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杀死」了香港半导体

回顾20世纪70至90年代，半导体这一如今愈发重要的产业，在当时就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潜力，短短三四十年的时间里，产能、产值、从业人员等实现了指数级的增长，从曾经仅限于阿波罗11号的登月制导计算机，到中小学生都能上手的教育计算机，富商高官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都和无处不在的晶体管绑在了一起。

生于全球产业转移时期的半导体，更是从一开始就走了全球化的道路，仙童、德州仪器、英特尔、AMD等鼎鼎大名的美国半导体公司，很早就开始向人力资源丰富的东亚迁移封装测试等后端工艺，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顺势夺得市场的主动权。

这也成就了亚洲四小龙的半导体产业，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它们几乎在同一时间迎来了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转移，大量资金技术的流入，让这些地方成为了半导体人才新的乐土，除了外资外，本土半导体企业也在之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台积电、三星、特许……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当年或许不过一座厂房，两三间办公室，数十名员工而已。

如今我们津津乐道于小城寡民实现的半导体奇迹，却往往忽略了四小龙中的最后一位——中国香港，细想一下，与新加坡曾经齐名的它，如今却没几个叫得出名字的半导体企业，半导体巨头们也没选在这里盖晶圆厂，一切就好似从来没有和半导体产生过交集。

谁杀死了香港的半导体产业？

仙童落户，黄金时代

与大部分人认知相反，香港曾是亚洲最早拥有半导体厂的地方。

20世纪50年代末，德州仪器的杰克·基尔比与仙童半导体的罗伯特·诺伊斯先后发明并推出了集成电路技术，而这一技术的潜力，起初并未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原因是当时晶体管技术已十分成熟，贸然转向其他方向就要承担巨大的未知风险。

而敦促德仪仙童等大力发展集成电路的，除了来自美国航天与军方的订单外，还有日本的崛起，50 年代末，日本厂商投入巨资掌握了面向消费者的低质量晶体管的生产技术，到 1959年，日本晶体管的年产量已超过美国公司，其生产的约55%的晶体管用于收音机，70%以上用于出口，受到挤压的美国半导体公司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此时尚处在仙童的诺伊斯，最开始考虑的是有发展底子的日本，不过日本市场却对仙童并不友好，彼时的日本政府阻止了仙童在当地投资建立生产设施，同时迫使仙童以低廉的价格将其专利权转让给NEC，仙童此时面临着生产成本不断提升而销售渠道狭窄的严峻问题。

最终，仙童把目光投向了东亚其他的国家地区，香港作为当时向美国出口消费电子产品的中心，不仅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低，还有很多税收优惠，欧美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制衣、塑胶、电子、玩具行业早已向香港迁移，自然成为了诺伊斯的备选项之一。

诺伊斯找到了仙童的制造主管查尔斯·斯波克(Charles Sporck)，让他去实地考察在香港建厂的可能性，而斯波克发现，彼时香港工人的时薪约为25美分，是美国工人时薪的十分之一。据他回忆，“当地工人比美国工人麻利两倍，还愿意接受更艰苦的工作”，而同事也曾告诉他，“不可能再找到比中国女工更靠谱的工人”。

1962年，仙童半导体租下了香港恒业街上的一家胶鞋厂，并注册了公司，在这里建造了自己在美国之外的*家半导体工厂，这成为了香港半导体产业的起点。

当然，以廉价且丰富劳动力为卖点的香港本身也不会承接复杂的前道工艺，在1963年香港工厂正式投产后，主要生产流程就是仙童在美国生产晶圆，再运到香港进行封装和测试，最终一部分芯片运回美国，剩下的则直接在亚洲销售。

据仙童半导体派往香港的另一位早期美国主管回忆，公司在恒业街出产代号为T105和T106号的塑封晶体管（epoxy transistors），它们主要用在针对民用市场的收音机上，“这两款晶体管的生产流程比其他晶体管需要投入更多人力，这也是由香港工厂负责生产的原因之一。”

