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失业精英男，已经在靠老婆养活了

白领们选择用“经济形势不好”来解释自己被裁，他们决定继续在技术能力上精进自己，以期待经济好的时候，自己就会重新回到应有的岗位。但被裁的羞耻和失业的自责一直折磨着他们，并且时常让他们陷入抑郁。

2024-02-01 08:13 · 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刘车仔　　

从达拉斯一家互联网公司被裁后，40岁的亚历克斯在短短几个月内投递了几百份简历，也参加了不少招聘会，结果一份offer也没有，他开始对一遍遍的自我介绍感到生理性厌恶。

半年后，他变成了一家牛排馆的推销员。

“你老是得对着那些讨厌的家伙笑脸相迎。这让人烦透了，更别说收入还降了85%……你还得笑，不笑就只能哭了。”

实际上，这不是亚历克斯*次在这家餐厅打工。10年前，考上研究生的那一天，他气宇轩昂地给最后一桌客人买了一瓶红酒，并告诉他们：“除非发生什么重大命运逆转，不然你就是我此生服务的最后一桌客人了。”

如今看来，这变成一个无奈的笑话。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叠加“9·11”后的经济大衰退，使得纳斯达克市值蒸发了三分之二。美国高新技术行业随即大规模裁员，一周之内，硅谷和达拉斯有数千人被裁，亚历克斯就是这么下岗的。

2001年到2004年，人类学家卡丽·莱恩对400多名高新技术工作失业者进行了访谈，其中75名进行了深度且长周期的跟踪采访。她惊讶地发现，这些互联网高新技术白领和高管选择理解公司的决定，在他们眼里，傻乎乎地指望家长式的雇主给他们提供工作保障属于落伍的行为。

卡丽·莱恩。

然而，在不稳定时代，中年失业变成难以挣脱的泥沼，在精英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念下，他们开始把自己当成“一人公司”来经营，也即领英公司联合创始人里德·霍夫曼《至关重要的关系》里所说的“成为自己生活的创业者”。他们接受了所有工作都是临时的，而只有职业生涯管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讽刺的是，支撑这套中产精英新自由主义的生活哲学的，可能是这些中产精英“背后养家的妻子”。

以下内容结合《一人公司》以及新周刊对作者卡丽·莱恩的专访。

中产精英的被裁羞耻

从被叫进办公室谈话到被收走员工卡、被赶出公司大楼，恩里克只用了1个小时。走出公司大门的那一刻，他甚至不知道往哪儿走，也不敢回家。

接下来，他脑海里盘旋着自己被裁的理由，难道“是我没有一周工作70个小时吗”？

当时恩里克35岁左右，是达拉斯一家电信公司的中级工程师兼项目经理，当时他每周工作50个小时，但上司劝说过他多加点班。

电影《在云端》的男主是一名裁员专家，每天的工作是飞到各个地方裁员。

那几年，卡丽·莱恩访谈的便是像恩里克这样的高科技劳动群体，30~50岁的白人男性、至少都有大学学历。大多数人在职年收入在4万~10万美元之间，在主流评估中为中层或者上层偏下阶级。

从2001年的经济衰退开始，一直到2004年年中，美国足足有19%的科技工作岗位蒸发了。达拉斯受到的打击更大，当地流失了近30%的科技工作岗位，比全国平均水平整整高出三分之一。互联网公司拙劣的裁员手法颇受诟病，很多公司甚至连人力资源部都没有，这意味着裁员可能没有任何补偿，有些公司甚至不发通告，员工直到被除名后也还蒙在鼓里，至于电信公司，有时一轮就会裁掉一万多人。

那些年，随着白领裁员变得越来越普遍，财务顾问开始建议人们存足够的钱，以便在失业时能够支付12 个月的生活费，因为许多工人，尤其是中上层阶级工人，正在经历长期失业。当然，这个建议假设了人们有能力储蓄这么多钱，这是一种罕见的特权。而当时一项研究表明，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能在紧急情况下拿出2000美元。

在莱恩采访的中产群体中，很少人认为失业就意味着失去住房或者无法养家糊口，但大多数人几乎都经历了断崖式的消费降级。就恩里克来说，他取消了原本买车的计划，有线电视停了、不喝汽水了、不下馆子了，从失业到那之后的两三个月，他们没有再到外面吃过饭，原本想要修理的东西也先搁置，看牙医的时间也推迟了，最后他们还在家里的车库举行了二手用品大甩卖。

很少人能在几个月内重返职场，回到他们熟悉的工作领域，2002年和2003年的广播和报刊报道记录了全国各地一系列的类似案例——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电信工程师在给美国邮政服务公司打工、互联网天才在GAP卖卡其裤、常春藤名校生在开叉车。

