信公众号等渠道。”

张笛表示：“老年人也弄不懂网络回收，他们就喜欢散着步把纸壳卖了，有时我们还能帮他们做点搬家活，顺带回收旧洗衣机、旧空调等。这种人情交往是线上回收平台取代不了。但如果利润持续这么低，可能我们就换行了，老年人只能去更远的收购站卖垃圾。”

转换策略后，效果出乎意料，拾尚回收的各个平台吸引了大量年轻用户。当下C端用户已超过50万，合作的品牌企业有安姆科等30余家企业。

在任恺看来，越来越多的案例和越来越多的法律法规显示，传统贸易模式在大城市尤其是市区，生存空间已越来越小。现在垃圾回收渠道更多集中在市政托底、智能回收箱以及OTO模式（线上预约下单，相关人员线下上门回收）。“比如牛奶盒、软塑包装等低价值可回收物，越来越多出现在我们生活中，但经济价值很低，不足以支撑它的传统回收价值链，导致越来越多地被扔到废弃物里面。而OTO模式的公司都能统一回收，然后再做集成化的细分，此后分别送至下游不同的再生利用工厂。”任恺表示。

这似乎是一个收益不多，且正在逐渐萎缩的江湖，但对于老年北漂张贵英、北京土著李祥而言，这并不仅仅是一项工作，似乎也意味着某种慰藉。

从职场退休下来后，李祥虽能无缝融进楼下交谈圈，这样的生活方式依旧没办法构成他白天全部的生活。30余年工作让李祥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每天6点多他就会固定醒来，白天困了才会眯一会儿，不困时总想下楼溜达一圈。

于是退休后几个月，捡纸壳成为了他消遣的方式。

有时半夜醒来，李祥会下楼溜达一圈看是否有可捡的纸壳。退休头几年，为了能得到更高的售价，他还会积攒一定的纸壳量后，开车载着废品去附近的几个废品回收站比价格。

一开始，子女强烈反对。女儿总是质问，家里并不缺那几百块钱，一平米几万块钱的房子为什么要堆放着那些垃圾。“每当一说这种问题，我总是懒得回答，只能应付着说那些东西多好。其实是，一是觉得这些东西还没坏就扔了太可惜；二是没处打发时间。我没有什么爱好，不下象棋、不打麻将、年纪大了眼睛有点老花眼也很少刷视频。平时就我和老伴儿俩人，日子长了，自然觉得无聊。”李祥表示。

现在，李祥为了减少子女的抱怨，选择将纸壳堆放的位置转移至老人代步车上，装满一车后就会去售卖一次。几年前，这辆车的功能还停留在接送孙子上幼儿园。

李祥说：“我挺喜欢捡纸壳这件事，感觉精神也好了很多。平时爱吃的糕点、牛肉基本都是靠卖废品的钱买的。除看病买药外，基本可以不动自己的退休金。”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笛、李祥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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