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来,中国biotech进入被海外MNC快速“收割”的节奏。而近期国内一些并购政策的出台,稍稍打断了一下行业瞄向海外的视线。
9月24日,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行业内将其称为“并购六条”。意见中提出,要进一步强化并购重组资源配置功能。加上4月发布的“国九条”,监管方明显表达了这一周期对并购行为的放松态度。
10月,生物医药行业的并购脚步明显加快。但从收购标的而言,业内普遍认为,资产质量都不算太好。
比如,千红制药参与了方圆制药的破产重整,出资3.90亿元收购后者全部的股权;科源制药则宣布拟收购同为“力诺系”的宏济堂,而后者则出现过被摘牌、业绩暴跌、资金占用等问题。甚至还有跨界收购:主营水泥业务的四川双马以15.9亿元收购了主营多肽原料药的健元医药。
然而,这次并购潮也渐渐蔓延至行业头部企业以及biotech领域。首先是嘉和生物宣布与亿腾医药合并,打响港股18A公司反向收购*枪;而10月31日,又传出中国生物制药(以下简称“中生”)全资孙公司以55%的股份占比收购IVD企业浩欧博的消息,这也成为了“并购六条”发布后首例科创板公司被收购的案例。
但并购趋势对行业的利好影响究竟有多少,很多人还并不确定。
“在中国,并购环境并不成熟。这也就导致了,越是优质、有潜力的资产,越不好估值。”一名医药投资人说。他认为,境内并购在资本环境差的时候确实可以看成是“最后一道保险”;但对于一家管线过硬的biotech,*退出方式依然是IPO或者卖给MNC。
在政策利好的情况下,部分国内药企选择并购的另一层原因,源于如今二级市场的估值区间处于低位,因此需要加上一些价值运作的砝码。但这种价值运作,是否能被企业真正转化成“价值”,其实也有待商榷。
“MNC并购的根本逻辑,在于有专利悬崖的压力,因此它有填补管线的真实需要,而不是考虑自己的股价。”上述投资人说。“这种逻辑和biotech的逻辑更容易对接,核心就是产品层面的东西。但国内并购,要看的东西就太多了。借壳上市之后,好不好还是离不开大环境,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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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小于2?
在最近几起涉及biotech的并购案例中,有些交易会让人产生“看不懂”的感觉。
比如中生和浩欧博的交易。中生的主要业务在于抗肿瘤药、肝病用药、呼吸系统用药、外科/镇痛用药、心脑血管用药几大板块。和很多老牌药企一样,近些年,公司的主要转型主线是从仿创药向创新药过渡。而浩欧博则是一家IVD企业,两者之间存在较大距离。
从10月31日到11月7日,浩欧博股价一路从38.46人民币飙升到95.70人民币,身价涨了2.4倍;而收购方中生则始终疲软,股价一周内依旧徘徊在3.5-3.6港元的区间。
“中生想要通过注资方式实现H回A,从改善流动性的角度而言,这是必然选择。但从标的选择来说,协同效应并不算明显。换句话说,如果两者之间真的像官方通告里写的那样有协同效应的话,那股市曲线不会是这个样子的。”一名基金投资人说到。
IVD和中生原有业务之间的*联系,在于产业链上的承接。但问题在于,中生在转型创新药主线上的进度依然处于还比较早的阶段,很多自研和引进的新项目离落地都很远,如今把资源分散到此前未布局板块,不免让人感到偏离。
当然,并购对于浩欧博的业务提升是更有利的。作为一家IVD企业,中生这种巨无霸企业能为其带来更多平台资源。从协同角度来说,存在创新管线焦虑的中生想要实现资产优化,*的并购方式其实应该选择研发型biotech。但据上述投资人们的观点,其*障碍还在于“优质biotech的并购金额过于昂贵”。
而嘉和生物与亿腾医药的合并同样有这样的问题。
嘉和是一家肿瘤领域的biotech,而亿腾则是一家CSO公司,即主做药品销售代理。和浩欧博的例子一样,两者存在上下游的业务关系,但实际协同效应也缺乏想象空间。
2020年9月开始,亿腾医药先后5次提交上市资料,拟港股上市,但最终未果。其主要原因在于公司的商业模式不被看好。自从集采的影响深化,CSO作为“中间商”的作用就越来越小。对于被收购方嘉和而言,这一逻辑也很难在未来被打破,即使创新药产品能够上市,亿腾在其间是否可以加持销售,也很难说。
更不必说,嘉和生物从团队、现金流、商业化进度等方面都陷入胶着好一阵子了。公司下一个最有希望的管线CDK4/6抑制剂,目前最需要的是提高临床速度。而在这一点上,亿腾医药也没法给太多。
总的来说,药企想要通过并购方式调整自身估值空间,这本身没有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并购六条”发布之后,行业内并未出现以产品本身为关联基点的交易。在资本价值大于产品价值的交易趋势下,并购很难在目前阶段成为行业内的通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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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海外的PK