但被裁员除了带来经济危机，更要命的是身份认同的问题。

那些年，莱恩经常出现在求职者们常常参加的交际活动里，在交流中，她发现这些被裁的高新技术白领，大多数认为在被裁员后起诉公司或者要求拿到遣散费是不合理的，相反，他们倾向于认为公司解雇员工完全公平，尽管突然被扫地出门让恩里克感觉自己“像一把被扔掉的办公椅”。

就像另一位被裁员的高新技术白领菲尔·赖特所言：“我不知道有哪家公司会把给人提供就业机会写进他们的章程或者当成公司的目标。你懂吧，没那回事儿。他们做生意是为了提供服务或者产品，不是为了雇人。”当时，赖特47岁，在一家高科技公司干了25年，然后突然被裁了。

在美国，蓝领大规模被裁比白领来得更早，但对于那些制造业工人的失业，白领往往缺乏同情。不少人会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来责备刚失业的蓝领邻居们，因为他们没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比如他们会觉得，汽车工人就是没有为应对后工业化的未来而自我提升的人，所以被淘汰是咎由自取。

但等到这一波裁员来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这群高新技术白领们难免感觉到了“背刺”。在美国几次经济大衰退中，公司越来越重视“灵活”的约聘模式（更容易招聘也更容易被解雇），通过技术外包等寻找海外廉价的白领劳动力，对公司来说也更省钱得多。

在印度寻找更廉价的技术外包成了公司提高经济利润的选择。（图/某外包服务官网）

在这样的情况下，白领们选择用“经济形势不好”来解释自己被裁，他们决定继续在技术能力上精进自己，以期待经济好的时候，自己就会重新回到应有的岗位。

然而，即便嘴上不愿意承认被裁的不公平，但被裁的羞耻和失业的自责一直折磨着他们，并且时常让他们陷入抑郁。

在工作与我们的身份认同和价值感紧密相连的文化中，失业不仅影响经济状况，还具备心理打击作用。对他们来说，*的消极面可能是没有归属感。过去，他们几乎把生活之外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那让他们感觉自己是有价值的，但“现在的感觉好像漂着”，不属于任何地方，失去目标的旷野令人茫然。

许多失业者因此有意识地坚持原来上班的节奏——早起、即使在家里也穿得很专业，有的人则坚持去每天出门，去公共图书馆查阅邮件、修改简历。

也有人在长时间的失业期间开始成为志愿者，比如基思在一段时间内成了警察局的日文志愿翻译，甚至长期加入了保洁俱乐部从事社区清扫；菲尔·赖特虽自称失业者，但他每周都要工作很长时间，给创业公司提供无偿的咨询服务，这会让他们重新感觉到自己的价值。

裁员是必然的吗？

在莱恩力求为美国白领在职业和经济危机中的生活、感受和思考方式描绘的细致图景中，这些失业的高新技术白领们的“一人公司”（即职业生涯管理哲学）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一人公司”职业生涯管理的核心原则之一，即裁员是“自然职业周期”的一部分。因此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创业者，而不是员工，人们要不断提升自己、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以及永远不要对一份工作感到满足。

“职业生涯”可能包含着兼职、短期且多半是约聘（短期合同，并非正式员工，不享受企业福利和假期，需要自己交社保）、失业期、不充分就业期、自谋职业期。这很像当下国内的“自由职业者”所构建的具备吸引力的图景。

莱恩指出，“一人公司” 的巧妙之处，就在于成功将失业/求职的不稳定逆转为一种赞美而非诋毁，同时解除了失业与失败的关联，并将失业与自立自强和不惜一切代价谋求成功的精神联系到了一起。相对应地，这些失业者认为，那些迷恋稳定性的人是缺乏前瞻性的“傻子”。不难想象，这种叙事对白领们来说，道德优越感有多强。

“一人公司”的想法，部分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它也来源于美国长期以来的自力更生和个人主义思想。

1998年，著名的新自由主义图书《谁动了我的奶酪？》出版，它便是这种信念体系的*范例，这种信念体系要求工人对自己的职业成功负全部责任。它表明，成功的关键是一个人的心态，而不是无法控制的系统性问题。这在当时的精英群体中很卖座，让人感觉自己掌控着自己的命运。

但这种理论完全忽视了一个问题：裁员真的是一种自然现象吗？或者说裁员是必然的吗？

在19世纪末的美国，自谋职业是中产的普遍追求，于是公司必须让员工相信，对于志向远大又精明能干的年轻男性来说，忠诚于一家公司工作，直到有一天成为公司掌舵者，才是一个够男人的选项。雇主由此便开始在尚处于萌芽期的福利资本主义制度下为员工提供保险、养老金等各种福利，白领由此产生。

然而如今，裁员和工作不稳定已经成为美国的常态，裁员也有可能出现在效益很好却遵循新的“精简式”管理理念的公司。个中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自动化、去工业化、经济周期以及成本削减（达成这个目标的办法，通常就是将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也就是离岸外包）。莱恩指出，裁员是企业决策的产物，是一种文化、一种政治现象，而非所谓的“自然周期”。