在几名美国主管和数千名香港工人“三班倒”的努力下，仅1963年，仙童香港分公司的晶体管产能就达到了1.2亿枚， “这是巨大的成功，我认为它们的质量非常棒，或许因为我们在生产一线部署了工程师，他们非常善于管理人工，同时又真正重视产品质量。” 斯波克表示。

仙童半导体只是60年代里奔赴香港的无数制造企业的缩影，在仙童之后，德州仪器、摩托罗拉、NEC等半导体企业也在香港扎根，开始建设自己的海外工厂。到1970年，香港电子厂的数量达到230家，雇佣工人达3.8万人，香港工业出口占到了总出口的81％，制造业此时也成为了这座港口城市的标志之一。

实业兴起，白银时代

但所有香港工厂的老板都明白一个道理，此时香港制造业的优势，建立在自由贸易和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之上，香港有的，别的地方也能提供，而别的地方有的，香港却未必能提供。

在香港取得成功后，仙童并没有把鸡蛋都放在香港这个篮子里，原因也很简单，亚洲的其他国家地区提供了香港没有的政府补贴和更丰富的土地资源，以及更低的工资，尽管香港工人25美分的时薪只是美国工人的十分之一，但中国台湾工人的日薪却只要19美分，而马来西亚是15美分，新加坡是11美分，韩国工人的时薪更是只有10美分，封装测试本就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仙童德仪以及后来的英特尔AMD，又跑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槟城开设工厂，中国台湾和韩国也有一部分跨国公司迁入。

其中土地资源就是香港制造业的*痛点之一，与我们熟悉的“锯齿顶”“大烟囱”工业带景象不同，香港工业的发展起步于市区，主要以低污染、只需要小型机械设备即可投产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而多数香港工厂就开设于工业大厦内，即所谓的工业上楼，这一特点对于早期的纺织业、塑胶业、玩具业和钟表业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但对于起步较晚的包括半导体在内的电子业来说，显然有些不够。

简单来说，半导体行业对工厂规格有着严格的要求，理想的工厂应该有广阔的单层面积，因为高楼层工厂容易产生振动，影响机器的精度，但香港的高地价让建造单层工厂变成了一种奢望，韩国与台湾兴建自己的*座晶圆厂时，香港的女工还窝在暗无天日的大楼里做着机械而又重复的劳动，而大规模集成电路（LSI）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的出现，让香港大厦里的小作坊愈发跟不上新的科技浪潮。

当然，70年代的香港依旧是亚洲制造业的中心之一，在封装厂落户之后，许多跨国零部件制造商在香港设立市场部门，从事该地区的销售，分销和采购活动等，当时大陆整个电子元器件行业都还非常凋零，本土生产规模有限、质量差、价格高，十分缺乏稳定供应元器件的生产商和分销商，而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贸易港，也承担了向大陆供应电子元器件的职能。

另外，这个时候同样是是港资电子厂创业的高潮，有少部分厂家在创业之初，已确立走高科技路线，生产电路板、存储等尖端零配件，推出电子玩具、液晶显示器、个人电脑、移动电话等崭新产品，不过这部分港资厂创业资金较微薄，初期主攻个别产品，不少公司发展至一定规模后，也兼营零部件和消费产品的生产业务。

数据统计显示，1975年，香港电子产品出口总值为27．57亿港元；1978年则增加了一倍多，为64．64亿港元；1981年，又比1978年增长一倍左右，此时正是香港制造业的*，欣欣向荣的香港也成为当时许多人心目中的东亚中心。

自绝一臂，黑铁时代

七八十年代时，香港尚处在英国的统治之下，而英国的发展思维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香港。