当国内的并购案例越来越多的同时,海外生物医药行业的并购速度也在回升。据21世纪新健康研究院初步统计,2024年上半年,全球生物医药行业共发生34笔并购,总金额超619亿美元。
中国biotech也迅速融入这一潮流:2023年12月,阿斯利康签署了一项以12亿美元收购中国亘喜生物的协议,为MNC全资收购中国biotech开了一个好头;今年1月,诺华收购信瑞诺,加上此前对合资方Chinook的收购,总交易金额达35亿美元;4月,Nuvation Bio以全股票交易方式收购葆元医药;同月,丹麦药企健玛保以18亿美元现金收购普方生物。
“和MNC交易的主要吸引力在于,首先是对方倾向于全现金交易,对于背后的投资团队来说更优;其次是溢价空间较大;最后是MNC强大的科学和销售团队,对于biotech的体系建设肯定是好事。”上述投资人这样解释道。
从MNC的收购兴趣来看,被收购中国biotech的核心管线集中在CAR-T、ADC等抗肿瘤新疗法。除去以上已确定的案例,此前传闻的传奇生物与强生的并购交易、以及7月路透社曝出的“赛诺菲已经过会讨论收购中国biotech标的”的消息,也引起业内强烈期待。
在上述投资人看来,目前中国的头部pharma,还不具备消化优质biotech的能力和意愿。“*的差别还是在于集采承压。药企有营业危机,新疗法的管线又非常烧钱,即使买得起也养不起;而且从回报的角度来说,花大价钱买下一家biotech,未来依然要面临集采天花板,其实划不来。”
因此,对于中国pharma而言,*利用本土资源的方式还是走BD交易。但对于biotech来说,最近一年BD的吸引力也在明显下降。“主要原因就是BD之后该怎么办?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把最重要的管线卖掉之后,IPO的可能会变得更小。寒冬里,可能一家biotech手里只剩下一两个管线了,后续融资怎么办?”
如今,对于创新意愿依然强烈的biotech而言,如何实现在本土“内循环”,依然是一道难题。因此,向上走、向外“卷”,依然是大部分这类企业的主流选择。而这些企业的底层资产:产品以外的平台、团队,都是后续寻求退出渠道时的关键增值点,无论是并购还是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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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biotech标的
其实,从去年开始,也就是政策条件还未成型之前,国内的不少药企就自发开启了重组行为。
根据动脉网数据,在去年7月-10月的220个并购事件中,买方与披露方有关联关系的交易占比约60%(包含公司本身、全资子公司、上市子公司、参股股东等),这也证明了企业并购的内在动力大多在于重新梳理、分配内部资产。
这种“左手倒右手”的交易方式,往往额度有限,对于资本市场和业务注入而言,都属于小动作。而市场上“大动作”的并购案例,往往还是以扩展规模为主要目的,比如华润医药体系在过去五年间完成了4家上市公司的收购,共花费超过136亿元,收购标的依然横向展开,以普药、中成药为主。同样的还有今年2月,国药集团宣布以154.5亿港元总代价私有化中国中药。
而再追溯至上一轮的并购放松周期,即2015-16年,那时很多药企的转型之路还没有开启,传统化药仍然占并购业务的大头。因此,可以说:医药行业中的并购,对于biotech标的来说是比较陌生的。
这也使得如今的并购交易,和此前具有不同的特征。“原先是强强联手,但现在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意思。”上述投资人说到。在他了解的几次近期并购谈判中,biotech都处于弱势地位,因为“没有盈利就没有谈判权”。
在他看来,尽管政策已经放开,但目前行业内针对biotech的并购并未形成成熟的体系和规则。对于传统制药型企业,财务团队一般根据业绩报表进行财务评估,最终估值确定性比较高;但对于biotech而言,“几乎没有什么规律可言。跟融资情况、项目阶段、销售上有没有相关性,背后的投资机构怎么参与谈判,都有一定关系。”
而在海外,收购biotech则有比较高的估值确定性。业内会参考已发生的同类(即相似的研发领域、核心管线竞争力等)收购案例,生成一个比较公允的“公道价”。
总的来看,在目前已经发生的案例中,需要重调估值的行业巨头,和需要注资的优质biotech之间,还未真正通过并购走到一起。显然,从资本运作的价值而言,biotech的估值高、成长周期长,相对于其它可以轻易撬动投资的生物医药领域来说,并不算一个“物美价廉”的杠杆;而对于biotech来说,国内行业巨头从开价、赋能等角度来说,也不如MNC有吸引力。
然而,从更长远的创新价值来看,药企之间的研发互补是必要的。因此,国内需要更多的biotech并购标的,以小体量更快地催化创新药管线。而至于未来该如何推进,除了政策的拐杖以外,依然需要行业的自行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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