回到那本激动人心的《谁动了我的奶酪》，莱恩说：“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追逐奶酪，但如果雇主决定将其从迷宫中移走，我们实际上只是在追逐自己的尾巴。”

新好男人，和在背后养家的妻子

在职业生涯管理哲学的指导下，这些失业的男性精英们即便从事了蓝领工作，也不认为自己是失败的，他们反而会为自己在尚未找到好工作的情况下、“不惜一切”代价养活家人感到自豪。

恩里克失业一年多后，他和妻子分别从事两份兼职，在生完孩子5年后，妻子安娜重返职场，在一家童装店做销售，每小时7.5美元的时薪，每周工作30个小时左右。

事实上，在达拉斯地区，略过半数的失业科技工作者在丢掉工作时都有在职配偶。也就是说，大多数男性在失业后，家庭经济责任很大程度上由伴侣来承担。

但莱恩敏锐地观察到，这时候失业的男性精英们基本不会使用“依赖”伴侣的收入来形容这种转变。他们反而会强调男性应该尊重和支持妻子的事业，也就是说，在职的中产阶级女性理应乐于承担主要养家的责任，使得失业男性依赖伴侣收入也成为新的男子气概的证明。

在失业期间，恩里克一边做兼职，一边不得不承担起了部分家务、育儿的工作。有趣的是，“家庭煮夫”的新角色，让他对在过去5年里一直作为家庭主妇的安娜多了一份体谅，“这活儿可真够难的”。但他认可自己重回家庭陪伴家人的价值，能屈能伸，这也是很多“家庭煮夫”们的普遍叙事。

曾经有不少研究都认为，失业男性会因为未能履行养家的核心职责而感到挫败，让他们丧失“男人身份”，甚至如果当妻子出去工作，男人可能会因为无力感的加重而对妻子施加暴力。

但莱恩在高新技术领域职员的调查中发现，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以及女性进入职场的障碍被部分清除，许多失业的男性可以依靠“进步男人”的叙事来赢得更多心理空间，这显然有力地证明了，男性毋庸置疑也是女性主义的受益者。当然，除了意识形态的转变之外，还有一个简单的现实，即使是中上层阶级家庭也需要不止一份收入才能达到他们的生活水平。

不过，我们也无法就此对当年的性别平等状况过于乐观。即使在妇女是主要或*经济来源的双亲家庭中，妇女每周在家务和照顾孩子上花费的时间仍然比男性多得多。莱恩说，“20年前，美国家庭中全职做家务的男性大概只占18%”。

在对待失业的态度上，女性的感受可能没有男性那么自我良好。接触了被裁的高新技术女白领接触之后，莱恩发现女性在被裁后反而因为不能承担家庭责任而感到愧疚，这似乎可以理解为一种“独立女性的包袱”。

如果说，对一些男性来说，更多地依赖伴侣标志着他们对婚姻和性别角色采取了一种前卫的态度，那么对女性来说可能是“倒退”的。莱恩的受访者之一，娜塔莉·劳森，一位30岁的网站主管对失业之后更依赖伴侣感到惴惴不安。

尽管她在失业后更多地照顾伴侣了，但她依然觉得自己“付出得太少”，因为自己没有工作，就不算成功。

已经“成功”的过来人，

应该给年轻人一些支持

如今距离这本书最初写成已经过去了13年有余，莱恩发现，尽管有过丰富被裁员经历的中年人和老年人已经对裁员有所预期，他们知道了教育背景、努力工作等都不可能避免被裁员。但最近一波科技巨头的裁员潮中，年轻人依然毫无准备。

她认为，今天的社会或者说教育传达给年轻人的内容与实际情况存在脱节。美国人非常相信个人能动性和积极思考，但如今，任何程度的努力都无法保证工作，“人们失业并不是因为懒惰或生产力低下。这种事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人身上，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似乎必须重新吸取这一教训。”

近些年来，在通胀高企、信贷收紧、需求放缓等多重不利因素冲击下，伴随着经济衰退担忧加剧，不仅科技企业前景堪忧，“白领衰退”似乎也正在美国上演。对此，莱恩认为，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似乎正在发生变化，所谓衰退和萧条的观念应该被重新审视了。

“我们衡量经济的方式，往往完全脱离实际工人的经历和福祉。如果股票上涨并且公司盈利，那么我们就说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低工资、恶劣的工作条件和远远高于报告的失业率（因为该失业率不包括那些放弃寻找工作或已经失业的人，以及因找不到全职工作而选择兼职或合同工）。”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莱恩一直对人们在一定环境中的感受和思考感兴趣，如今责备年轻人不喜欢努力、不想从底层干起仍是一种主流的声音，她对这种声音不敢苟同。

她觉得年轻人因为职业选择而感到沮丧是对的，毕竟他们可以从事的职业变得越来越糟糕，工作时间更长、福利更差、更没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