在1980年的财政预算案演说中，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夏鼎基(Philip Haddon-cave)提出了一套自创的“积极不干预模式”，这套模式相信市场、依靠市场，尽可能把问题交给市场，*范围和*程度由市场决定，延续了英国经济自由主义古典学派那种限制政府开支与税收、抑止政府功能与活动范围的传统，只做民间私人做不了、只有政府的集体力量才做得到的事务，将经济活动尽量开放给民间私人企业。

而这套看似打造了香港经济神话的模式，却几乎等于放弃了半导体产业，80年代的时候，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政府都在倾斜大量资源给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一方面积极引进外资与技术，另一方面积极培育本地厂商，香港却在此时当起了甩手掌柜，所谓的积极不干预，通常就是只做配套工作，不做资源倾斜，任凭企业自由发展。

需要知道的是，香港产品收益基本靠出口，其产销直接受国际经济形式影响，伴随着通货膨胀，厂房租金和劳工成本不断提高，元器件价格不断上涨，以往的优势在对比之下迅速丢失殆尽，包括半导体在内的制造业要么迁往珠三角，要么迁往东南亚，而香港本身又相当缺乏半导体人才，这种水土流失的情况在80年代后期变得尤为严重。

时间来到90年代，当时东亚半导体产业已经完成了第二轮的交棒，美国——日本——韩台新，身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并没有沾到多少光，当三星李健熙举起DRAM桂冠，张忠谋为台积电招徕订单之际，维多利亚港口里的集装箱里香港产地的商品却在一天天变少。

但即便如此，香港的半导体还是在90年代迸发出了最后一点星火，摩托罗拉在80年代落户香港，并设立了研发中心，这也让香港具备了自主设计生产芯片的能力，1995年设计的龙珠芯片(DragonBall)，作为当年先进的PDA品牌Palm的处理器推出，其由摩托罗拉旗下香港半导体公司——万力半导体研发，由香港人的团队设计并在香港生产，而万力半导体也是当时香港*的芯片公司，在香港开设了3座半导体测试及封装厂，其中位于大埔的厂房「矽港中心」更是成为了90年代末全亚洲第二大的芯片测试中心。

那么万力半导体最终又走向了何处呢？2002年，在港成立逾30年的万力半导体宣布将大部分生产线迁往天津，原因是香港租金和人工成本高昂，可以说，在进入21世纪后，香港半导体产业基本宣告了消亡。

看着制造业逐步消失，即使是秉持积极不干预的香港政府也并非没有救市的举动。

1998年，时任特首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率先提出：香港“要成为在发展及应用资讯科技方面的全球首要城市，尤其是在电子商业和软件发展上处于领导地位”。

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李嘉诚次子李泽楷响应了这一号召，他认为香港大学附近的薄扶林最有条件复制美国硅谷的成功经验，因此提出了打造“香港硅谷”的建议，即所谓的数码港计划。

1998年3月，香港公布了这一计划，惠普、IBM、甲骨文、雅虎等8家国际著名公司签了意向书，有意入驻。一个月后，意向企业增加至34家，包括爱立信、诺基亚等手机巨头也对数码港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试想一下，当这些巨头纷纷入驻之际，曾经离去的半导体产业未必不能以另一种姿态回归，来自全球各地的芯片设计人才也未尝不能在香港落户。

想法很不错，港府通过划拨的方式将土地批给李泽楷的电讯盈科，大家都冀望着香港能够凭借这一计划复兴制造业，但后者拿到土地后，却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数码港变成了又一个大赚特赚的房地产项目。

与数码港计划同一时间提出的还有矽港计划。1999年7月，汉鼎亚太集团主席徐大麟提出牵头在香港建立6间晶圆厂，希望和中国台湾半导体工程师张汝京合作，把台湾科学园区的发展经验移植至香港。

当时汉鼎亚太要求香港政府以税务优惠和优惠价格拨地200－250公顷土地以兴建晶圆工厂以及其配套设施．但香港媒体却不断以「炒地皮」来质疑这一计划，后面汉鼎亚太退而求其次，更改为租用20－30公顷土地，且地点可以分散，但却始终没获得香港三司的统一，矽港计划最终搁浅。

建晶圆厂得不到支持，搞房地产却大开绿灯，这一讽刺的现实赤裸裸地摆在了香港半导体产业面前。

矽港最终离开了香港，选择了另外一颗东方明珠——上海，随后更名为中芯国际，四年后又回到了那个无立锥之地的香港，只不过这次是在联交所，它敲响钟声那一刻，未必不是在为曾经的半导体产业而哀悼。

谁杀死了香港半导体

香港媒体对目前香港半导体的困境倒是有一个非常清楚明确的认知，它们承认在这个高度经济化社会中，前沿科研偏是最难谈经济效益的事情。

“学生读了博士想任教，大学教授名额是有限的。接着去读博士后、做研究助理，都是拿项目的钱，是soft money，不是职业啊！项目没有了，钱也没有了。”亚洲电动车之父、香港工程科学院副院长陈清泉谈到，“香港学生喜欢做医生、律师、金融，相较之下，理工科那么辛苦，赚不到快钱、娶不到老婆、买不到房子……这都是因为香港缺乏研究员这种明确的职业道路。”

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创校校长倪明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难掩对科研人才不足的遗憾之情：“我培养过很多优秀的毕业生，留在香港的并不多。”他表示，土地限制、基建落后、房价高企等外部因素都阻碍香港高校培育和挽留人才，例如学生若想留校任教，就因教席不足而流向外国；若想创新创业，则只能北上突围。

“内地的科技发展在讲十年磨一剑，香港根本不敢做，甚至不敢想，”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慨叹，“过去三十年，我们还是比较短视一些，大家就想搵钱尽快走，太长远的投资都不去想，所以就搞服务业，做炒卖⋯⋯这种风气应被纠正。”

在半导体产业消退二十多年后，香港学界已经形成了一种观点，归咎于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所谓急功，就是没有长远规划只注重当下，所谓近利，就是只注重经济效益，一切向钱看齐，香港由上至下、政府、商界乃至高校学生，缺乏对科技价值的认知，大家都不相信香港能培育自己的科技产业，并在利用这一产业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

半导体从业者又作何看法呢？

香港上市的晶门半导体是少数历史遗留的本地芯片公司，它是从万力半导体的研发部门分拆出来的一家独立公司，也是目前香港*的芯片设计公司，晶门半导体行政总裁王华志坦言，香港多年来太侧重发展金融业，对创新科技后知后觉，不冷不热，香港的芯片产业早年的问题在于错失良机，现在的问题则是缺乏种子培育人才。

香港芯片设计公司AP Infosense副总裁陈宝珊则表示，港府近年推出的再工业化资助计划微不足道：“1500万元的上限资助可能只够买一部机器，建立一间无尘室至少要过百万，一部机器又要至少几百万至上千万，无尘室有十几部机器同时运作，这只是硬件，还有人工和原材料成本，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金额远远不够。”

他认为，除了资金支持，芯片业界更需要政府出面，协助解决生产设备和技术的许可证问题，有些设备和技术的进口，不能靠企业自己洽商，需要上到政府层面，“例如购买光刻机，如果外国不卖给你，很多研发都做不到”。

事实上，他们大多对香港如今的半导体产业持有悲观态度，当初所谓的积极不干预手段，葬送了这一产业的未来，如今想靠一些小恩小惠来振兴半导体，谈何容易呢？

到底是谁杀死了香港的半导体产业？答案早已呼之欲出，但如今再去找问题根源已无济于事，因为在全球化这一大场景中，流失的产业永远不会真正回归，强扭的瓜不会甜，代工龙头台积电美国建厂都能一波三折，更遑论其他半导体公司了。

而香港半导体的出路具体在何方，恐怕就不是干预或不干预这样的纸上谈兵就能解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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